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政策取向：以供给带动需求

　　汪新波

　　1998年以来，中国宏观政策一直围绕扩大内需做文章，实行积极财政政策。观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际效果，它在维持经济继续高速增长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深层的问题和明显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主要表现在：(1)投资的边际效率持续下降，投资带来的GDP增量越来越小；(2)GDP的就业弹性逐渐下降；(3)工业结构的重化工倾向；(4)能源、 原材料的全面紧张；(5)公共支出领域的腐败案件增加。

　　警惕无效供给过剩

　　要全面认识单纯的需求管理政策的消极影响，需要反思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缺陷。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又名萧条经济学，是在经济领域出现严重的失业和生产能力过剩条件下产生的，当生产达到潜在产出水平之后，继续拉动内需只会引发通货膨胀。在西方国家，凯恩斯政策直接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滞胀”的产生。

　　正是因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上述不足，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都偏离了正统的凯恩斯理论，前者深入研究有效需求不足的深层机制，后者则更多强调市场的自动稳定作用，更多地从供给的角度深入挖掘市场经济的活力。当代经济学家更加关注影响总供给的实际因素，比如教育投资、技术变革、制度创新等实际变量，而对宏观经济政策采取更加谨慎的态度。

　　回到

中国经济的分析中去。国有经济中包含了一些能力过剩、活力不足的国有经济成分，这部分经济占用的信贷资金和消耗的

能源和原材料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创造的就业和经济增加值却相当低下。对于这部分经济来说，与其说是有效需求不足，不如说是无效供给过剩。与其把注意力集中在救活这些国有大中企业上，不如将目光转到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上去，转移到经济发展落后的广大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

　　目前，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十分明显，沿海城市和国有经济很容易“热”起来，导致能源原材料的全线短缺；但广大腹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即使在最热的时候也得不到利用，中小企业得不到贷款。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市场，但由于农村人口和城市中低收入阶层长期不能得到就业机会，二元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这部分人口的内需问题不能单靠政府支出和有限的转移支付，根本的途径是增加与这部分人口相适应的中小企业成分。通过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富裕资源的利用率，减少稀缺资源的浪费。

　　长期矛盾在于生产力水平低

　　需求政策的短期救急效果好，但长期的效应却容易使经济丧失活力，导致滞涨的产生。长期政策取向应该以供给带动需求，通过健全市场体系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早早出现需求不足是不正常的，说明我们经济的一部分已经过度扩张。作为发展中国家，短期内可能面临生产过剩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但长期的矛盾在于生产力水平太低，供给能力具有巨大的上升空间，这里的关键在于发展与落后地区劳动力素质、技术水平和消费能力相适应的小规模多样化的乡土经济，这同时需要金融、社会等一系列的改革配套措施。目前的情况是，农村地区的市场秩序、竞争秩序混乱，使得原本收入低下的这部分弱势人群生活水平更加得不到保障。

　　经济学家经常陷入需求决定供给还是供给决定需求的争论，这其实是鸡和蛋关系的争论，从发展的角度看，价值是被创造出来的，供给和需求都是潜在的，是在竞争性市场中实现的。从理论上讲，需求曲线右移和供给曲线右移都能增加产出，短期看，移动需求曲线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生产能力，但长期面临的瓶颈是如何移动潜在产出曲线，这要靠提高要素质量、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实现。

　　从长远看，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存在巨大的增长空间，不应该早早陷入需求不足的疲软状态，要从根本上创造有效供给，带动充分就业，提高预期的收入水平，将广大中低收入人群和农村人口纳入市场经济的体系之中，使他们能够进入“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发展轨道。为此，我们需要立足现有的低收入人群的实际需求和劳动力素质，开辟适合乡土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和供给模式，向小规模、多样化、普及面广的各种合作组织和乡土经济倾斜。

　　尊重制度创新改变投资方向

　　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具有很强的外生性，依赖外资和政府投资，由外向内、自上而下发动，资源层层集中到各级政府和大城市，本土企业家的发展空间在外资和政府主导的投资模式中受到两面夹击，重复投资很多，面向农村和中小城市发展的创业投资严重不足。但是，正如俗话所说：“只有自己才知道鞋子哪里夹脚。”市场是和具体的人群的生存境况直接联系的，是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中国农村和内地的发展模式需要由本土人自己选择和创造。外来的先进技术和制度与本土居民之间永远存在信息不对称，外来的企业家在观察它们的需求方面是迟钝的，扎根本土的企业家精神才有持久的生命力。

　　提高乡土经济生存发展能力需要消除一系列制度障碍。现有的一系列制度包括财政制度、金融制度、投资制度、贸易制度等轻视本土经济，不信任乡土经济。农民和居民的自主创新的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严重不足，合作性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以及金融组织在乡村大有可为。目前亟须提高农民和市民的合作经济组织以及社区建设和乡村自治建设，尊重这种自发的制度创新，扶持小规模的生产组织和有地域特征的市场，尊重地方经济的多样性。

　　总之，中国的经济发展，不能长期依赖扩大政府支出，必须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进步恢复市场经济自身活力，通过改进投资效率，创造新的生产机会来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最后达到消费增加，生活水平提高的目标。(作者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