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取消人口流动限制 城市化是剩余劳力出路

　　中国的城市化程度滞后，造成中国经济和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滞后。中国需要尽快取消人口流动限制，推动和加速城市化，促进非农业和服务部门吸纳更多就业人口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城市化滞后的问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到。对中国城市化滞后的严重性及其恶果，很多人认识不足。我认为现在不能消极等待，需要政府拿出办法来积极推动城市化。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快速改革户口制度，允许迁移和居住自由。

　　按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国现时的城市化程度应该在42%到46%之间。用数字来说，中国的城市本来应该容纳另外1.2亿到1.8亿的农村人口。但是由于行政的限制政策，这部分人口仍然留在农村。从整个国家来看，推动城市化，鼓励农民进城，是解决中国就业的有效战略，也是根治不发达国家类型失业的根本手段。

　　剩余劳力需要出路

　　中国目前失业问题比较严重，城镇估计有2千万下岗待岗劳力，目前农村有1.5亿剩余劳力。中国的失业有转型经济和不发达经济的双重原因。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失业大量增加。这是因为：第一，经济结构的调整使生产面向市场，从而使原来指令计划体制下缺乏市场需求的盲目生产下马，造成这些部门和企业的职工失业。第二，竞争和私有化使企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企业为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不得不裁减冗员。这类失业主要发生在城镇。

　　除了转型国家的通病以外，与东欧苏联不同，中国还处于经济发展的低级阶段，资本不足。城市和现代经济规模太小，不足以大规模吸收农村的转移劳力。在中国农村，商品经济和服务业落后，第三产业部门创造的就业很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沿海地区的带动下，特别是在港台资本的直接投资下，发展了出口导向的劳力密集工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大量农村剩余劳力流向沿海地区，大城市，以及其他城镇，大大减轻了农村剩余劳力的压力。改革的20年中经济发展已经吸收了近2亿的农村劳力。即便如此，中国农村仍有1.2亿到1.5亿劳力。靠乡镇企业发展来解决就业的潜力已经有限。

　　城市化促进第三产业就业

　　要解决这些剩余劳力的出路，按照世界其他国家发展的历史来看，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靠第三产业部门的发展以及该部门就业的增加来吸收劳力，而发展第三产业或服务业部门，一个关键的要素是城市化。

　　中国过去长期以来实行户口政策，管制人口流动，强迫人口留在农村，这种政策阻碍了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城市化滞后，相应地也造成了

中国经济和就业结构中第三产业的滞后。

　　中国非农业部门的就业比重是比较低的。印度的人均收入低于中国，但是在非农业部门、在服务行业的就业比重，比中国高。1990年中国人均产值按购买力平价(以1987年价格为基数)算是1376美元，印度是982美元，中国高。但是，中国在非农业部门的劳力就业比重仅为27.8%，而印度为36%。中国服务部门就业的占全部劳力的12.5%，而印度占17.5%。

　　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城市化是决定发展过程中经济和就业结构改善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化程度提高一个百分点，非农业就业可以提高0.72个百分点，约增加490万非农业就业机会。

　　假如我们能够按照上述比例调整就业结构，非农业部门就业可以增加十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可以从农业剩余劳力中转移7000万。这远远高于单靠增加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因此说，促进就业结构的调整的最有效的方式是推进城市化。

　　应取消人口流动限制

　　和中国城市化密切相关的是有步骤地发展城市，鼓励农民进城。中国目前6000万流动人口中，估计有3000万已有相当固定的工作城市。其中很大部分在同一地点已工作多年。

　　从世界发展的经验和城市工程技术的发展来看，城市的规模效应超过了它的负面影响，现代技术甚至可以使城市的污染处理比分散农村的处理更为有效。

　　因此，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都可以有计划地让已有稳定工作多年的移民定居下来。其它中小型城市也可以积极扩大规模，让农村人口向城市集中。

　　加速城市化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基建投资，并以乘数效应创造就业。发展城市要对交通，住宅，通信，水电供应，教育服务设施等等进行巨大投资。这些建设本身就需要雇佣大量人员。对城市化在财政、信贷上加以扶植，可以大大加快就业机会的创造。

　　外来劳力对城市就业市场有两种效果，一是互补效果。外来劳力增加了对管理人员和消费的需要，给城市居民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二是竞争效果。外来劳力在低工资、强劳力、不怕脏累等方面比城市劳力更有

竞争力，可能对城市中非熟练工人造成竞争压力。

　　总体上说，农民进城对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一定是正面的，但是各城市出于本地居民的压力，自然会采取种种限制措施。中央政府必须在对城市居民提供社会保障的条件下，尽量取消这些限制。

　　(作者为美国俄亥俄州立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所长，经济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