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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之纯
10月30日，新华社发出专稿指出，要保证“十一五”期间社会和谐发展，应特别突出地解决好不和谐因素的“四大矛盾”：分配公平失衡，贫富差距加大；教育不公，发展不均；看病难、看病贵；劳动力供大于求，社会保障缺口多多。
所总结出的这“四大矛盾”，确实既有着特别的现实性、而且也对社会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可以说，只有这“四大矛盾”得以解决的社会，才可以称得上“和谐”二字。就如何解决这“四大矛盾”，文中提出了一些兼具原则性和针对性的建议，诸如“合理调节收入分配制度、调整国家财政支出结构”；“整顿药品生产和流通秩序，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等。这些建议都很好，但是，怎样才能真正将这些建议落到实处呢？
面对一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逻辑很多时候是难以奏效的。因而，要真正有效解决“四大矛盾”，当前首先应该思考的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找准原因才能对症下药。在GDP的高速增长下，却形成如此之多的矛盾，而且矛盾还愈演愈烈，这是发展的宿命，还是由于某些措施产生了偏差？尤其需要认真思考的是：如果说，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情况下，产生一些偏差难以避免，但为什么偏差如此之多，而且后果如此严重，自我纠偏却鲜见成功？比如药价降了17次，看病却反倒越来越贵；再比如教育不公及其高收费严重恶化了社会心态，但学费未降反升……为什么公众的期望经常会如此被背离？
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现象，我认为，这是因为在“四大矛盾”之间有着一个相通的共性原因：对民本价值观的落实过程中尚有“短腿”。
应该说，以民为本的政治价值观近年来日益凸显。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成为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的执政理念。民本价值观正“走下书面”、脱离抽象概念范畴，但也应该看到，一些有悖民本价值观念的做法，还未能得到纠正。相当一部分弱势群体，甚至连形式上的权利平等也还无法得到。比如，分配公平日渐失衡，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就在于强势群体左右了利益分配的过程：企业改革成了少部分精英的掌中把戏，车改、房改成了按级别“分果果”的领导者福利。而面对这一切，有相当一部分人面对自己利益的受损，却甚至连份像样的话语权也没有——没有人去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左右不了、甚至无从知晓决策过程；无论是激烈的批评还是温和的质问，都得不到什么回应。
决策者敢于轻视他人的意见，是各类社会不公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轻视之所以能够成立，原因就在于民本价值体系中的一些概念还缺乏可操作措施的支持。民本价值体系中有着三个重要的支撑点：民有、民享、民治。这三个支撑点缺一不可。但在当前，对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民治”这一观念还缺乏有效的理解和支持，导致人们面对强势者的错误决策甚至故意制造的不公，往往也无可奈何，社会矛盾也因此越积越多、越来越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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