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用NDP考核地方官

　　地方政府对GDP 的简单追逐，带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房地产泡沫、环境破坏以及忽视劳工安全等系列问题。中国应用NDP代替GDP来衡量地方政绩，以唤起地方的成本意识

　　最近的一些环境灾难表明，中国需要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对GDP的盲目追求，导致人们忽略了增长质量问题。我认为中国应该转变它对经济产出的核算方式，使所有成本都得到体现，从而刺激地方政府注重成本。

　　中国在衡量经济产出的时候，应该加入三个方面的成本。首先应该从GDP中减掉石油、土地等方面的投入成本。其次应该从GDP中减去因工带来的人员死伤成本。再次中国国家环保局应该把环境成本分摊到各省，以便各省在计算GDP的时候扣除分摊到的这部分环境成本。在抽掉这三部分成本之后，剩下的就是国内生产净值(NDP：Net Domestic Prudoct)。我认为，用NDP来衡量地方政绩，可以提高中国效益。

　　如果去除自然资源成本和土地成本，那么中国的经济产出值可能要降低6-7%。另外还有6-7%可以作为环境成本和因工死伤成本从经济产出值中扣除。此外，有些经济活动带来的呆账也应该扣除。上一轮商业周期中，呆账总额高达40%。要估计本轮周期中的呆账还为时尚早。

　　哈尔滨水污染事件的教训

　　两周前的

吉林化工(资讯 行情 论坛)厂爆炸事件，使大量苯流入位于中国东北的松花江。哈尔滨被迫停水四天。未来几天，污水还可能进入俄罗斯一些沿海省份。这次事故提供了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中国的工业化带来了巨大的环境代价。

　　工业化过程不可避免会带来环境恶化。但是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对环境恶化加以限制。所谓“发展中国家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的流行说法，并不适用于中国。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达到了1500美元，但是在全世界1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中国就占了8个。“先污染后治理”的做法，会给中国带来大规模的健康危机。

　　最近几年，环境相关的成本渐渐凸显。中国70-80%的江河和湖泊遭到污染。尽管城市居民可以饮用净化水，但占总人口约60%的农村地区人口却只能依靠这些未经净化的水源。当前的经济繁荣并没有给农村人口带来多少收入的增长，相反他们却承受了不成比例的污染后果。这不利于社会稳定。

　　现在，环境治理应该也可能要成为首要任务了。总的治理成本难以预测。当务之急是净化水资源和改善空气质量。我推测，总的治理成本会在2000亿美元左右。这个数量看起来很大，但是比较一下今年1万亿美元的固定投资额，这个数额应该是支付得起的。

　　中国1万亿美元的固定投资里边，相当一部分是一种浪费。空置的楼房和利用率过低的公路到处可见。若将这些固定投资中的有些部分用于环境治理，收效会大得多。

　　用NDP激励地方政府

　　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分散，主要由各地政府主导。对各地政府的激励方式，决定了

中国经济的整体表现。目前中央政府在衡量地方政府业绩时，唯一可以量化的考核指标就是GDP.这导致地方政府单线追求固定投资，并漠视环境成本、劳工条件，以及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

　　我们认为，如果不改变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方式，中国经济将很难取得良好发展。必须要用可以量化的目标来激励地方政府。中国如此之大，中央政府如果采用一些模糊目标，很难对地方政府进行有效管理。GDP这个考核指标，可以平行计量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

　　对GDP指标加以改进，我们可能会得到一个更有效的考核指标。比如说，资源消耗是很容易计算的。国家相关部门应该把自然资源和土地的价值从GDP中扣除。这些资源都是有市场价格的。

　　中国应该将因工带来的人员死伤标准化，以便核算成本。各个省份都应该公布这方面的成本，并将它们从GDP中扣除。

　　环境成本很难估算。但还是有可能召集环保总局的国际专家，把环境成本分摊到每个城市，这样每个城市在计算GDP时，可以把分摊到的环境成本从GDP中扣除。

　　GDP扣除了自然资源、土地、劳工死伤以及环境成本之后，实际上就是一国经济的净附加值。可以把这个净值称作国内生产净值。中央政府应该用NDP取代GDP，来对各地政府进行考核。

　　由于NDP是一个净附加值的概念，它可以减少低效行为。举例来说，中国煤炭储量有限，因此对中国而言，更为有效的做法是，保留本国煤炭存量以备后用，同时从国外进口煤炭。但是在以GDP作为考核指标的情况下，政府挖煤越多，对它越有好处。若是以NDP来考核，就可以减少这种反向刺激。

　　另一个例子是乱卖土地的问题。为了给固定投资集资，各地政府加紧卖土地圈钱。我认为采用NDP指标也可以使这种行为得到控制。

　　环保和低能耗技术面临商机

　　投资的低回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环境的极度恶化、过多的劳工死伤……种种迹象都表明，中国数量驱动型发展政策必须尽快改变。如果真的转变过来，那么有些投资机会将减少，而其他一些投资机会则会增加。

　　首先，环保能力在中国将会成为很大的商业优势。一些擅长净化水源和空气的企业，在未来几年中可能拥有更多商机。一些注重环保的产品，比如更高效的机动车引擎，可能会有更大发展空间。

　　其次，一些污染性产业需要付出更高的环境成本。化工厂今后将受到更严格的环保标准限制，它们的投资和运作成本将大幅上升。钢铁等重工业也将不得不支付更多与环境相关的费用。一个可能的后果是重工业的合并，而迄今为止，地方政府一直抵制对重工业的合并。

　　举例来说，炼焦煤的价格可能会提高。炼焦煤在中国这么廉价，就是因为它对环境的破坏没有被计入价格。炼焦煤价格的提高，可能会给钢铁生产商带来边际利润压力。

　　此外，中国可能会鼓励提高

能源效率。“十一五”规划有一个很重要的量化指标，就是要使每单元GDP的能耗降低20%。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技术可能会占据很大的优势。这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的一个主要投资机会。

　　总之，中国的发展政策必须要由数量驱动型转变为质量驱动型。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依靠低成本发展的那些污染性产业将受到影响。我相信，那些环保技术以及有效利用能源的技术将得到大力发展。(徐寒梅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