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储蓄率的风险

　　人口结构因素和近几年的灰色收入是中国高储蓄率的原因。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率超过35%将会带来金融风险。为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必须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比例和储蓄率，措施是把国有资产交给国民、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府支出投向教育和医疗

　　□ 谢国忠

　　25年前，中国经历了一场人口大震荡。政府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政策在大城市被严格执行，然而在农村地区则宽松一些。直到最近，农村家庭还是倾向于要两个孩子。这场人口震荡成为影响当今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因素。据联合国统计，1950年到1980年间，中国的中位数年龄(median age)很稳定，而2005年，中位数年龄则从1980年的22.1岁上升到了32.6岁。

　　人口结构变化降低储蓄率

　　当一个经济体的人口从青年为主变成以中年为主，它的储蓄率就倾向于上升。而根据生命周期储蓄模型，当一个经济体从中年人走向老龄化，它的储蓄率应该会下降。中国的储蓄率应该很高，就像10年前的亚洲四小龙一样。这个因素就是所谓的经济发展的人口顺应期(demographic tailwind)。主要由于这个因素，中国的经济尽管效率低，但增长很快。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在1980年到2005年同样的时段里，印度中位数年龄仅仅从20.6岁上升到了24.3岁。这就是中国的储蓄率比印度高出一倍，而中国的投资额占GDP的比重也高出印度一倍的原因。因此，印度的资本成本要比中国高很多，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它的经济增长也将大大低于中国。

　　然而，一旦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加入劳动大军的那几代人开始退休，

中国经济发展的人口顺应期就将变成反转期。在未来15年内，中国的储蓄率可能会明显降低。因此，中国需要大量利用现今的储蓄来尽快发展经济——否则它的经济将在相对低的收入水平上停止增长。

　　举例来说，亚洲四小龙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一半。当他们的人口顺应期转为反转期时，其生活水平不可能赶上那些更富裕的国家。于是，亚洲四小龙可能将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中国的二元结构

　　设想一个岛上有10户人家，其中的两户都是由两位35岁、有大学教育背景的家长和一个10岁的孩子组成，其他8户每户由两位30岁、有初等教育背景的家长和一个5岁的孩子组成。假设每户只能有一个家长工作，其他一位家长必须照顾孩子。

　　一家外国公司想要在岛上建一个工厂，用来为全球市场提供产品。它需要一个监管人员和两个体力工人。由于它的劳动需求低于当地的劳动供给，因此不管是体力工人还是技术工人的工资在当地都要大大低于外地。

　　再设想另一家外国公司被当地的廉价成本吸引，于是搬迁到这个岛上来。它同样需要一个技术监管人员和两个体力工人。突然之间，技术工人的供给和需求达到了平衡。这种情况下，这两家外国公司必须按国际水平，给岛上的两位技术工人支付工资。而对于体力劳动者的需求仍然低于供给，两家外国公司只需根据岛上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给体力劳动者支付工资。

　　上面这个例子凸现出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这个故事的背后是中国的人口震荡，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得到严格执行。1980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20%，而农村地区则允许一个家庭生两个孩子。今天中国依然用户籍制度把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严格分开。城市常住人口得到的教育比农村地区好得多。结果是，城市青年一般能学会一些技术以适应现代经济，而农村青年则不能，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去从事体力劳动。

　　农村青年人口相对于城市青年人口的富余，已经大大压低了体力劳动者相对于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因此，城市常住人口(和流动劳动人口相区别)的收入大大高于农村人口或者城市流动人口。城市常住人口的收入可能占到全国收入的2/3之多；而从人口比例上来讲，1980年城市人口只占到全国人口的20%，到今天的比例则更小。

　　长期的解决方案是为外来务工人员的孩子提供教育，使他们的技能能够赶上那些城市家庭的孩子。但是即便如此，其效果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

　　影响储蓄率的其他因素

　　除了人口因素，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使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和人口因素一样，低水平的家庭财富也作为一个主要因素，支撑着中国的高储蓄率。

　　在一个市场经济中，家庭必须储备一些财富来养老、教育孩子和应付一些意外支出。中国的家庭一开始就没有任何财富，于是，他们尽最大可能进行储蓄，以便储备在一个市场经济中过上舒适生活所需要的充足的财富。经过25年的储蓄，家庭财富已达到GDP的两倍。然而，根据生命周期储蓄模型，家庭财富均衡值是GDP的四倍。单单这个因素就足够让中国的储蓄率居高不下。

　　中国家庭储蓄还有一个目的是为了应付大量的、不可预计的医疗和教育开支。教育和医疗仍然掌握在国有机构手中。这些领域的市场竞争非常有限，因此，这些国有机构为了其员工的利益以垄断价格向消费者收费。

　　国有资产流失到一些拥有特权的个人手中，这是高储蓄率的另一个原因。譬如说煤炭和土地就让少部分有关系的人赚了不少钱。我估计这两块的利润可能要占到GDP的5%。即使这些受惠者花钱再奢侈，他们所花的仍然只是其收入中的很小一部分。

　　我相信在过去三年里，与特权相关的灰色收入可能会是中国储蓄率猛增的最重要因素。反贪运动可以使问题有所缓解，但是不能解决长期问题。在我看来，最终的解决方案是把国有资产退还给国民，这样就可以除掉腐败的最大诱因。

　　此外，家庭储蓄只占到全国总储蓄的一半左右。那些赚取高额利润的国有垄断者倾向于把收入用于再投资。财政预算也热衷于扩大投资。去年的财政支出里有5.8%的GDP被用于经济建设。

　　降低储蓄率的可能方法

　　如果不通过改革降低储蓄率，中国可能会面临巨额经常账户盈余问题。现在的固定投资水平占了GDP的一半，这已经太高了。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如此高的投资水平，其金融体系将会不稳定。从历史来看，全球经验表明，保持金融体系稳定的最高水平，是固定投资占GDP的35%。因此，我估计，中国每年处理经常账户盈余的潜力，最多是3000亿美元。

　　跟高储蓄率有关的另一个问题是金融泡沫。我认为，中国正经历一个很大的地产泡沫。其对于中国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还难以预料。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是泡沫的催化剂，这使得中国的出口大幅增加。收入催化因素是内部的，高储蓄率已经使真实的利率陷入崩溃，引发了一个巨大的地产泡沫。

　　为了降低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正开始处理巨额经常账户盈余问题。如果中国金融改革成功，不赚钱的投资离开，经常账户盈余将会剧烈增加，这将使中国与其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更为复杂。

　　因此，在我看来，中国为了获得内部和外部的平衡，加快改革降低储蓄率是紧迫而必需的。我认为有效的政策是把国有资产交给国民、农民获得土地所有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政府支出投向教育和医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