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称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 提倡发展重化工业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基金会秘书长樊纲(图片来源：新浪财经)

　　“对中国来讲，任何一个就业岗位将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能大笔一挥，说这个我们不干了，说我们不要了，这不行。”樊纲说

　　本报记者 陈雪频 发自上海

　　“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中国也能成为世界工厂。”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教授 日前在第一财经“财经大讲堂”节目中旗帜鲜明地表示。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下表达这样的观点，这种声音的另一面是从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到媒体的许多中国人并不满足于做世界工厂，他们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产业。

　　要不要成为世界工厂？

　　樊纲认为，从技术进步发展的角度，中国只有先做好世界工厂，才可能做好世界实验室，服务业才有可能有更好的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才可能稳固。但他更多地是从就业方面的考虑来论证这个问题的——因为农民问题、低收入阶层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都是中国社会经济中最大的问题，而解决这些问题则中国必须成为世界工厂。

　　“要不要成为世界工厂？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就业问题，是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实现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问题。”樊纲说。他认为，按照中国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的要求，中国将来还需要转移出两亿到两亿五的农业劳动力人口，才可能解决现在的收入差距问题。而转移农业劳动力人口的最有效方式，便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按照2001年的劳工组织的数据，全世界制造业的劳动力总人口大约一亿六千万，其中中国八千万，其他35个主要制造业国家八千万，其中还有一半在发展中国家。樊纲说：“由此可见，就业机会还是非常珍贵的。我们一定要抓住现有的就业机会，尽可能创造就业机会，千万不要让它流失到别的国家去，而尽可能把别的国家的就业机会吸引到我们中国来。”

　　“为了中国不陷入由于收入差距扩大造成的社会危机和社会矛盾当中去，我们必须大力创造就业机会，”樊纲说，“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不同意有人说，我们这个不要干那个不要干，任何一个就业岗位都是宝贵的。我们已经创造劳动密集型的这些就业岗位一定要巩固住，也许一个企业要升级换代而放弃那些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个就业机会一定要留在中国。”

　　“在我看来能够创造就业的产业就是最光荣的产业。”樊纲对现在从媒体、政府到学者都瞧不起劳动密集型产生的态度颇不以为然，“最理想的状态是把世界资源拉过来放在中国生产来创造我们的就业岗位，这些就业岗位不仅为我们生产，而且要为世界生产，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工厂，尽可能让更多的就业岗位长期保留在中国。”

　　除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樊纲还认为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重化工业。他说：“有人说重化工业创造的就业机会不多，这是不对的。重化工业本身也许随着自动化程度提高需要的人越来越少，但是为重化工业前前后后服务的这些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比如说一个大型的钢铁厂也许只有二三万的钢铁工人，但是周围为这家工厂服务的就业岗位就可能是三五十万。”

　　“对中国来讲，任何一个就业岗位将来都是非常宝贵的。我们不能大笔一挥，说这个我们不干了，说我们不要了，这不行。”樊纲说。

　　基于扩充产业结构的考虑，樊纲说：“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从解决几亿农民进一步进城的问题出发，我们需要在今后几十年的时间里，即使我们能够造更多的飞船、导弹，我们仍然要生产皮鞋、袜子。我们要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面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要保持世界上最宽的一个产业谱，才能够解决我们最大的人口大国的就业问题。”

　　能不能成为世界工厂？

　　樊纲认为中国不仅必须成为世界工厂，而且能够成为世界工厂。而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的依据主要基于以下四个要素：第一是劳动力的成本优势会得以继续保持；第二是需要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重化工业保持技术创新；第三是需要解决体制改革的问题，包括资本市场改革和政府机制改革；第四是必须解决好约束中国发展的资源和环境污染等问题。

　　樊纲对第一个成功要素充满信心。他说：“我们还有两亿到两亿五的农村劳动力人口需要逐步转移出来，这也决定了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价格不会涨得太多，在世界上依然是有竞争力的。这是我们能够发展各种制造业的一个基础。只有当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仍然存在，我们就有机会把那些宝贵的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继续留在中国。”

　　对于第二个成功要素，樊纲认为这将决定中国能不能成为一个创新的社会，这一点对于成为世界工厂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创新不仅仅是高新科技产业的问题，所有的制造业包括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有一个创新的问题。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重化工业要想在中国有更大的发展，今后也需要有大量的创新，才能够使中国的这些产业在世界上保持长久的竞争力。”

　　樊纲认为导致中国许多企业竞争力低下的原因还在于体制上的缺陷，因此需要进行体制上的改革。“如果不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我们也没法成为世界工厂。”他说，“如果我们在资本市场和政府机制的改革进一步深入下去，就会提升我们整个产业对资源运用的效率，我们在这方面的竞争力也会不断地改善，从而使得我们各行各业都越来越具有竞争力。”

　　樊纲认为资源约束确实成了中国发展重化工业的一个瓶颈要素，但不能因此而放弃搞重化工业，关键的问题在于要提高资源运用的效率。他说：“从经济学角度看问题，资源约束从来不能够限制经济的发展。日本的例子告诉我们，你可以没有资源，但是只要你有效率，你就能够搞重化工业。日本是资源最稀缺的国家，但是日本成了世界上利用资源率最高的国家。”

　　“一种积极的态度是我们要努力去提高我们的资源利用的效率，积极地去搞重化工业。”樊纲说，“而不是说我们投降了，我们不搞重化工业了，这不叫新型工业化道路，那叫反工业化道路，那是懦夫的道路。”

　　樊纲认为，我们也不可能再靠大量的污染来换取我们重化工业的发展，但是没有污染仍然是可以发展重化工业的。他说：“我们需要改进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提高其他方面的竞争力来弥补这块的损失，或者在治污方面的效率能够比欧洲比美国更有效率一点。发展重化工业并不一定就加大污染的代价，也更不是因为治理污染而竞争力必然低下。”

　　(相关电视节目将在2月25日(周六)23：05分首播,2月26(周日)13：50、18：50以及3月4日(周六)13：50重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