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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人之苏振华专栏
瑞典皇家科学院日前宣布，将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有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的罗伯特·奥曼和美国人托马斯·谢林，以表彰他们在博弈论领域作出的贡献。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诞生以来的37年中，已经有57人获此殊荣，其中当然没有一位中国人。
每年10月诺奖将如期揭晓，但稍具经济学常识的人都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一定与中国本土学者甚或与中国裔学者无缘。在媒体津津乐道于中国的经济学家何时能获诺贝尔奖的话题时，对于经济学从业人员来说，只要对学术稍微有点敬畏之心，就会明白这只是一个无聊的八卦问题，因为从整体上而言，中国的经济学距离最前沿的原创性理论阵地实在是太远了。
现代经济学在西方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时期，而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则不过十多年的时间。在现代经济学的积累方面，中国经济学界距离主流前沿实在是太远了。我记得一位在海外学有所成的学者曾经讲起过一个感想:1980年代初期赴美求学时，他在国内所学的专业是数学，同期赴美学生有的在国内学习“国内经济学”，在他回头看来，在接触现代经济学的时点上，他的现代经济学知识积累是零，而学习了“国内经济学”学生的现代经济学知识是负数。在这位学者说起这一“趣闻”时，全场一片寂然。
如此说来，中国经济学家是不是就没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了呢？当然也不是绝对的悲观。林毅夫教授有一个看法，经济理论是用来解释经济现象的，经济理论的重要性决定于该理论所要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从历年诺贝尔奖的获奖情况来看，获奖的领域集中于基础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长短期经济发展的经验研究。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是，世界经济中心在哪里，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就更多地出现在哪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飞速发展，在长达20多年的时期内，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是全世界最高的，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而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占全球贸易增长的40%。中国经济是大国经济，中国之内的各个区域之间的发展模式也不尽相同，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目前解释中国经济是一个全球性的理论问题，这为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取得世界级的研究成果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问题富矿。
解释中国问题显然还不是获得诺奖的充分条件。2002年底，哈佛大学老资格的发展经济学家帕金斯教授，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学家的挑战》的文章，为中国经济学家给出了四点建议。第一，要准备解释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不是技术性的细节问题；第二，深入了解中国跟经济行为有关的政治、法律、社会、文化背景因素；第三，在此基础上，以对中国的理解而产生的洞察力而不是运用固有模型来解释数据；第四，将通过前三步所得到的关于中国经济的解释，进行国别比较，得出普适性的理论解释拿到国际上发表，融入主流。帕金斯教授表示，按照这些建议开展研究，或许可以为中国经济学家带来一个或多个诺贝尔奖。
曾有一个引起广泛讨论的话题是，重建中国的社会科学传统，是不是要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科学？如果同意一个方法论前提，基础理论必须一定是普适性的、是超越地域特色的，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建设也必须建构普适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问题，不存在所谓“中国经济学”，就像不存在所谓“美国经济学”一样，有意义的只能是现代经济学的中国解释。
因此，无论是以解释中国经济还是以获得诺贝尔奖为目标，中国经济学者的努力方向，必定是建构普适理论加上本土问题意识。
获得本土问题意识是中国学者的先发优势，而建构普适性理论则必须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现在显然还不是讨论中国学者什么时候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在遥望诺贝尔奖的光环时，当下更需要做好的基础性工作是扎扎实实地学习与掌握前沿主流理论，从做好学生开始。
(作者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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