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17日专栏之竞选：美国政治秀的高潮

　　

新浪专栏作者王利芬。（资料图片）

　　王利芬，新浪专栏作者，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法学学士、文学评论专业硕士和文学博士，1995年至1999年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三个栏目中任记者、2000年至2003年底任《对话》栏目任制片人兼主持人。2003年至2004担任《经济信息联播》、《全球资讯榜》、《第一时间》、《经济半小时》总制片人。2004年九月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美国电视媒体，回国后正在写作一本有关美国电视媒体的书，此书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11月14-11月18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王利芬。----编者按

　　            竞选：美国政治秀的高潮     11月17日  星期四

　　文 摄影/王利芬

　　2004年9月我来美国时恰好遇到四年一次总统大选，从九月份到次年一月底总统宣布就职这一过程通过电视媒体以及周围的谈论和各种论坛，我看了每一场总统的辩论，算是初步领略了美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幕。我至今还记得当天在俄亥俄州计票时我守在电视机前看最后选举结果的情形，因太困只好先睡了。第二天得知布什比KERRY多三百多万张票已获胜。第二天下午布鲁金斯通知JOHN KERRY会在下午进行一个宣布失败的演讲。当时布鲁金斯外交中心的五楼会议室的挤了很多的人，有一些人的双眼还是红红的，情绪比较激动。那天我印象最深的并不是他的败北，而是他那个演讲的感人，他的绅士风度和一种让人说不出的优秀。面对一步之遥的总统职位远去，那样的风度和表达让人惊讶一个人还可以这样从容和优雅，实际上从那次演讲后我对他更加佩服。当然我也能看出来他一直在控制着的一种失望，然而一种良好的教养已将这种失望隐藏得十分的得体。

　　看完他的讲演后在楼道遇到了同是访问学者的李凯如(KENNETH LIEBERTHAL)，他曾是KERRY竞选中负责亚洲外交政策的高级顾问。我说，KEN你觉得如何？他摇着头说我必须接受这个结果，这就是民主。

　　为了了解竞选过程，我采访了KERRY竞选班子中的经济政策主任JASON FURMAN和参加组织华裔社区总统竞选活动的唯一华人薛海培。

　　采访KERRY竞选班子经济方面负责人 JASON FURMAN

    与KERRY竞选班子经济组负责人JASON FURMAN合影。

　　每天做什么？怎么做？

　　王利芬：首先感谢你能接受我的访问，您能选告诉我您这个职务主要负责一些什么样的事务吗？

　　J：在美国的政治竞选中，你必须有一些比现任政府更高明或者说能给选民有一些选择的好的经济政策，比如一个详细的税收计划，预算计划，社会保障计划，和贸易计划。你需要设想被问的任何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可能被记者问到，有可能被选民问到，也有可能被某些社会团体问到，有很多问题问得极其详细，你必须设想KERRY被问到比如说美国与老挝的经贸关系这样的问题。作为KERRY竞选班子中的经济政策主任，我只有少量的固定员工，大量的依靠的是志愿者，有一些志愿者是前政府的官员。

　　王利芬：有多少志愿者为您工作呢？

　　J：有将近50位做相关方面的工作。

　　王利芬：他们是怎么来的呢，从网上申请的吗？

　　J：不是的，这些人我都有所了解，他们有可能是顶级的经济学家，前政府官员，我曾在克林顿政府中工作过，所以有很多我了解。因为竞选开始后很紧张，时间很少，你必须找一些值得信任的人来一起工作。大约有10位主要的人士会做贸易政策方面的工作，10位在税收政策上，其它的人会做关于预算方面的工作。作为经济政策主任，我所要做的是将一些人安排在他们某些善长的地方及时地为竞选做准备，另外要做的是招一些人写他的演讲，找人准备他的总统辩论，KERRY的演讲和辩论都与经济政策的相关性很强，你如果看电视辩论，90%的问题都集中在经济政策上。所以我们要非常详细地做准备。

　　王利芬：除了这主要的50位，还有其它人吗？

　　J：还有另外500位志愿者会列在我们的名单上，他们会在某种程度上介入，但他们不会出很多主意，而是做一些信息的传播工作。这些来做志愿者的人动机都不太相同，有的是希望民主党能赢，有的是希望竞选成功后可以在政府部门得到一个好的工作。

　　王利芬：您需要筛选这些志愿者吗？

　　J：不是那么正式，因为竞选的开始后根本就没有时间，一切事情都是瞬息万变的，有很多志愿者来这里工作都是非正式的，假如我有一个关于贸易的问题我会送10份电子邮件出去，分别给我认为在这方面的懂行的人，一方面我需要来自劳工组织的各种声音，另一方面我需要自由贸易组织的声音。我会告诉他们明天下午四点我们开一个电话会议，讨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当然有些人会写一些主要论点给我，但是我需要清楚会议解决什么问题。让多少人参加这个会议，与多少人讨论一般我就定了。

　　王利芬：您什么候全天候地进入了这个竞选班子？

　　J：我以前在WESLEY CLARK的竞选班子里工作过，他落选后，KERRY的人打电话给我希望我来这里，二月份我就来了。比一个全职工作还全职的工作。

　　王利芬：2004年二月份应该说是比较早的，当时有多少人是全职工作？

　　J：有15个在负责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经济政策当时只有3个人全职工作。

　　王利芬：从那时候开始工作如何一步一步开展起来呢？

　　J：KERRY首先需要在党内先出线，也就是得到提名，先赢得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之后就得与布什竞争总统职位了。从经济政策上来说，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掉所有的那些鼓励公司到国外落户的税收政策，但他并没有具体说到底是那些税收政策，实际意味着什么，当时他主要是从听起来比较好上考虑的。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这句话变成真正的政策。此前外界对KERRY在商业上的一些看法有些误解，所以很重要的是让人们了解他是很亲商的，很看重经济的增长，为此我们要有这方面的一些计划。把他说的一些话变成切实的经济计划。

　　王利芬：一旦他在党内获得提名，这后的竞选策略会不会有所不同？

　　J：从二月份到民主党代会这段时间，我们会展示所有的新政策，KERRY会在民主党代表上将这些政策放在一起组成它的演讲，之后会编成一本书叫做《OUR　PLAN　FOR　AMERICA》，作者就会是kerryT和EDWARDS。但是当你有一些新的政策时你必须有一些新的建议，比如说他的关于如何减少对石油的依赖的一个能源计划，关于提高健康保险的计划，削减税收的计划，削减财政赤字到一半的预算计划。所有的这些政策你必须在二月份到民主党党代会召开期间公布出来。然后在八月，九月，十月会更多地关注电视辩论，攻击现任政府的经济政策，为你自己的经济政策辩护。你会发现媒体是如此关注美国大选，你所说的任何政策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观察和质疑。有时你刚写一个学术性的研究文章，突然人们会在这个文章上大加议论。尤其是辩论的过程和捍卫你的政策的过程是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的，还有应付新闻媒体需要花去很多的时间。

　　王利芬：您每天的工作日程会是什么样的呢？

　　J：每天的日程都不会太相同，一般来说，每天开始是早上的8：30，我们会与有关与媒体打交道的人开一个会，我们会在这个会上决定与新闻媒体都说些什么，如何为我们的政策辩护。9：00会考虑今天会发生什么。比如说当天布什会说KERRY的健康计划花费太大，会破坏掉整个经济的运转，我们会考虑如何去回应他。任何一天都跟打仗一样，你必须计划如何为你的政辩护，避免另一方的袭击。你不能遇到问题忙于应付，这一些都应提前有所准备。你的政策必须让参议员，国会议员明白并同意，他们还能在这些问题上站在你的一边，做一些积极的反应。当然还在一些重要团体的人你也必须注意到他们的想法，假如是税收政策的话你要想到这个政策会影响到那些人；假如是妇女方面的政策，会有哪些团体关注它，你必须要花一些精力和时间与这些相关的人交流，向他们解释，寻求他们对你的支持。

　　王利芬：这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难的工作，我在想为什么您要担任这样一个工作呢，您不是刚从一个竞选中停下来吗？

　　J：我也不清楚，我好像也不是十分想做这个事情，但是他们并没有找到其它更合适的人，有一个与我关系很好的人希望我来做这件事。就像有某种义务似的。我感到我被需要，当时也没有其他人。而且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你知道在九月份和十月份，整个国家都在关注这件事情，每个人都在谈论竞选，你很想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而且如何竞选能赢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得到一个好的工作。

　　王利芬：如果KERRY赢了，你的期望是什么？

　　J：我可能会成为白宫经济政策的第二号人物，但不仅仅是一个工作的问题，关键是你可以非常有效地与你的竞选中熟悉的200到300百人一起工作，如果KERRY赢了，这几百人会在KERRY的内阁政府中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这样你已经在竞选中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了他们。

　　王利芬：在您担任竞选的这个职务时，您了解KERRY吗？

　　J：没有，当我开始担任这个职务时我才看见他。我可能是他的竞选总负责人决定的。KERRY并没有时间来面试我。比如说总统，在他的内阁里，除了最高级别的人，其他的人他都不会亲自面试的。

　　如何准备电视辩论？

　　王利芬：我看了三次总统的辩论，其中涉及很多的经济政策，对于这些您是如何为他准备的呢？

　　J：首先你必须做很多纸上的准备工作，有两方面的保证，一方面是准备辩论的要点，另一方面关于这些经济政策的背景情况。他会需要很多很详细的信息比如关于布什的减税政策究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或者其它方面的一些资料。这些东西准备全了后我们就与他见面，我们就模仿辩论给他一些问题，然后重新告诉最好的回答是什么。我们还会找一个人去模仿布什做一个比较接近真实的辩论。但做电视准备这方面的人是这个领域的一些专家，至于说到我则是负责政策方面的人主要是加一些信息，或者需要的话改正一些事实。但是负责政策的人不应在辩论比赛时说得更多，KERRY很喜欢事实和数字，假如你给他太多，他说得太多会让人们感到误解。最好是教他如何去清晰而简单地解释一些政策，达到好的交流结果。而这并不是我的专长。

　　王利芬：如果KERRY说错了一些事情，你们会纠正他吗？

　　J：当然会的。因为如果你不纠正他，他就会被ABC或者CBS等国家电视网纠正，那样的话，情况更糟糕。作为一个参议员，经常说错话，但是没有多少人会注意到，但如果作为一个总统的候选人说错了话的话，这样的新闻会连续三天在各大新闻网播出，所以，一旦出现了他说错什么的时候我们会随时纠正过来。

　　王利芬：KERRY在与布什辩论之前每一次都会与你谈话吗？

　　J：是的。他在辩论之前必须了解所有的事实。我需要补充的是，他并不只是为辩论而准备，有一些问题他必须每天都做好准备，因为他随时有可能被记者问到，或才有可能发表讲演，当然有些问题他已思考了五年，十年或者更长，并不只是只是在短时间内学到的。但必须保证在与公众交流的时用最好的方式去陈述它们。KERRY是一个很好的辩手，而且天生就是。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的辩论水平比布什好得多。

　　王利芬：我曾经看到KERRY在俄亥俄州发表讲演说到当地的失业率，这些数据都是你们提供的吗？

　　J：是的，我们负责经济的这个组中有关于各个州的专家。对于那些难于竞选的州，我们预计大概会有二十个左右。在这些州作讲演都需要关于这些州的一些经济数据。尤其是当地的人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比如有关钢厂的问题就会涉及到钢铁的贸易，比如煤矿的问题就涉及到环境污染，这些在我这个组工作的人会将这些数据做一个准备。

　　王利芬：这个工作量很大，因为有二十个州要这样做。

　　J：我们有一些时间去作这样的准备，你知道还不仅仅是我刚才所说的这些，还有关于这个州的政治方面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州的参议员是谁，国会议员有哪些，他们都支持谁，他们的政治立场是什么，他们的历史背景如何，这些都必须清楚，去一个州就得清楚一个州。我记得在一个州他有一点麻烦，原因是他没有将当地的体育馆的名字发音发准，就是这么个错误让人们听起来他与这个州的关系就不是那么亲近，不了解那个州。

　　王利芬：竞选总部的工作情形是什么样的？

　　J：总部是一个三层的小楼，为竞选临时租的，租期是从二月份到十一月份。因为竞选是相对独立的，必须有自己的政策，自己的员工，事实上它主导着民主党，民主党的资源在这时可以用一些，但是它有自己独立的设施。那里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办公室，是一个很大的开放的空间，所有负责政策的人都在一个大的开放的空间里，负责与外界交流和媒体的人在另外一个开放的空间里，负责政治方面的人在另外一间屋子里。你会听到不停的谈话的声音，每个人都有一个电视机，那么几间房子约有250在那里工作。

　　王利芬：那几乎不能稍稍静下来。

　　J：所有的电视机都开着，你几乎听不见任何声音，同时可以看到所有的电视台。在那里工作的人们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多半都是年轻人，人们之间关系很好，因为他们几乎每天都在一起，工作又极其艰苦。

　　王利芬：KERRY会常常来到竞选总部吗？

　　J：平均一个月来两次。美国政治竞选一般是由竞选的总负责人来安排，总统候选人就像竞选总负责人要去销售的一个产品。如果候选人要去旅行的话会有20个左右的人跟随他，以方便他在路途中做出一些决定。候选人不会介入竞选的日常事务，他没有那么多时间，他的时间多半用在到那些难以取得胜利的州去交流，去与他的选民交流。

　　王利芬：竞选总部的核心人员有多少？

　　J：可能是25人左右。其他的人有许多事情要做，比如有一些人会忙于政治活动，这些活动当然是要得到更多的选票，有一些人会做一些与媒体交流的事情，有一些会做一些关于在电视上播出候选人的广告的事情，还有一些人会去筹款等等。

　　王利芬：谁决定KERRY接受什么样的媒体的采访？

　　J：负责与媒体打交道的人。有时如果是关于经济方面的话题需要接受采访，比如说是华尔街日报的话，我会推荐记者的名字，所以负责媒体的人会来咨询我的意见，但是负责媒体的人自己会有他的决定。

　　为什么会失败？

　　王利芬：现在看来，您作为竞选班子中的成员，您认为KERRY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

　　J：我认为他没有传达出足够清晰的信息，你看布什无论是在2000年的选举还是2004年的选举都是无数次地在重复一些他要传达的积极的信息，一些他要表达的关于他的对手的负面信息。我认为这一点KERRY做得不如布什，他关于布什的批评有20条之多。这样的话就不能给人很深的印象，也没办法经常重复，在关于他为什么要成为总统以及他当总统后会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两个问题上，我认为他解释的效果不是最好。

　　王利芬：您有没有提醒过他呢？

　　J：这个与我所从事的工作关联度不是很高，我认为他有很好的政策，但没有很好的传达出来。在竞选班子里的人每一位都会有自己的看法，也会有交流这种看法的时候，但这些意见都不尽相同，也很难知道KERRY本人对这些意见的想法。在九月和十月这两个月，竞选班子中又来了一些很棒的人，但是我觉得太迟了。

　　王利芬：如果您的工作可以重新开始的话，您会在哪些方面做得更好？

　　J：首先应该简化我们需要传达的信息，让人们容易懂，但这并不是我这块的工作。也许开始早一些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在学术上的或者政策层面上的支持，这样有许多人会找到好的主意，我认为民主党应该有更多具有创新的关于税收的政策。过去人们总认为民主党在税收上就是要加税，我认为重要的是民主党应该知道如何去改革税收系统，更有效地征税。

　　王利芬：KERRY宣布竞选失败后有没有与你们开一个会？

　　J：我们开了一个电话会议。他感谢我们为他所做的一切，后来他邀请我去他的参议员的办公室去工作，我没有去，因为我的妻子在纽约。宣布失败后那段时间是很困难的，因为你花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在上面，你喜欢与你一起工作了那么久的同事们，结果一下子全部消失了，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家在一个错误的方向上走，你可能不明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介入竞选，是因为他们对现状非常的不满。对于我来说，我是社会保障方面的专家，大选结束后第二天布什就宣布社会保障将会提要首要的议事日程。所以人们需要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我没有多少时间去再想竞选的事情，我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

　　王利芬：当时您知道他败了时，整个竞选总部是个什么情况？

　　J：到凌晨一点时，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但是到第二天中午他才宣布失败，所以这个过程不是一下子，相对比较长，我几周后就开始了我自己的工作。在竞选总部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我一直努力使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比他的要好一些，给他一些好的建议。

　　王利芬：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您还会做同样的工作吗？

　　J：不会的，我不会全职去做，会做一些义务工作。因为下一次我可能会有小孩了。我会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去支持，而不是做每天的运转。

　　王利芬：我想布什的竞选班子中会有做同样的事情的人。

　　J：除了人不同什么都是一样的。他们的竞选班子会紧盯着KERRY的政策，发现错误的地方，然后批评它们。他们的人通常做一些负面的事情，而我们这边的人需要做一些正面的事情。

　　王利芬：你们会有交流吗？

　　J：仅仅在电视和广播里。

　　王利芬：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您看KERRY是不是有所提高？

　　J：对的，他在九月份和十月份要好多了，尤其在讲演上，在给公众解释一些政策上，但真的太迟了。他有一点严肃，知识分子气太浓，而布什似乎是邻家的儿子。所以总统候选人应该让选民感到你与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明白他们，这是非常重要的。

　　王利芬：你曾经说过您很不满意布什的经济政策，都是哪些？

　　J：最重要的是他的经济政策让他在他的第一个任期内失掉了许多工作机会，人们的收入也未提高。现在我们的财政赤字大得惊人，这让人非常担扰。他的政策是让少数富人得利，而不是绝大多数美国人，在这个国家最大的问题是经济和社会问题，一共有四千五百万人没有健康保险，人们花在这方面的钱在逐年增多，他重来就没有让这个问题改善一些。如果在选举的当天只是就经济政策投票的话，我认为布什一定输。但当选民在这两个人中间选择时，还是更多的一些人会倾向布什。

　　王利芬：您认为布什在第二个任期内经济形势会好一些吗？

　　J：我认为就业可能会好一些，因为在他前面的那个四年太差了。但预算赤字不会好多少，还会与前几年一样差。

　　王利芬：假如您有任何机会的话，会去帮助布什吗：

　　J：不会，因为那不是我的党，而是他的党。

　　王利芬：您如何预测民主党未来的候选人？

　　J：党内的候选人不会超过九个，他们会在党内选竞选，看谁与选民的关系密切谁就有希望。一般来说我们不是选一个好人，而是选一个好的候选人。

　　王利芬：您认为希拉里如何？

　　J：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但是你知道，她倡导的医疗健康改革失败了。但她是一个强有力政治家，她有着极好的交流才能，非常聪明，自律，她知道她正在做什么，这些都是她的优势，但是不利的在美国有近45%的人无论如何不会选她。从一开始她就失去了近半个国家。

　　王利芬：为什么呢？

　　J：因为人们不喜欢她，他们不喜欢克林顿，部分的原因是共和党。

　　王利芬：是一种情绪上的吗？

　　J：是的，他们就是不喜欢克林顿这个家庭，也不喜欢他们的立场手价值观。

　　采访KERRY竞选中参与华裔事务的薛海培

　　薛海培是中国留学生中极为少见的，少见不仅是因为他的英文相当的好(有很多中国人英文好，但发音并不好，而他的发音几乎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地方)、他的知识面和兴趣爱好出奇的广，而是因为很少中国留学生会像他那样对美国政治如此感兴趣并参与其中。他于威斯康辛大学社会学专业硕士毕业后，10多年来一直在非政府机构工作，为了中国能获得美国最惠国待遇和加入WTO曾不遗余力地在国会山游说。他对美国政治和美国国会在操作上的熟悉少有中国人能比。2004年美国大选时，他参与KERRY总统竞选的工作，曾在亚裔美国人委员会中专门做华裔的竞选工作，具体工作在亚裔美国人联络办公室。我很想通过他来了解竞选中贴近选民的另外一个战场。

　　我见到他时，正好是KERRY败北的时候，提起此事他的情绪极其低落，可见投入之深，他说他曾为这个竞先开着车在全美国跑了16万公里，近半年的时间基本投入其中。作为一个中国人，这样参与其公众事务又如此投入真的让我有些吃惊。

    参加2004年总统候选人KERRY的竞选做华裔相关事物务的薛海培。

　　亚裔小组在竞选中做什么？

　　王利芬：整个竞选班子的规模有多大？

　　薛海陪：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有很多层次，紧密层，半紧密层，松散层等，一个个的小组划得很小，比如说我就和华盛顿的州长骆家辉、另外一个日本人在KERRY的竞选班子中成为与亚裔美国人联络的一个属地。

　　王利芬：有多少人是在里面需要领薪水的？

　　X　：只有少数人是领薪水的，但是大部分人是没有领薪水的，还有很多人不想要薪水，因为竞选的资金本身就很紧张，当然还有一些人会认为竞选赢了以后会找到一个好的工作。还有一些人不愿意要薪水是因为有一些人觉得一旦拿了薪水后就会有记录，有了记录后，确确实实就会失去一些新的机会，比如以后你如果做游说工作的话，人家就会说，你看你就是民主党，你曾领过他们的薪水。

　　王利芬：不拿薪水人家就不知道吗？

　　X：起码影响降低了好多。

　　王利芬：竞选总部里面都有哪些小组？

　　X：比如说外交政策的这个圈子可能就是二百人之多，但并不都是核心层，也许核心层就是十个人的样子。还有妇女小组，因为要拿妇女的选票，妇女在民主党的投票从来就是50%以上。这就要找一些有名的妇女代表人物进这个小组，这样就会有一些号召力，既然是妇女小组，那么就会有一些妇女们要关心的问题，比如妇女参政，堕胎，同性恋，单身母亲，妇女在就职中打破无形的天花板等这些都是妇女关心的问题。围绕这些议题又要组织一些人进来，当然还包括社会团体。所以如果KERRY要谈这方面的事情，这个小组就会发挥作用。这些小组的功能其实是相互是交叉的。

　　王利芬：您所处的那个组的情况如何？

　　X：我所处的就是亚裔小组。这个小组就是确保KERRY对亚裔的理解以及最终拿到他们的选票。

　　王利芬：那这个小组的工作是怎么样开展的呢？

　　X：一是出一些主意让KERRY未来政策如何打动亚裔，二是与这群人联络起来，三是最后拿到选票。

　　王利芬：中国人在亚裔中有多少？

　　X：250万是有的。中国人是第一大群体，第二大是菲律宾人，第三大是印度人，第四大群体是越南人，第五大是韩国人，第六大是日本人，因为日本人在这去几十年移民已经很少。还有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还有中东。

　　如何分阶段运作？

　　王利芬：你们这个团体是如何分阶段工作的？

　　X：逻辑性很强，比如说第一阶段争取让你喜欢的民主党候选人在本党出线，那时民主党的候选人有好几个，我是支持KEERY的，那时候我们就想我们就在马里兰这个州做一些准备，因为我住在马里兰。

　　王利芬：本党内选出总统的候选人也需要在全国的各个州来选一次吗？

　　X：是的。各个州必须是注册的民主党或共和党才可以选。在美国各个州的选举民主党中，爱荷华是第一个投票，每个州的选举是在州法律的范围内，不是联邦法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每个州都有自己的绝对自主权决定，无论是党派的总统候选人选举，还是大选，都是由州自己来决定，所以每个州的选举并不是完全的一样。大概是一样的，但有区别。比如说有些州是在册的党员才有资格参加本党的初选，还有一些州民主党，共和党，独立的选民，可以跨党选举，比如说新罕布什州就是这样，这样其选举的结果就很难预测了。弗吉尼亚也是这样，本党注册的人和独立选民可以选党内的候选人。

　　王利芬：美国一共有五十个州，本党出线需要在这五十个州全部选一次很麻烦，因为选上后，最后为选总统还需来一次。

　　X：理论上说是这样，比如说KERRY已经将前面几个州拿下来了，还有一些候选人一个州也没有赢，这样他就会放弃了，其实没有哪一个候选人会选到最后一个州的。不用走完所有的州就是第一了。比如说马里兰这个州在党内候选人选举上的日程上被排到中后期，越往后越不重要，在前面人家其实差不多决定了，那么谁还会关心马里兰州这些选票呢？

　　王利芬：谁决定谁在前谁在后呢？

　　X：这是民主党自己内部定的，有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以前华盛顿特区是排在很后的，后来今年民主党在华盛顿特区搞了一个试验性的投票，这样的话华盛顿的一些事务就有人关心，因为候选人需要这里的选票。所以这个里面也存在一个民主的问题，比如说加州和纽约州，这两个州如此重要但并没有一个候选人会在这个地方去做广告，因为这两个州是肯定选民主党的，选情是固定的。那这并不是民主的真正含义，真正的含义是你必须面对每一个公民，当然这是民主的更深层的含义了。

　　王利芬：比如说民主党有八个候选人，最后党内只会有一个出线，那么另外选败了的七个是不是将他们的力量投入到出线的那个人来与另一党竞争呢？

　　X：有好几种情况，一是变局不定时支持很有价值，另外是选情差不多快定了的情况下你再支持就很没有价值，因为你不支持人家也赢，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会说在最后党内出线的候选人选出来之前谁也不支持，但是一旦出现了最后的候选人，他就转向支持谁。

　　王利芬：一旦党内候选人出线后，需要开一个大会将自己的候选人亮出来。之后有一个事情很突出就是电视辩论会。

　　X：电视辩论会是由惯例造成的，并没有什么法律来规定它，美国民间有一个非政府的电辩论委员会，是由两党构成的，这个钱也是民间的。最大的问题不是辩和不辩的问题，而是请谁不请谁的问题，比如说内达要不要进来。还有三四个小党，每一个会拿到百分之一的票。

　　王利芬：这些小党明知道会输为什么会要参加选举呢？

　　X：这个机会是表达自己的信息的主要阵地，平时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媒体来报道。

　　总统大选中谁有资格能做总统辩论的主持人？

　　王利芬：什么样的人可以做这个电视辩论的主持人？

　　X：这真是一个没有办法来做一个标准限定的问题，原则上他们都来自媒体。但是一般说来是两党都没有什么意见的人，最多民间的电视辩论组织提供十个人，两党来筛选。主持人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问题是由主持人提出来。总统候选人辩论究竟是多少次主要看辩论委员会和两个候选人来决定，三次已成为一个习惯了。

　　王利芬：你看布什他自己也应该很清楚，如果是辩论他肯定不是KERRY的助手，为什么他会同意三次呢？

　　X　：你如果是一次的话，明天的媒体就会说布什害怕辩论把辩论从三次减到一次，这样的话还没有辩论你就已输掉了。

　　党内候选人出线后如何工作？

　　王利芬：本党出线后，就是两党都决定了候选人后，你所在的这个亚裔的小组是怎么工作的呢？

　　X：我们就是两件事，一是捐款，二是将亚裔的网络建立起来。

　　王利芬：是所有的亚裔都在你们考虑的范围内还是对那些政治倾向比较接近民主党的人你们才会考虑？

　　X：当然是要看政治倾向，有一些人十分明显是不会合作的。比如说大陆来的中国人多半是投民主党的票，那么你怎么找到这些人呢，没有什么会比中文学校更好的，一般来说这些人平时不在一起，只有星期天将孩子送到中文学校时会在一起。找一些团体，移民团体，对民主党有倾向性的团体，就像我们过去讲的统一战线要建立起来。比如你对移民团体讲，你看民主党的历史和有案可查的纪录，我们一直是亲移民政策的，你也可以讲共和党的纪录。其实这些团体很清楚谁是他们的朋友谁是他们的敌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与人家建立联系，了解人家究竟关心什么，需要KERRY的什么样的政策，也为下一阶段工作打下基础。这一开始的阶段并不是很忙，候选人刚出来有一种冲到顶后稍稍回落的感觉。真正总统竞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大概是在九十中旬的劳动节后的样子，这时候要花广告费了，这之前是夏天，许多人都在度假，老百姓还没有完全关注这个问题。

　　王利芬：中国大陆来的人的工作都是你去做吗？

　　X：在我的这个组里没有从大陆来的人，有一些台湾来的华人。

　　王利芬：做到什么样的结果后，你觉得你的工作就差不多了？

　　X：大选的工作非常有意思的是没有一个现成的标准说就行了，总是像液体一样。除了说我们捐款要捐到100万美元，这是一个固定的目标，但是网络的建立完全是一个软性的目标。

　　王利芬：那你的工作向谁汇报呢？

　　X：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向谁汇报，在竞选总部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的那些人是要汇报工作的，比如说KERRY的竞选主任，捐款部，交流部。其它的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组织结构，工作可以多做，可以少做，可以不做，并没有明确的约束。当然他们让你不做什么事情，至于说让你做什么事情是很难的，大多数人是志愿者。

　　王利芬：那你那时候做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呢？

　　X：我花的时间很多，这都是凭着自觉性。我自己有一个电子邮件的名单，这些人是我在美国期间积累的，他们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行业。但我们做事的主题词只会是“HELP”，而不是说让人做这个做那个。

　　王利芬：那你做了这些事情后，会不会将这些事情反馈上去呢？

　　X：会的。会写一个备忘录。写给那些固定的竞先班子的工作人员。当然所写的要实事求是，工作人员中互相的信任度还是很高的。这里面有一个信誉问题，不光是我自己的问题，我希望为我们在美国的中国人争得这个信誉。

　　王利芬：接下来会做什么呢？

　　X：主要是要让更多的倾向于民主党的人去进行竞选注册。其实一点也不麻烦，但有很多人来美国十多年的人也未注过册，有的时候还要帮他们去填一些表格。对于那些已经注册的人来说，很容易，有资料，我们不会现找，只是在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会找到他们。我的重点是找那些未注册的人，到中文学校找，到大专院校找，到当地的华人同乡会里找，各大学的校友会比如说北大校友会。美国这个社会里各种各样的数据库很多，有一些专门的公司在经营这些数据，我们会去买一些。还可以去买杂志的名单，比如说有一些杂志是偏左派，那么我们就会去买订这个杂志的人的名单，这些订户都是潜在的民主党的支持者。尤其在那些竞争较为激烈的州像俄亥俄州，一共也就只有几万张票的差别，这些手段是很管用的。

　　竞选的最激烈阶段怎么做？

　　王利芬：那么接下来白热化的三周时间你们做什么呢？

　　X：劳动节后，美国绝大部分州只会有一个月的时间来让没有注册的人去注册，你不能将注册的时间截止到大选前的前一天，因为成千上万的表格需要时间来处理，所以一般就留一个月的时间让当地的选举委员会将这些表格处理成数据，然后那天选举时将你的有效的身份证明给人家看后，与数据能合得上，合不上是不能投票的。但是威斯康辛这个州就比较特别，就在当天早上还在注册。可能政府派的助选人比较多，当场可以临时帮那些想注册的人处理一些事情。有两三个州是可以当天注册的。

　　王利芬：最后几个星期是不是比前面要忙得多？

　　X：我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发疯”。最后这个月要做这么几件事，第一就是将联系到的人打电话或者亲自敲门跟人家有面对面的交谈，想尽办法要让他去投票，比如说投票那天要不要有人跟他开车什么的，我们专门有个班子就是准备好几百辆车放在那里。但是并不是全国就只是那几百辆车，许多团体和组织都会考虑这个问题，比如说国会议员选区就有人准备了车，而且在网上做了登记，当天如果有谁需要车在东城，根据计算机的数据会派一个在东城的车就近前往。

　　王利芬：美国一般的人都有车为什么还需要车准备在那里呢？

　　X　：一是确实有一些老年公民需要人帮助，另外是有一些人并不是十分想来，处在想来不想来的犹豫中，你这样热情的帮助他，他就来了。不给他任何借口他不来。

　　最后一天我回到弗吉尼亚的我喜欢的一个国会议员那里。下午三点钟，也就是离五点停止投票只有两个小时，在各个投票点上都有民主党的观察员，这些观察员要给我们报数字上来，现在有多少人已经来投了票，这个与去年比起来如何，我们会根据你报上来的数字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来投了票，因为注册的投票人的人数我们是知道的，这是公开的数据。如果你只有一半或一半多一点的人来投票了说明是还有潜力的，我们最后这几个小时，那就找十多个人一起打那个区的电话号码。一分钟起码打三个电话，如果有人在家接过电话就问他今天投过票没有，他说投了就谢谢他，如果没有的话，就告诉他民主党需要他的投票，KERRY需要他的投票，看看需要我们能为他做什么，说他的投票很重要。

　　王利芬：最后几个小时还在那样做，有效吗？

　　X：这一个小选区就能挖出十多个人出来，那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全国都在这样做。你看2000年在佛罗里达只是几百张票的区别。

　　为什么参加志愿者活动？

　　王利芬：这完全是凭着自觉性的，不去也就不去了。

　　X：在美国公民做志愿者是一个很普遍的事情，比如说选举问题，教堂的事情等等都在大量的志愿者，好像一个人如果没有做志愿者的工作不是一个很完整的人似的。有很多公民社会的组织，看起来没有什么报酬。选举那一天，我们每一个人去竞选办公室帮忙的话，都带上了自己的车，如果我别的做不了，至少可以开车，而且打自己的手机，因为到了最后电话线肯定是不够用的。总的来说，整个选举过程中，非常的专业化，工作很细。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掌上小电脑，专门有一个软件是为竞选来设计的，专门把某些选区建立一个基本数据库，我们每谈完一个人就会将这个人的情况输进数据库，当天整理出来就到了竞选总部，他们就会了解一些竞选的情况。

　　王利芬：你总共投入了多少时间在大选中？

　　X：前面并不是全天候地做这个工作，就是最后三个星期我是全部的投入。但前前后后半年的时间在做着这个事情。在给KERRY做一个100万美元的捐款时，我大概花了整整两个星期。当然我只是其中的一份子之一，还有许多人。

　　王利芬：非常感谢你，通过你的描述，我对竞选的理解具体多了，也丰富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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