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梓林10月31日专栏：何谓和谐 如何和谐

　　

新浪专栏作者郭梓林。（资料图片）

　　郭梓林，新浪专栏作者，1957年生于福建，1962年迁居江西，1985年担任国有企业团委书记，1989年担任国有企业总经理，1992年辞职“下海”，合伙创办科瑞集团，现任科瑞集团常务董事，副总裁，2005年受聘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常务副所长，企业文化师国家职业标准首席终审专家。

　　10月31-11月4日，新浪财经把一周的时间留给郭梓林。----编者按

　　       何谓和谐 如何和谐       10月31日   星期一

　　文/郭梓林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已经从经济崩溃边缘的全面贫困，走到了贫富差距明显的局部小康。在此关口，新一届政府上台伊始，就说了两句大实话(当然不是原话，原话可以在网上搜索)：盲目发展GDP不是科学的发展观；和谐的社会才能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幸福。这两句实话，确实彰显了本届政府亲民的执政思想。不同的是，前一句话大致是说给那些痴迷于GDP的领导者们听的，后一句话却是说给社会各阶层人士听的。由此，这两年来“和谐社会”便成为一个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词。

　　“和谐”是一个美学概念。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美学家蔡仪就提出过一个“和谐即美”的著名观点。其实，没有“冲突”，也就无所谓“和谐”。“和谐”正是在“冲突”缓解之后，新的均衡得以实现之时的一种状态。文学也好，音乐也好，绘画也好，能够巧妙地设置冲突与和谐之间关系的艺术作品，才能称得上优秀的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表现“冲突”的艺术作品，也就不可能产生“和谐的美”。

　　倘若“没有冲突就无所谓和谐”这句话能够成立，那么，谈到和谐社会，自然就会让人想到“冲突”。所谓和谐的社会，也决不可能处在一种完全没有冲突的状态当中。相反，正是因为有冲突的存在，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我们才有了实现和谐的目标。任何国家的政府职能，都不在于消灭社会冲突，而是化解冲突、控制冲突。或者说，好的政府，是能够最大限度地控制各种冲突，从而避免因冲突而酿成社会动荡的政府。正如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认为的那样：国家是为了“经济利益相互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从而“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内”。

　　因此，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冲突总是无可回避的，尤其是富人和穷人的冲突。在2005年3月14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时说了这样两段话：一是“我想起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位叫舒尔茨的经济学家的一句话，他说世界大多数是贫困人口，如果你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那么你就会懂得经济学当中许多重要的原理”。二是“世界大多数贫穷人当中，又主要是以农业为生计的。如果你懂得了农业，那你就真正懂得了穷人的经济学”。

　　这两段话意味深长，既显示了本届政府施政的大智慧，又为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注入了更为具体的含义。但是，所谓“穷人的经济学”，应该理解为研究如何帮助穷人成为富人的经济学，而不是如何帮助穷人与富人对立的经济学。如果“穷人的经济学”是为了让穷人变富，那穷人变富了之后，还是应该有“富人的经济学”。因此，倘若把温总理提出的“穷人的经济学”作为一面旗帜，那么，这面旗帜也应举在包括穷人和富人在内的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非要树立一个对立面，甚至为主流经济学扣上一顶“富人的经济学”的帽子，并涂上“不道德”的颜色，那就不是做学问，不是平和的学术讨论，而是生生制造社会冲突了。应该说，挑起这样的冲突，与创造和谐社会的初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在有些人看来，主流经济学以增长方式带动效率提升，是一种专为富人说话的“富人的经济学”。而在中国传统文化意义上，富人又从来都是贬义词。于是，温总理提出“穷人的经济学”的概念，竟然成为他们批判的武器。然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真正要关注穷人，让穷人变为富人的重要前提恰恰在于，全社会能否形成这样三点共识：(1)合法的私有财产(不论是多还是少)神圣不可侵犯的宪法精神；(2)能够让富人变为企业家或者投资者，私人资本变为企业资本，从而带动就业和推动财富增殖的制度安排；(3)不能把企业家简单地等同于富人：企业家成功时是富人，破产时是穷人；富人中有的是企业家，有的不是企业家；富人中有既成的企业家，穷人中也有潜在的企业家。

　　有了以上的共识，我们就能理解：经济学家呼吁为企业家提供创新的良好社会环境，既是在关注穷人“经济学”，也是在关注富人的“经济学”。也能理解：经济学其实是一门研究人类行为选择的科学，在这个领域，有的经济学者侧重于研究富人的行为选择，有的却侧重于研究穷人的行为选择，这是一种社会分工而已，原本就无可非议，更不必用道德来衡量谁优谁劣。正如，研究有机化学并不比研究无机化学高尚；生产蜂王浆并不比生产泻药道德，研究《公司法》并不比研究《破产法》高明。其实，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既然穷人也有成为富人的权力，在逻辑上就不应把穷人与富人天然地对立起来。如果在根本的理念上，让穷人认为富人是坏人，那么，实际上就是阻挡穷人成为富人。而这种所谓的“关注穷人”，其实是漠视穷人应有的致富权利。

　　改革开放20多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一个和谐的社会，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建立，靠“说教”办不到，搞“穷过渡”也办不到，刻意强化穷人与富人的对立尤其办不到。只能通过改革生产关系，建立平等公正的竞争环境，充分调动全体公民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积极性，从而尽可能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增加社会财富总量的方式才能实现。而要发展生产力，就离不开企业；企业要发展，就离不开企业家；企业家要投资办厂做生意，就不可能、也不应该是一文不名的穷人。进一步说，企业家既然要带领穷人变为富人，其自身就需要以一定数额的财产来获得经营所需的信用，同时意味着他有经济能力承担市场风险。这一切其实都是常识。当一种所谓的“正义感”违背常识的时候，正义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这已经被人类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一再验证过无数遍了。

　　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各阶层和谐发展、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平等自愿地进行公平交易的社会环境，无论对于穷人还是富人来说，实现小康都将是一句空话。一个“两极分化”严重、“仇富心态”强烈、“富而不当”盛行、“为富不仁”猖獗的社会，既不是富人的天堂，也不是穷人的天堂，而是人人自危的地狱。因此，我们才说，“和谐”应该是一种包容。如果穷人是一种存在，那富人也是一种存在，双方其实是一种共存的关系，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而是要从“一部份人先富起来”过渡到“共同富裕”，通过和谐发展实现全面的小康，那才是我们真正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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