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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完善金融结构 发展中小企业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5年10月31日 18:02 发改委网站

  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林毅夫

  中国从1978年底开始的改革与开放, 到现在为止可以说是一个奇迹。26年间,国内生产总值规模增长了10.3倍,年均增长率高达9.4%,远远超出邓小平同志年提出的20年翻两
番、平均每年增长7%的目标。在国内经济飞速增长的同时,中国也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经济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开放的大国经济,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6.7%,对外贸易的规模26年间增加了56倍。对外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和国内总值的比值)从1978年的9.5%提高到2004年的70%,远远高于日本的不到20%和美国的20%左右。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排名从1978年的第35位,提高到去年的第3位。

  固然中国的改革总体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可是存在的经济问题也不少。首先,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代了集体的生产队制度开始,1978年到1984年间,农业生产发展很快,农民收入提高迅速,城乡收入差距从1978年的2.6:1降价到1984年的1.8:1。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在1985年把市场为导向的改革推向城市,农村的发展开始滞后于城市,1992年城乡收入差异已经达到1978年的水平,到2004年则扩大为3.2:1。其次,从改革的重点转向城市以后,政府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大量倾向城市,使得整个农村不仅在收入方面滞后于城市,在整个社会发展方面也滞后于城市。前任德国驻华大使回到德国,记者问他对中国的印象时,说“中国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这是一个非常形象的写照。

  不仅是城乡差距扩大,而且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也不断在扩大。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固然很快,财富越来越多,但是分配相当不均。尤其是随着改革的深化,就业越来越市场化,不少新增劳动力找不到工作,许多国有企业的冗员下岗;同时,不仅出现了一个利用市场机遇和自身能力正当获得较高收入的人群,而且,还出现了一些利用特权和新旧体制弊端巧取豪夺不正当财富的人,使得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据估计2004年底中国银行中12.6亿人民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中的80% 为20%的人拥有;另外,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分配公平程度最常用的一个指标)已经达到0.48,接近国际学术界认为的警戒线边缘。关心中国前途的人不得不担心中国的经济会否出现“拉丁美洲化”的现象,也就是因为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社会矛盾重重,经济发展停滞,各种社会、政治、金融危机频仍爆发的情形。

  除了城乡收入差距拉大之外,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总体发展相比也相形滞后,而且有很多的历史欠账。农村里的医疗卫生,在改革之前水平非常低,然而至少有赤脚医生,农民的健康还有一些最起码的保障。但是现在赤脚医生消失了,乡镇医院的医疗市场化了,农村里经常出现小病付不起钱不到医院看病而变成大病,以及因病致贫的情形。根据一些统计,在农村里绝大多数的人是病故在家里而不是在医院,在城市里则很少有人是病故在家里,大部分是在医院里,两者成了城乡的另外一个强烈反比,反映了农村地区医疗设施严重不足,而且相对农村居民的收入来说,医疗价格非常昂贵的不公平现象。

  社保体系也是一样。农村居民除了土地之外基本没有什么保障,城市居民固然有社会保障,但是社会保障资金严重不足,有相当大的欠账。

  此外,环境问题也有不少令人担忧之处。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经常以环境污染和破坏为代价,危及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由于森林、草原的破坏,造成了90年代出现了频繁的水灾、旱灾。

  上述情形显示中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过程当中,社会发展严重滞后。因此前几天联合国刚刚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中国在全世界的排名是第85位。这个排名意味着人类发展指标的平均水平相对于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排名是较低的。不仅如此,中国内部也是严重不平衡的,同一个报告显示,上海的指标相当于在全世界排名27位的国家,但是比较落后的地区如贵州,仅相当于在全世界排名125名的纳米比亚。

  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胡主席、温总理上台以后,提出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城乡、地区、经济社会、人与自然、国内国际经济协调发展,以构建和谐社会,来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很及时,是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实事求是地针对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战略性的新方向。

  但是,怎么样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上述五个方面的协调发展呢?我个人的看法,最重要的是必须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而要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关键在于完善金融和信用体系。

  前面提出的城乡差距、收入分配、社会发展、环境问题,根源是什么?都是因为中国有一群非常穷的人。因为农民穷,所以城乡收入差距大;因为有人穷,所以分配不公;因为穷,有人医疗费用付不起、无能力养老,才使得社会事业落后;因为穷,也有人愿意到污染环境的行业去就业;也因为穷,很多人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出不来,而且还要生产、生活,就只好毁林种地,在草地上过度放牧。如果能够普遍富起来,这些问题应该都会逐一消失或至少是缓解。现在高收入的国家,在发展的早期上述问题也曾经出现过,不能说这些问题在高收入国家就不存在了,但是从各种指标来看,已经不是主要矛盾了。在2004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1277美元,才为同年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40100美元的3.2%,所以,中国的问题不是富人太富,而是穷人太穷。中国当前的任务是一方面要继续快速发展经济,只有这样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另一方面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让穷人富起来,缩小国内的贫富差距。

  但是怎么样才能一方面让经济快速发展,同时,又让穷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富起来呢?有什么好的方式?要寻找这样的一个途径就必须先知道穷人的特性是什么。除了因老、因病或其他天灾人祸而失掉工作能力的人之外,穷人的特性是他们只有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因此,要让穷人富起来,最重要的是让穷人有工作,能够充分就业,让他们都能够赚取工资收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让他们的工资收入能够以比富人收入增长更快的速度提高。

  那么,怎样才能让穷人人人有工作?最关键的就是必须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在目前这个阶段,中国的主要比较优势是劳动力多,劳动力相对便宜。如果我们不遵循比较优势,而是去发展不符合比较优势的资本、技术非常密集的产业,投资必然非常多,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大量只有劳动力可以赚取收入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就业市场,只能滞留在现代经济体系之外,他们就必然成为无法分享经济发展果实的穷人。不仅如此,那些产业的投资需要巨额的资金,能够投资到那些产业中的人,不是富人就是和政府关系好、能够利用政商关系从银行取得巨额贷款的人。但是,那些企业所在的行业既然不符合比较优势,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是没有自生能力的,只有靠国家的保护补贴才能生存,国家要保护、补贴企业的资金自然不会来自这些投资的富人或是具有良好政商关系的人,而只能直接地或是间接地从其他收入较低的人取得,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就会更为严重。由于,政府要用大量的资金来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可以用来发展社会事业,照顾弱势群体的资金就更为减少;同时,投资于那些不具自生能力企业的富人和有关系的人,还会利用各种寻租手段向政府官员要更多的保护补贴,社会矛盾将因此更为激化,上述的各种社会问题无法缓解,出现“坏的市场经济”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各种问题。所以,违背当前的比较优势,试图加快发展一些现在的发达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赶超愿望是良好的,但是,会事与愿违,出现各种矛盾,最后欲速不达导致危机频繁发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避免出现拉丁美洲化的问题,这是必须吸取的教训。

  反之,如果能够实事求是脚踏实地,充分利用目前劳动力多、劳动力便宜这个比较优势,去发展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者是在高科技、高资本产业当中劳动力相对密集的区段的产业,就会创造非常多的就业机会,让更多具有劳动力的穷人能够加入到正式的就业市场。而且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国内、国外市场中,均会有最大的竞争力,能够占有最大的市场份额,发展会非常快,因此,也就能够把丰富的劳动力都吸纳到就业市场,实现充分就业,结束现在农村里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市里有大量待业失业人群的局面。

  而且,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竞争的市场中,不仅能够赚取最大的剩余,而且,这些行业中的资本回报率会最高,那么,在每期创造的最大剩余中会用来作为资本积累的量会最大,资本就会从相对稀缺变成相对丰富,劳动力就会从相对丰富变成相对稀缺。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水平就会不断提高,穷人拥有的资产的价值就越来越高。

  除了一些利用不正当手段敛财的人之外,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除了劳动力之外,还可以用资本去获取收入。如果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会从相对稀缺变为相对丰富,资本回报率会越来越低,富人具有比较优势的资产,也就是资本不断贬值,穷人所拥有的资产也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却不断地增值,这样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会越来越小。而且,实现充分就业并且工资水平不断提高以后,那些只有劳动力而没有其他可以获得收入的资产的人自我保障的能力也会越来越高,那些污染环境有害健康的产业不会有人愿意去作,环境可以改善;在不适合人居住的环境下工作的劳动力也可以转移出来,也就可以退耕还林,减少了环境的压力。

  所以,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是解决高速增长中出现各种不协调问题的最根本的方法。那么,怎样才能让经济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呢?比较优势是一个经济学家的概念,企业家怎么知道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技术?所谓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是要企业家在做产业、产品、技术选择时,充分利用当前国民经济中,相对丰富的要素,少用相对少的要素。但是,企业家关心的是产品和要素的价格,而非各种要素的相对稀缺性。因此,要企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特性来做产业、产品、技术选择的关键,在于有一个灵活的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禀赋特征的价格体系,某个要素相对丰富,它就应该便宜;某个要素相对稀缺,它的价格就必须高。这样的价格体系只有在一个完善的、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才能形成。在这样的价格体系之下,企业家为了市场竞争力和获利能力,必然就会充分利用那些价格比较便宜,也就是在要素禀赋结构里比较丰富,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来生产。这就要求中国必须完成从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转轨,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在一个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经济中,企业所在的行业都符合比较优势,政府不需要以干预市场资源配置的方式来保护、补贴这些行业的发展,企业失掉了向政府寻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样企业才会专心致志于管理、技术、产品质量水平的提高,增加竞争力来获取更多地利润。同时,在这样的市场经济中,政府不需要也没有理由去保护补贴那些没有自生能力的赶超企业,政府才能集中力量来发展具有外部性,市场提供不了的公共产品,发展卫生、教育事业,保护环境,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照顾经济当中一部分因病、因老,或者是临时失掉工作能力的人。靠这样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才会是可以避免出现裙带资本主义的“好的市场经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二次

世界大战以后和中国以及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处于一个大约相同的发展水平,这些国家和地区所以能够在四、五十年的时间内赶上或大量缩小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而且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在于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够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早期的时候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随着资本的积累,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资本由相对稀缺、相对昂贵,变为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劳动力由相对丰富、相对便宜,变为相对稀缺、相对昂贵,才不断根据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产业技术升级,一小步快跑的方式。相反地,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拉美、非洲、南亚等非社会主义国家,都采取了一种违反比较优势,具有赶超性质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战略,结果不仅赶超的愿望没有实现,而且,还爆发各种社会、经济危机。

  从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民经济已经逐渐从以完成赶超为目标的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转轨,要完成向以根据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困难在于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或者资本密集型产业当中劳动力密集区段的企业主要是以中小企业为主,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原来有两个方面的障碍,一个是市场准入,一个是金融支持。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外国企业在中国已经得到了国民待遇,中国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主要是民营企业,也同样得到了国民待遇。尤其是在今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发展的36条意见以后,中小企业市场准入的各种障碍正在被消除。

  目前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是金融支持严重不足。不管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型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金融支持都是决定企业成败的一个关键因素。中国的中小企业之所以得不到金融支持是跟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的不完善有关。当前中国的金融体系以四大国有银行和

股票市场为主。由于上市成本以及上市以后信息公布的成本,对资金需求量相对小的中小企业来说都是太高,因此,股票市场对绝大多数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来说不是合适的制度安排。那么银行呢?中国的银行以四大国有银行为核心,中小企业要取得融资有两方面困难:首先,不管是中国的银行,还是外国的银行,小型贷款每笔贷款的单位资金交易成本、审核成本比大额贷款的成本高;其次,在中国还缺乏完善的个人和企业信用体系,银行为了减少风险,贷款通常要求有抵押,但是,中小企业通常缺乏合适的抵押品。这两个困难造成中国的中小企业的发展在金融上受到种种限制,虽然改革开放以后和改革前相比中小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推算,中国2003年6月底时的全国城乡全部企业为1163万个,其中中小企业为1158万个,每千人企业8.9个,与发达国家每千人40—55个企业的水平相差较大,中小企业本应是中国最大的就业渠道,因为发展不足使得中国的就业问题极为突出,在经济发展中并没有扮演应该有的那么重要的角色根据。

  怎样增加中小企业的金融服务,消除中小企业发展的瓶颈限制?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我有四个方面的建议。一是要发展地区性中小银行。地区性中小银行一方面没有财力支持大企业的大项目,只能支持中小企业的小项目,而且,地区性中小银行对当地企业的经营状况、企业家的人品、能力等和大银行的分支机构比较起来有信息优势,所以,地区性的中小银行在给地区性的中小企业提供贷款上有比较优势。从外国的实践经验上来看是如此,中国的情形也是这样,像浙江台州的台州市商业银行、泰隆银行等地区性中小银行,在提供当地中小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呆坏帐的比例非常低。第二是发展民间担保公司,给缺乏抵押品的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服务。国内已经有相当成功的经验,像深圳的中科智,1999年从五千万起家,按照国内担保法规,一块钱资金最高可以担保十块钱,五千万最多就可以担保到五亿,五年多地时间目前中科智的担保总额已经做到100亿,对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第三是可以像外国一样,成立专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府机构。美国的小企业发展局(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主要功能是给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以2003年为例,美国的小企业发展局给六万七千多个项目和企业提供担保,担保的资金达到110亿美元,中国的政府也可以在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上发挥同样的作用。最后,其实是最重要的,但是,需要的时间可能最长、难度也可能最大的,就是建立个人和企业的信用体系,以及企业的评级征信机构。这方面目前迫切需要有一个法,必须让分散在银行、政府机构的信息通过这些信用体系搜集起来进行处理,然后按照有偿的原则提供信用信息服务,来减低金融机构在提供金融服务时必须面对的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的问题。

  最后,我简单做一个结语。自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的总体发展非常好,但是存在的问题也非常多。要避免在中国因为收入分配不公,社会矛盾严重,而出现拉丁美洲化的严重后果,最重要的是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原来的赶超向按照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的原则性、战略性转变。在目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一个关键制度安排就是金融结构的完善和信用体系的建立,以此来解决符合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发展问题。按照这种增长方式,中国在加入WTO以后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加入WTO以后,如果中国能够发挥比较优势,就能够充分利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两个优势,而且能够让现在只有劳动力的低收入人群得到最多、最好的就业机会,使他们能够分享经济发展的果实,以及随着经济发展,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和拥有资本的富人收入差距不断缩小。政府也能腾出手来,增加环保投入,多照顾弱势群体,多增加教育、卫生的投入,使只拥有劳动力的低收入群有能力去抓住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就业和致富机会,这样,中国就有可能实现城乡、地区、社会与经济、人与自然、和国内与国外的协调发展,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在2020年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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