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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专栏作者郭梓林。（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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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梓林，新浪专栏作者，1957年生于福建，1962年迁居江西，1985年担任国有企业团委书记，1989年担任国有企业总经理，1992年辞职“下海”，合伙创办科瑞集团，现任科瑞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2005年受聘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首席终审专家。
10月31-11月4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郭梓林。----编者按
劳资关系的市场基础 11月2日 星期三
文/郭梓林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一小部分公民的收入水平是由政府决定的，每个人的身份和行政级别都由政府划定，并以此决定具体的“公家人”在“全民创造的收入”中的分配比例。而另一大部分人——农民——因为没有“公家人”身份，他们的收入只能自己解决，但又必须交公粮，公粮之外的部分才允许与国家进行交易，并且必须接受国家制定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所以，农村改革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失去的是锁链，却得到了劳动和出售劳动产品的自由。而“公家人”的分配体制改革之所以困难重重，则在于他们在得到择业自由的同时，要失去一部分既得利益，而且一旦离开体制，极有可能成为失去生产资料的无产者(没有土地，没有住房，没有生产资料)。
与计划经济相比，市场经济的最大好处是，给每一个人以选择职业的机会，大家都可以通过与雇主的讨价还价，来决定自己的收入，或者干脆自己来当雇主。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雇主们都希望能在市场上找到最低工资要求的劳动力。同样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雇员们也希望能找到市场上出价最高的雇主。这样一来，在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工资收入的水平就有可能对应劳动力的水平，雇主和雇员的权力和机会趋于平等。也就是说，不能支付高工资的雇主，不论其身份多高，道德修养多深，在市场上很难招聘到素质高的雇员；素质低的雇员，不论其学历多高，或是家境如何困难，同样不可能得到高薪，这就是市场的均衡。同时，当失业率过高的时候，竞争会使雇员的劳动力贬值；一旦经济的增长带来劳动力紧缺，雇员的劳动力价格就可能相应提高。因此，只要人们拥有了自由，雇主与雇主的竞争，会抬高劳动力的价格，而雇员与雇员的竞争，会压低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从而形成一种自发的秩序。当然，在这种自发的秩序后面还存在着一种现象：一方面雇主有可能通过商业模式的创新，以及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在降低了人工成本之外的其他成本之后，有了更加充足的经济实力，能够采取高薪延揽人才的手段，以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另一方面，一般雇员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积累专业化的知识和能力，成为更高层次的人力资本，甚至转变为炙手可热的职业经理人。这种双向提升的现象，其实正是市场经济的活力所在。
从市场的角度来说，劳资关系是雇主与雇员的博弈。“你用这么点钱，找不到比我更好的人才！”——这是雇员敢对雇主牛的原因。“你离开这里，没人会给你比我更高的待遇！”——这是雇主敢对雇员牛的原因。所谓的劳资关系和谐，在经济学看来就是双方在价格上找到了均衡点。这种均衡既是市场的均衡，也是企业内部的均衡。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是以契约为基础的双向选择之后形成的。因此，在共同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任何一方失去了优势，都可能面临被“炒”的风险。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压力的存在，市场经济才显示出效率方面的优越性。而企业文化对于劳资关系的作用，无非有两大好处：一个是降低交易成本，一个是在和谐的人文环境当中，雇主和雇员都可能得到精神上的附加收益。因为，不论是雇员寻找新的工作，还是企业招聘新的员工，都必须支付相应的成本，和谐的人文环境可以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并在无形之中加大跳槽的成本，从而有利于企业留住人才。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或者说是依赖于良好的法治环境的自由经济。政府在这种经济体制当中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保证在平等自愿基础上，雇主和雇员能够进行关于劳动与报酬的正常交易。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劳资关系就有可能实现良性互动，并给双方都带来好处，不论实际的工资水平怎样，都是自由和平等交易的结果。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明：中国人自愿以极低的劳动力价格为美国人生产鞋子和衬衣，政府尚且还要鼓励，那么，在自由选择契约下的国内劳资关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以道德的名义去渲染其中的“不公平”，否则就歪曲了市场的公平性。
科学的发展观在劳资关系上的体现，应该是让每一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机会，这种机会不是以身份为尺度，而是以能力为标准。也就是说，政府要维护的是机会的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均。因为，公民不要求政府直接提供就业，而是要求政府能够使有关创业和就业方面的政策信息更加公开和透明；公民不要求政府直接确定工资标准，而只是要求政府能够维护劳资契约的切实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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