李开发：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现状与前景研究1-2

　　第二部分：2004“郎顾之争”及质疑与批判中国国企产权改革风暴

　　一、“郎顾之争”的与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时代背景

　　回首中国国有企业改革开放以来27年的发展历程，大致上可分为三个阶段：1978—1988的全面成功阶段，即举国上下歌颂改革的春风的十年，也是改革全社会得到实惠的十年。 但国有企业经济情况已经处于危机四伏状态、只是因为国家提供贷款担保、政策扶持中依然处于国家的保护之中。第二阶段是1989年到1998年，这个十年，是国有企业优势跌落、困难重重、努力挣扎的十年，是国有企业获得实惠与出现困难并存的十年，也是叹息的十年。多数企业问题成堆，特别是缺少国家扶持的企业更是生存困难。“砸三铁”无功而返，清理三角债过后又形成新的三角债，在生产经营的众多领域中，在三资企业与乡镇企业与个人体私营企业的竞争中，国有企业市场相对缩小、成本日益上升、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腐败的问题、管理的问题、体制的问题全面浮现，全面改革普遍开始，管理的办法、股票上市的办法、承包与租赁的办法只是在部分企业有了效果，但总体上不能改变竞争领域国有企业每况愈下的状况。第三阶段是1998年以来的全面推动的产权制度改革，实惠不能再给，既得利益每天受损，对将来的前景的担心与眼前利益的丧失，使得改革面临全面的阻力。越来越多的怀疑与反对之声，各种矛盾激化的因素已经日益暴露，改革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

　　二、郎顾之争的风暴突起与信息时代获得的巨大社会反响

　　郎咸平先生，著名经济学家，财务专家，出生于台湾，求学于美国，1986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财务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为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讲座教授，主要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小股民权益的课题。

　　2002年以来年，郎咸平教授用财务分析方法研究预言德隆的衰败获得成功，一举获得股民的“郎监管“的好评。2004年以来，郎咸平发起对众多中国知名国有企业的内在问题的尖锐质疑与批判。

　　2004年6月17日，郎咸平质疑TCL产权改革方案。

　　2004年8月2日，郎咸平四问海尔管理层，试图得出海尔高管人员曲线完成MBO的结论。

　　2004年08月11日，郎咸平质疑顾雏军，“七板斧”伎俩席卷国家财富。郎咸平将顾雏军的巧取豪夺归纳为“七大板斧”——安营扎寨、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投桃报李、洗个大澡、相貌迎人以及借鸡生蛋。

　　2004年11月，郎咸平质疑长虹倪润峰的曲线MBO路线。

　　2005年5月，郎咸平质疑长虹集团继任领导人再次推行曲线MBO路线，并且对倪润峰主政时的曲线MBO的过程归纳为“倪氏吸星大法。”

　　2005年7月29日，被郎咸平痛批的格林柯尔(资讯 行情 论坛)董事局主席、科龙董事局主席顾雏军因涉嫌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被公安部门刑事拘留。9月8日，格林柯尔氏的科龙易手，青岛海信集团进入科龙，“郎顾之争”告一段落。

　　从郎咸平质疑几家知名企业的产权改革到现在，历时近一年半。郎咸平对中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批判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与轰动效应。由于事关数千万个家庭与三亿以上人口的切身利益，事关传统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主人公地位，因此极其敏感，极其尖锐。数以千万计的企业职工，企业界，财经界，法律界，各个流派的代表人物无不赤膊上阵，“挺郎派”与“倒郎派”，主流派，非主流派，新自由主义，新左派，新实践派，中间派，骑墙派，法律专家，纷纷参与进来，各抒已见。全社会对这场建国以来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参加人数最多的政治与经济理论纷争给予高度关注。数百家平面媒体，上千家网络媒体，无不以很大的篇幅发表或转载相关文章。特别应该关注的是，万千网民中大量弱势群体的激情与愤怒溢于言表，留言动辄数万条，可以说是一场关于中国国企产权改革的“世纪风波”。这场是与非的辩论正在深刻影响着整个国家的改革进程。

　　请看天津一位学者的评价：这场“郎风暴”骤起，无论是主流学派还是非主流学派，都感到很突然，彼此都缺乏应对的充分思想准备，经济学界曾一度集体失语。其实，这场思想风暴的到来决非偶然。它是新自由主义在中国愈演愈烈地盛行多年，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负面影响和危害后必然导致的后果。由于在长期不断重复引进、输入、传播新自由主义，使新自由主义日益渗透到某些权力机关决策层，成为一些单位改革的指导思想。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系列改革举措，导致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承担了巨大沉重的改革代价，使其中大批企业由生机勃勃走向破败困境；在促使社会主义国有小企业和集体企业几乎被卖光、送光的情况下，针对属于骨干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借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之机，扭转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大造国企产权私有化舆论，以便使这个新剥削阶级联盟能够共同瓜分最后这一大笔工人阶级长期艰苦创业积累的国有资产，实现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这个梦想，而广大工农群众却屡遭剥夺，被逼向更加艰难的困境，因而不得不此起彼伏地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斗争。当前的这场思想风暴，正是这种社会矛盾激化的现实必然要折射到意识形态领域的集中反映和表现。(引自《评郎咸平现象》)。这说明郎咸平现象带来的问题已经远远跨越了经济领域，其影响的深刻与政治冲击波的力量不容低估。

　　三、郎咸平的主要观点及其政治含义

　　郎咸平的主要观点：

　　1.郎氏认为，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产权进行改革的分析是错误的，国有企业是容易搞好的。产权改革没有必要。(在香港上市的国有企业效益比民营企业效益好)国有企业产权虚置的说法是主流经济学家拍脑袋的结果。

　　2.郎氏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做法是错误的，“国退民进”是国有企业负责人、民营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合谋瓜分国有资产，民营企业在“国退民进”中狂欢。

　　3、郎氏认为，应立即停止MBO，国企领导人有意搞亏企业然后自卖自买，造成国有资产的严重流失。

　　4、郎咸平认为，国有企业亏损根源是国有企业领导人作为保姆想当主人，中国国有企业领导人都没有信托责任，关键是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5、郎咸平认为，中国改革的指导思想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国的改革政策是经济学家拍脑袋的结果。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市场化改革是剥夺中国老百姓的改革。

　　郎咸平作为一个从事财务分析的香港经济学家，他关于国企改革的言论可以作为我们的借鉴，他提出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及建立法制社会也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炒作和包装自己也是允许的。但是，问题的本质在于：郎无视中国国有企业多年来积累的矛盾与存在的问题，无视中国国企改革问题的复杂性，把改革中的部分问题作为普遍现象来批判中国的改革，进而否定中国改革的方向，其负面影响是极其严重的。郎氏的观点不仅其主要理由与事实相背离，他的关于中国改革指导思想是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观点更是从政治的合法性层面上有颠覆改革全局的作用。他从个别案例出发，夸大中国改革中的错误，在表面上代表了在改革过程中利益受损的群体，同时有个人沽名钓誉的特征，实际上迎合了社会上左的反对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势力和右的要求全面西方化的势力的共同需要。从实际情况看，郎氏理念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局，极大地干扰与阻碍着正处于攻坚困难时刻的全面改革进程。郎氏关于中国改革的理论应该得到全面清算。

　　郎咸平理论大行其道的根源在于，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是探索中的产物，中国国有企业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缺陷一定要改革，否则了无生机。中国不全面推进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无以实现繁荣。举国公认的事实是，建立经济特区与发展三资企业对中国改革开放起着巨大的作用。党和政府为改变城市与农村的二元化经济格局、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而发展乡镇企业的政策与措施是非常正确的，它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广泛的生机，乡镇工业为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也带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巨大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是以解决城乡居民难以就业和填补市场经济空白为起点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式，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许多波折，终于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的繁荣进步，没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就不存在中国家繁荣与进步。没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国有经济的巨大发展。中国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是体制型的、累积型的，国有企业的生命力在于改革。

　　针对中国国有企业缺乏体制动力与内在活力的情况，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选择了渐进的逐步推进的方式，这种方式保持了社会的稳定与繁荣，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防止了意识形态的纷争延缓改革进程。渐进带来了一些改革不完善，探索性与实践性使改革在发展过程了积累了许多问题。当这些问题越积越多的时候，人民群众从改革中获得的直接利益越来越少的时候，对改革的质疑与批评也是一定会有的。然而，“郎顾之争”中出现的问题有诸多反常现象，需要加以分析以提高我们的认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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