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芬16日专栏之白宫：美国政治活动的舞台

　　

新浪专栏作者王利芬。（资料图片）

　　王利芬，新浪专栏作者，先后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政治系、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法学学士、文学评论专业硕士和文学博士，1995年至1999年在《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三个栏目中任记者、2000年至2003年底任《对话》栏目任制片人兼主持人。2003年至2004担任《经济信息联播》、《全球资讯榜》、《第一时间》、《经济半小时》总制片人。2004年九月赴美国耶鲁大学和布鲁金斯学会研究美国电视媒体，回国后正在写作一本有关美国电视媒体的书，此书将由中信出版社出版。

　　11月14-11月18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王利芬。----编者按

　　            白宫：美国政治活动的舞台     11月16日  星期三

　　文 摄影/王利芬

　　美国白宫就是美国在任总统的家，位于宾西法尼亚大道1600号，这条大街是唯一一条连接国会与白宫大街。

白宫。

　　白宫是可以参观的，但是需要起大早，还需要10以上的团体等才能进去，但如果你登陆白宫的网站不仅能清楚地看到白宫是什么样，而且还能享受到布什总统、第一夫人、副总统及夫人，白宫行政主任及新闻发言人为你亲自介绍。

　　在华盛顿有13条斜形大道，它们代表着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十三个州，也以这十三个州命名，宾西法尼亚大道本来是斜穿白宫和国会，但到了白宫后面有一条东西向的大道代替，而不至于这条大道真正穿过白宫。这条道的两边聚集了美国许多著名的机构或大楼。有国家画廊、国家档案馆、美国司法部、联邦调查局大楼、老邮政大楼、里根大楼、国家大戏院、商务部、财政部、世界银行等。

美国商务部。

美国财政部。

美国农业部。

美国联邦调查局大楼。

    美国高等法院，2000年布什和戈尔由于佛州计票机的出了问题后，就是这个高级法院判定布什为总统。

    美国的社会保障部位于巴尔底摩，这个部负责全体美国公民退休金以及失业人员和无家可归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

美国共和党总部，就在国会议员办公楼附近。

　　美国总统相当于美国这个国家的CEO，行政最高首长，行政是由12个部门和根据法律设立的60多个独立的机关组成。为了了解白宫工作的状况，与我同在布鲁金丝做访问学者的李侃如曾经在克林顿政府内任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亚洲部主任。以及现任布鲁金丝对外交流副主席RON NESSON，他曾是福特总统任期内的总统新闻发言人。

　　采访前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KENNETH LIBERTHAL

　　KENNETH LIBERTHAL是一个极其有智慧的人，他穿行于美国政界、学界、商界，在他身上真有一种行者无疆的潇洒。作为学者，他是密西根大学政治学的博士导师，也是该大学商学院的教授，作为政界人士，他曾是克林顿政府时期在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中负责亚洲事务的官员，在商界，他同时是几个大的跨国公司的咨询顾问。也许是由于涉及的领域广泛，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所以他的步子比别人要急得多，语速也比别人快得多。他也是布鲁金丝学会的高级访问学者，办公室就在我的隔壁，每次从我门前走过都是一闪而过，偶尔停下来打个招呼也会让人感到他的前面有无穷无尽的事情在等着他。第一次跟他吃饭谈了两个小时，其主题就是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谈完后，你发现他尖锐了，关于中国懂得太多，后来我找来了他再版的《治理中国》一书来读，读完后我对他非常佩服，一个美国学者能将中国问题看得如此深入，分析如此系统，花的精力之多，研究之细让人不能不感叹。其实他已经是六十二岁的人了，他说话办事的劲头简直像四十出头的人。我在布鲁金丝期间，他平均一个月飞一次中国，几天没有看到他，他准又在中国。对于这样一个研究中国、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我非常希望从他分析的角度来看看如何理解美国。

　　中国人关心美国什么问题？

　　王利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非常尊敬你，因为你花了大半辈子的时间研究中国问题并写出了非常有见地的书，让更多的中国人能很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这一点的确很了不起，在你的书中有许多东西，连我这个在中国土生土长这么多年人也并不是很清楚，所以读了你的书，让我更加系统地理解了我的国家，但是我今天与你交谈的目的是为了让我的同胞们理解美国，由于你是一个了解中国的美国人，所以我想你会更好地向中国读者介绍美国。我知道你经常到中国，关于美国，通常地中国人问你什么问题？

　　KEN：我常常听到的中国人关于美国的问题多半被政府的观点所影响，比如说，他们会问我，为什么美国会向台湾出售武器？为什么美国要与日本建立军事防御同盟？这些问题并不是从外交人员的口中问出来的，他们了解美国并不多，但是这些问题都是非常符合公职人员提出的问题。有几次我在大学做讲演，但是坦率地说，我真的有些失望，原因是我真诚地分析了美国人的观点，为什么他们会持有这些观点，但是分析完后我所得到的问题全部是美国对于台湾的外交政策。

　　王利芬：看起来似乎每一个人都是外交官，是吗？

　　KEN：在某种程度上是的。但是那些研究美国的学者们问的问题真的很有深度，那些并不了解美国的人问的问题倒是像政府官员一样，他们会说，我们有一个和平的外交政策，为什么你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威胁等等问题，他们问问题时试着向官员的水平靠近。似乎人们并没有自信去问一些别人没有问过的问题，也许他们害怕犯错误，怕人们会认为他们很笨。当然这是很可以理解的。即使在很小的场合，比如说与一个北京的出租司机交流，也会被问到同样的问题。他们会问美国为什么会送间谍飞机到中国的南海地区等等，我实在不明白为什么对于一个出租司机来说这个问题这么重要。我的结论是这是这个司机关于美国的全部信息，这是最主要的原因。美国人谈论得最多的问题，中国人好像并不太关心，如社会生活，宗教生活等。中国人最关心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

　　王利芬：在我的书中我很希望中国人能够明白美国的社会生活，你刚才也提到了这方面，那么你的答案是什么呢？

　　KEN：对于中国人理解美国这一点来说，最为重要的是为什么美国是今天这样的行为方式，美国外交政策完全反映了美国人的社会生活，而美国人的社会生活与中国人完全不同，这一点对于中国人来说很难理解，这正像美国人难以理解中国人一样，一些美国学者写了关于美国人是如何思考的，美国社会是如何运转的这样的文章，美国政府与美国社会的关系，美国国内政策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其实人们并不是很想去了解别国的情况。

　　了解美国社会的三个基本点

　　王利芬：我认为美国社会生活是一个非常在的话题，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完全理解它，你能用简单的说一两点吗？

　　KEN：我认为有几个重要的也是很大的纬度必须了解，要明白美国社会，你必须明白三个最主要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美国人会给你不相同的几点，但这是我的三点。第一，是多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这里几乎没有什么本土的美国人，这里人们说着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文化习俗也不一样，我总是想提醒你这是一个移民国家，这些移民生活在他们的社区中，他们尤其愿意相信他们的宗教，他们愿意冒险，美国社会是一个被移民创造的社会。第二，美国社会是一个深深地被宗教化了的社会，我们体现在宪法中关于宗教是信仰自由，多数的美国人在定义他们自己时会以宗教来划分，有一个中国人就这个问题问我，怎么在这样一个科学高度发达的国家的同时宗教能这样深入人们的生活？

　　王利芬：事实上这也是我常常问的一个问题。

　　KEN：因为中国信教的人会反对科学，对于这一点我完全不同意，比如说我相信科学，但是也相信宗教，在这一点上我并没有冲突。对于我来说，宗教就是一个关于价值并于道德的信念，有一些信教的人认为科学对上帝有一些冲撞，因为上帝创造了一切，但更多的美国人将宗教视为他们的身份证明，与历史的关系以及道德框架，也就是你如何表现，如何建立与他人的关系，也就是一系列道德评判，还有关于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王利芬：在我的生活中，我常常会问到这个问题，就是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KEN：我认为每一个宗教都在不同程度上用不同的方式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帝创造了这个世界，但是上帝给了人们关于选择的权利，所以人们会选择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加聪明，从而做出好的选择，而每一个人都会有责任为自己做出选择。如果你做出的选择不明智，你就是一个不太好的人，结果也不好，而你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王利芬：我能问一下你关于生活的意义的回答吗？

　　KEN：修补世界让世界变得更好，这是一个很宏大的阐述，它的意义是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层面上，用你所能及的能力做到这一点，你有责任去做这些事情，而且要做得比为你自己做得多，这是我自己的价值但同时基于我的犹太人教的信仰。我知道中国人有不少人对于美国是一个宗教国家这一点并不是很理解，如果你不花一些时间对美国的人的宗教有所理解的话，我的看法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美国人。

　　第三点是种族，这一点是美国历史悲剧，尽管我们今天的情况比我成长时要好得多，但是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到今天为止在这个问题仍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建立在美国国内的地理差别和历史差别上。有一个中国学者，一个对美国有很深了解的学者对美国有如此多的种族歧视，同时还能在一个民主制度下较为和谐共存感到惊讶，尽管宪法和我们的政治权力结构是保护多数人的利益但并不伤害少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

　　王利芬：对于从亚洲来的美国人，你们是如何看的呢？

　　KEN：聪明，吃苦，守法。但对于黑人，我们这个国家在很多地方还有一些歧视。

　　王利芬：你刚才分析了了解美国社会的三个维度，你能分析一下美国政治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吗？我知道这同样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KEN：美国政府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前提下的，这个假定就是政府是邪恶的，但是一个社会的运转又离不开政府，有两种方可以限制政府的行为，一种是用法律的方式，在美国法律不仅是政府治国的工具，更是人民保护自己的工具，保护人们的权力不受政府侵害；另一个限制政府的方式就是将政府的权力分解，所以，在美国政府中，任何一个小团体能够完左右美国政治。在中国一个人可能有很大的权力，那是建立在这个人具有足够的智慧这个假设的前提下的，在美国我们不相信一个人能永远不犯错误，所以我们将政府权力分成三部分，这样迫使他们不得不去听从别人的，从而做出不同程度的妥协。我们相信权力会带来腐败，而绝对的权力会带来绝对的腐败，几乎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相信这个，这是最基本的。美国人不怕政府犯错误，最怕的是政府打破规则，因为规则是关乎一个长期的问题，是关于一个国家在一个制度体系下运行的问题，顺便说一句，现在的美国政府让人非常担心，因为打破了很多的规则。

　　王利芬：那么，在你接触到的中国人中，你认为有哪些东西是中国人对于美国人的误解呢？

　　KEN：对于我来说，我理解的中国人都分布在中国的东部，在知识界，坦率地说，即使在这样一个圈子中，也有许多中国人对我刚才讲的美国不是很了解，可能有一些人对于美国政策观察很多，也了解了很多，但是他们并不了解我们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政策，这样会有许多的局限，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人也不明白中国人的政策依据。还有一点就是中国人会自觉不自觉地认为美国人会拖中国发展的后腿，而用这种方式去维持现有的对世界的强势主导地位，我认为的确有一些美国人是这样想的，有一些，但是极少数，包括一些处在权力高位的人，所以中国人能在这样一些少数人中来证实他们的观点，但事实是，更多的美国人并不是这么认为的。如果你看一下对于公众的关于中国的调查，公众对中国并没有冷战时的那种思维方式，人们认为中国是一个友好的国家，是一个重要的国家，是一个具有活力的国家，有一些人会担心与美国经济上的竞争，但是在中国人们仍然认为美国对于中国有一种原先的那种冷战式的思维，而恰恰在美国就是有一些冷战思维的人，这样的虽然并不多，这样的话相互作用下来，很容易真正地出现一些冷战思维的迹象，就是说对方都认为彼此是敌人。在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上，中国人对于美国人有着很深的不信任。在美国，公众的对于中国其实很友好，他们只是在经济的竞争上担心，如他们的工作会因为中国制造业的强大而失去。

　　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

　　王利芬：你于1998年曾在美国政府中就职，担任克林顿政府中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亚洲部主任，我很想知道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个过程很可能与中国不太相同。

　　KEN：我所供职的国家安全事物委员会是总统的外交政府方面的官员，位于白宫内，白宫有两座楼，一座为白宫本身，一座为老行政楼，白宫本身的办公地点在西边，很小，总统的椭圆形办公楼处在西南角，而国家安全事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的办公室在西北角，从这西西北角到东北角只需30秒的距离就可走过去，白宫只有三层，虽然有电梯，但人们愿意上下楼，而不愿坐电梯，因为非常小。我的两位老板都在白宫，国家安全事物委员会的其他人员在老行政楼，只有很少的头头才在白宫内办公，但是如果你的职位足够高的话，你可以穿行于白宫和老行政楼内而无需通过安检，只是出示你的证件就行，我的证件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出入白宫任何地方的那种。

　　王利芬：如果你没有这个证件，在白宫工作的安全人员其实知道你，他们会放行吗？

　　KEN：这是绝对不会的，因为他们只认证件，而且你还必须将证件放在显眼的地方，比如胸前。因为他们怕你已经做错了什么事情而我的证件已被收回，所以他们只认证不认人。他们训练有素，行为敏捷，时时准备行动。

　　美国的决策过程很有效率，尤其在许多相关的官僚部门中做出决定，这是一个系统，国家安全事物委员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这个委员会内部按地域或者功能划分的十三个部门，我负责的是亚洲，在我这个部门，做出一个决定与其它许多部门是关联的，如果我要做一个政策建议，我需要想到在其它部门中，有哪些人会对我写的东西感兴趣，我需要让他们知道，尤其在我送给我的老板也就是国家安全事物委员会主任看之前，这个报告上要写某某相关部门的某某人已看过并同意或者不同意，如果他们不同意我必须写上不同意的意见，这样的话总统批阅这份文件时不仅知道内容而且知道那些人会因为哪些内容不同意，所以这是一个十分直截了当的系统。我还记得有一次在一个晚上，我已经回家，这个电话是从另外一个部门打来的，他在那里呆的时间比我长，所以比我有经验，他当时非常地生气，而且想让我知道他是多么生气，我送给我的老板的一个文件影响到了他的工作，但是我并没有将这个文件给他看，我们讨论了我写的内容，他说他其实同意我所写的东西，但我没有给他看，他说如果我再这样他会直接到我的老板但同时也是他的老板那里去抱怨。我想在这件事情上他是对的，因为程序是非常重要的。

　　王利芬：有多少人在做关于亚洲的事务？

　　在我们这个部门事实上只有四个人，一个负责香港、澳门、台湾，还有一位负责北朝鲜和南韩、还有一位负责东南亚，我负责全部。四个人好像忙不过来，我们会让各个部门来做信息提供，因为我们都是为总统工作，需要哪个部门配合那个部门就必须配合，这是一个十分有效率的系统。

　　每个星期一的下午我们会与政府部门做这方面工作的所有的人尤其是国务院做亚洲事务的人一起开一到两个小时的会，这个会并不十分正式，但会讨论亚洲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做些什么，分享各自对这个问题的想法，看看有什么可以启动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十分高效的系统，它可以将我们所获得的信息最大化，如果我们当天要送给总统的文件没有传达到与我们工作相关联的部门，我们几乎是不能回家的。有时我们要等他们的一个签字等很长时间。这些都是通过计算机来完成，有时也可用安全电话，但不会是手机。

　　王利芬：为什么你会反复说这是一个高效的系统呢？如果两个部门都在处理相同的工作，这两个部门常常会有矛盾。

　　KEN：是的，一般情况下人们会保护部门利益，为一个部门工作的人会对他那个部门的头头很忠心，的确是会有竞争发生，但国安会在克林顿时期很强，而有现在很弱，很强时协调起来就比较容易，弱时可能难一些。

　　王利芬：国安会与国务院在职能上是如何区别的呢？

　　KEN：国安会的职能更加广泛，如财政、国防、健康等，所以与外交相关的东西都会涉及，我在国安会工作时，工作的内容是常常与内阁打交道，如与国防部、财政部、中情局等等部门打交道。比如说亚洲有什么灾难，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就会涉及与许多部门打交道，主要取决于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

　　王利芬：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的主要使命是什么？

　　KEN：首先它是总统个人关于外交事务上的职员，这个职位的人无需被参议员们确认，而如果你要出任内阁的其他高职，你必须得到参议员的确认，同意总统的提名，而且也无需到国会参加听证，因为你是总统的个人职员，你可以与国会私下里打交道。所以总统可以决定什么样的国安会做什么。我在那里就职时，国安会变得很强，克林顿总统与我的老板的关系非常近，在外交事务上非常相信他。

　　王利芬：你与总统直接见面的机会多吗？

　　KEN：这主要取决于亚洲事务，任何有关于亚洲的问题，我都会直接地涉及。

　　克林顿很聪明

　　王利芬：你曾多次说过克林顿总统非常聪明，为什么你为这么说呢？

　　KEN：比如说克林顿总统与你们的前主席江泽民的会见，我们会给他做一些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提示，对于美国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于中国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问题。我们会做五六页纸的东西给他，还有一个卡片，其实是谈话要点，这些东西都需要地会见前非常清楚，在会见前的一个小时，我们会走进他的办公室，给他一个关于本次会议的提要，什么是最主要的议题，什么是我们必须完成的，什么是我们的建议，这时候他其实在看一些与本次会见并没有多大关系的东西，因为作为一个总统要处理的事情是太多了，但是他居然能记得我们告诉他的提示。另外，当我们与他谈话时，我们给他三四个卡片，他也会记下一些东西，他将卡片放在口袋里，在会见中他其实从未看过那些卡片，但是他在会见中却讨论了我们给他提示的每一点。还有一点是让我非常欣赏他的，当我向他提示一些东西时，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会见的这个人最需要的东西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我们最需要的？接下来他会记下所有的观点，他会简洁地告诉他会见的那个人所需要的东西。尽管美国与亚洲国家有许多的矛盾，但他总会找到一些建议，让别人很容易地同意。这一点简直就是个天才，在他的眼中总能读出“我能感到你的痛 ，什么是你需要的？”这一点是我最欣赏的，而这一点与现任的布什总统完全不一样，他不太考虑别人是怎么样想的。对于政治家来说，你从来不要要求他们做出什么对他们的职位起不利影响的事情，没有一个政治家会这样做，所以你必须明白人家的政治需求，而克林顿恰恰懂得这样的需求。明白之后，你还必须懂得如何去实现它，做到这些是需要很聪明的。

　　朱镕基总理的美国之行与中国加入WTO

　　王利芬：1999年4月，当我们的前任总理朱镕基访问华盛顿时，为什么华盛顿并没有让他与美国达成中国加入WTO的协议，我想那时亚洲事务你也参加了是吗？

　　KEN：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克林顿总统得到了不当的建议。当时总统面临国会的压力比较大，他们认为总统如果与中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就给了太多的东西中国了，所以当时克林顿总统对于朱总理的来访感到比较焦虑，总统的国会事务顾问给他的建议是如果他给了WTO给中国，那么中国在永久最惠国待遇上就得不到国会的通过，结果他们的建议是让总统与朱总理就中国进入WTO的最后的事项进行讨论，但不要签订协议，将WTO的事情与朱的来访分开来，当然这一点对于朱总理来说简直就是灾难性的。我认为这样的建议是错误的，因为这个协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协议，它有利于双方。当那次朱总理来访未能与美国签订这个协议时，公众知道后，对克林顿总统有很我的批评，后来克林顿总统认识到了没有签订这个协议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他非常生气那个负责国会事务的顾问给予他的建议。

　　王利芬：你当时给予总统的建议是什么呢？

　　KEN：我给他的建议是签那个协议。我据理力争，但是我没有争赢那个顾问。我在那个问题上工作得十分艰苦，我从未在什么工作上工作如此艰苦。有好几个星期我都在那个话题上工作，但我还是失败了。

　　王利芬：那么克林顿总统后悔了吗？

　　KEN：是的，他后悔了。他非常非常生气，我们十天后有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就在总统的办公室举行，在那个会议上他发火了，他说他得到的建议真是太差了，而这个建议带来的局面也很坏。我坐在那里真的有一种非常大的自我满足感，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员工用脚轻轻踢我小声说：别太得意了！你这个样子太明显了。除了这次我未能让总统签订那个协议这一点让人觉得可惜之外，这真是一个精彩的时刻。

　　采访美国前总统福特的新闻发言人

　　RAN NESSAN曾是美国福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是每天与记者打交道的人,然而在此之前，他自己也曾是NBC驻白宫的记者。RAN现在任布鲁金丝协会与外界交流的副主席。

　　白宫新闻发言人如何工作？

　　王利芬：我们中央电视台的国际新闻经常报道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如何如何了，现在我终于见到了曾在这个职位工作过的人，我很想从你这里知道你这个职位是如何工作的，从这里我们也可以了解白宫关于这方面运作的情况。

　　RAN：在我的人生中干得最多的是记者，所以我是一个记者，我的工作岗位在NBC，在加入NBC之前我做通讯社的工作。我是被福特总统邀请做他的新闻秘书的，当时的情形是尼克松辞职，而福特接任，还在他做副总统时，我经常报道他，当他当总统时，我是NBC驻白宫的记者，所以我对他非常熟悉。当他的新闻秘书辞职后，他就让我做他的新闻秘书，也就是白宫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位的主要工作就是回答各媒体驻白宫记者的问题，代表总经回答他们的问题。这个职务并不是一个政治职务，而是一个关于信息的职务。

　　王利芬：你认为这个工作在当时好做吗？

　　RAN：这个工作在当时非常难做，因为福特接班时，当时正好是尼克松的丑闻沸沸扬扬的时候。那时候新闻界对白宫非常的不满，而且提的问题非常尖锐。但是好的事情是福特总统是一个和蔼的人，他的性格正好是当时那样一个环境所需要的，这对于我的工作是一个优势，因为他很喜欢记者，他曾经做了二十五年的国会议员，他知道怎么与记者打交道。其实我在NBC做驻白宫记者从约瀚逊总统时就开始了，那时候，所以我知道白宫新闻秘书是如何运作的，那当然是从一个记者角度，现在作为白宫的新闻秘书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一个从外向里看，一个是从里向外看。有时我想其实工作也是并不多的，因为我是白宫内部的记者向外发布信息，我的信息来源是从白宫来的，然后告诉记者，但是有一点是不同的，那就是有一些信息涉及外交政策时你不能完全告诉记者们，当时越战还在进行，所以你所发布的信息应该是非常注意时间点的控制。再加上基辛格是当时的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任，但同时又是国务卿，他认为信息就是权力，他愿意自己处理绝大部分关于外交方面的信息，这样让我的工作有一些难做。

　　王利芬：你与基辛格的工作那么近距离，他是怎样一个人，前两个月我在纽约他的办公室见过他，他还很健谈。

　　RAN：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他始终有一种战略性的眼光，他做事有一种历史感，他总是做的一些事情会产生近百年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对他极其钦佩。但有时有一点难打交道。我在白宫工作了很长时间，我知道对于一个好的和坏的新闻发言人意味着什么？作为一个好的新闻发言人总会得到第一手信息，他能看到整个事情的决策过程，知道事情的整个进展，然后在新闻发布会告诉记者们，而坏的新闻发言人是很多事情并不知道答案，并且误导记者。所以我想做的是参加各种会议看到决策过程，福特总统认为这正是我想要的。

　　我记得福特上任不久就遇到了通货膨胀的问题，当时的格林斯潘是他的主要顾问，两个月以后经济的恶化程度是自1993年以来最严峻的。所以在他的任期内有许多事情很严峻，对在白宫发生的这些棘手的事情而言，我认为福特总统处理得还不错。

　　王利芬：我想知道你每天的工作情形。

　　RAN：我每天早上在路上就开始阅读的报纸，七点时我已经在白宫的餐厅了，因为还有其他的白宫工作的职员会在这里吃早饭，我们就可以开始讨论今天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时候我其实已开始我的工作程序了。接下来早上七点半，我会给我的员工开一个会，我们会讨论今天一天做什么，记者们会问些什么，整个早上我们都会为早上的新闻发布会做准备，我们估计记者们会问一些问题，然后确保我们能有那十个问题的答案。那个时候通常是在早上11点开新闻发布会，所以一大早上都是在为这个做准备。每天下午三点还有一个新闻发布会，但是规模会小得多，只有围着新闻发人办公桌前的几个人，因为有一些记者是为晚报和早报进行报道的，他们的 稿时间是下午六点半，所以这个会是帮助他们为这个时间做准备的。

　　王利芬：那你如何获得回答记者问题的答案呢？

　　RAN：比如说外交部问题，我会给基辛格打电话，或者他的副手打电话，或者给国务院打电话，一般来说，像外交政策方面的问题，美国政府常常会有一个短的声明。如果有经济方面的问题，我会打电话给格林斯潘，或者总统的经济顾问，总之就是打电话给记者提问的问题所涉及的人。

　　王利芬：你是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代表总统回答问题，你每天能够和总统有所交流吗？

　　RAN：一般来说，我会与总统在早上十点半时谈上十几分钟，每天都如此。如果提问的记者从你的回答中发现你并没有和总统交谈的话，他们就不会相信你，他们会直接地问，RAN，你今天与总统谈过了吗？因为有一些白宫新闻发言人并不是每天能见到总统。里根总统的新闻发言人就是这样的。

　　王利芬：为什么你能做到每天与总统有一次交谈的机会呢？

　　RAN：因为我从开始总统请我担任这个职位时，我就说如果我做这个职位，我一定要得到第一手的信息，总统说这正是他想要的工作方式。我的前任是尼克松总统的新闻秘书，他也是每天要与总统交流的，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里根总统的任期时就中断的。

　　王利芬：一般来说，你与总统的交流会持续多长时间？

　　RAN：十五分钟或者二十分钟的样子。我对他说，你看我今天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呢？一般来说总统会给你一个非常宏观的回答，如果是需要细小的数据什么的，你必须与有关部门联系。

　　王利芬：当你向基辛格问有关外交方面的信息时，通常地他是配合很好，还是有时也不告诉你一些事情？

　　RAN：这两种情况都有。我记得有一次当我们出国访问时，福特总统在与埃及总统会见，当时开了一个新闻记者招待会，会上翻译翻错了，翻成了埃及总统萨达特同意美国政府关于中东问题的政策，实际上他是并不同意的，美国驻埃及的大使找到我说你们最好改过来。我想我不能单独来做这个事情，我就找到了基辛格，等二十个小时后再改，他希望人们认为萨达特总统是同意美国关于中东问题的政策的，但我还是迅速改了过来。但有的时候他的配合会非常好，他是一个极其聪明的人，我对他的长期的战略性眼光佩服极了。

　　王利芬：那一次他生气了吗？

　　RAN：没有。

　　王利芬：所以说你并不需要服从他。

　　RAN：当然，我是为总统工作的。

　　王利芬：你能参加总统内阁的每一次会议吗？

　　RAN：当然。

　　好坏新闻发言人的区别

　　王利芬：你刚才说过好的白宫新闻发言人应该是什么样的，那么你认为什么不好的新闻发言人呢？

　　RAN：第一点是他得不到第一手的信息，第二是他能得到，但是他对记者隐瞒。华盛顿是一个很快就能知道新闻真相的地方，如果你撒谎的话，实际会有很大的麻烦，你的信用也没有了。对于一个白宫新闻发言人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信用，你站在那里，你说什么都会有人记笔记，这时起作用的就是别人相信你。如果人们不信任你，你这个工作就难以进行下去了。尤其是发生一些危机时，每个人的时间都很紧，都有压迫感，这时你必须告诉人们真实的东西。我的原则是如果你不能告诉公众真实，有时也的确是需要保密的信息，你可以说这个我现在不能说，但是你不能对记者撒谎。这个方法可以让自己保持信用。

　　王利芬：在你作为总统的新闻发言人期间，你有没有发现福特总统想要隐藏什么信息？

　　RAN：从未有过。

　　王利芬：每个星期你能休息两天吗？

　　RAN：不能，只有一个星期天，每个星期六需要工作一整天，因为有一个星期内积压的所有事情需要在这一天处理完，平时没有时间做。星期六早上同样是早上七点要到办公室。我有一个儿子，那时候他只有18个月，他是1971年出生的，每天晚上我大概是十点或者十一点回家，我每天早上出门时他还在睡，所以晚上我回家时，我总是叫醒他，与他玩一会儿，因为这是我唯一的能够与他玩一会儿的时间。其实星期天有时也保不住，因为星期天如果遇上总统要出行的话，我们必须跟着他旅行。

　　王利芬：总统的每一次旅行你都会跟着吗？

　　RAN：每一次都会的。就在空军一号上，但那时并没有747，当时只有707。

　　王利芬：很多人都会认为作为总统的新闻发言人这个职业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很好的职业，原来如此之不容易。

　　RAN：其实是一个很难做的工作，有很多的压力。首先你必须有许多的事实提供给记者，其实你就该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不能在星期一说出总统想在星期二说出的话，再次是这个工作极其敏感，因为每一个记者会从你的言谈举止中猜测你带来的信息。举个例子，有一天我从海伦.托马斯那里得到一个问题,她是UPI驻白宫最长的一个记者, 这个问题非常的直截了当, 她以问这样坦率的问题而著名，这个问题是涉及让一个人离开白宫。我当时不想撒谎，但同时我也并没有得到确认，我大概停了三秒钟的样子，试着去回答他的问题，她认为我停顿的时间太长，而她认为这个停顿可能意味着什么事情，她就将这个停顿在她的文章中做了一个描述。其实我并没有说什么不当的事情，即便你停顿的时间长了一些，也会带来一些不利因素。所以作为一个发言人，你必须在选择语言上非常的用心，而且也要考虑你每个句子停多长时间。

　　王利芬：你喜欢这样问一些非常尖锐的问题的记者吗？

　　RAN：我是一个急性子，而且也非常直截了当，如果我认为谁不够聪明，我会一下子告诉他。我非常喜欢福特总统，我愿意为他辩护，我不希望人们批评他。在我做这个职业之前我也是一个驻白宫的记者，就在我接任这个职务开始工作的前两天，我还在以一个驻白宫记者的身份问问题，而两天后我就站在台子上回答问题，我想坐在台下的人是我的朋友们，他们与我一起旅行多次，我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我了解他们。当他们问一些很难的问题时，我想为什么他们对我这样呢？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习惯过来。

　　王利芬：每一个驻白宫的记者都可以与总统一起旅行吗？

　　RAN：是的，但是非常的贵，他们必须付他们自己的费用。在空军一号上的记者可以自由地与总统交流。如果总统需要发布什么声明，那么他会让我们叫这些记者，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王利芬：如果福特总统被选上每二届，你会继续担任这个工作吗？

　　RAN：我可能不会。可能再干上一年的样子，然后就离开，我不认为我会干完另外三年，太难了。

　　王利芬：你能在总统的新闻发发言人与驻白宫记者这两个职位中作一个清晰的定义吗？

　　RAN：作为总统的发言人，是为总统工作，因为他没有时间每天与记者交流，他需要某个人替他这样做，每次我站在那个台上时我就想如果是总统本人，他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所以我要回答他想回答的东西。

　　王利芬：因为你回答的问题的范围非常的广，这涉及你对整个国家运转的了解，一会儿经济，一会儿外交等，这样对你的知识储备等有压力吗？

　　RAN：所以你必须去做很多的准备工作，我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是一个记者，记者的知识面很广。

　　王利芬：但是白宫记者应该是一个政治家。

　　RAN：我同意你所说的这个观点。但是必须是个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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