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耀华:烽火硝烟中的微笑

　　本刊实习记者 史蔓丽

　　前几日记者在中关村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世纪足音》，被封面上的老者深深吸引。智慧的前额，慈祥的笑容，深邃的眼睛仿佛能洞察一切，嘴巴微嘟着好似在吹奏着自己独特的旋律。多么可敬亲切，多么淡雅惬意的老人，他就是书的作者，我国银行界耆宿、金融界泰斗资耀华。

　　关于资耀华生前的文字材料只有这本自传，影像资料也少之又少，记者采访到了他的女儿资中筠和资华筠。她们说起自己的父亲言语中都很骄傲，但也透着淡淡的遗憾与自责。资中筠说：“父亲一贯为人对名和利都非常淡泊，谨言慎行，不事张扬。例如他一贯轻钱财，对物质生活极少追求，是本性如此，而不是故作清高。”资中筠曾戏称“家徒四壁”因为不挂字画也没有什么古董摆设，她说：“小时候父亲扮演的是‘游戏伴侣’总是尽可能抽时间陪我们三姐妹玩，但对于原则性的问题从来不纵容。例如迟到、懒惰还有说谎，这些都是他极度厌恶的。所以我们三姐妹从小就养成了严格守时的习惯，受用终身。父母离开我们的日子愈加久远，愈发感到那不成文的家训是我们挺直腰板做人的精神支柱，是父亲留给我们惟一的财富。”

　　追寻梦想东渡扶桑，师夷长技以制夷

　　资耀华生于1900年，湖南耒阳人。五岁启蒙熟读四书五经，后又到湘江东岸省立第三联合中学读书。正值辛亥革命胜利，同学们都在谈论各自的理想，有的志愿陆军，有的志愿教育，小小的资耀华稚气地说：“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靠经济。”虽然当时对于经济的概念还很模糊，但是这个信念却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田。后来16岁的他凭着这个信念，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志愿，东渡日本。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上预科时，资耀华遇到了一个改变他一生的人——李达。他建议说：“你本科毕业后，可以进京都帝国大学经济部，直接拜河上肇教授为师，他以资本论为基础，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说。”模糊的概念，豁然开朗，他毅然选择了京都大学，如愿师从河上肇教授。河上教授讲课从没有讲义，只凭口述，他拼命地记笔记，下了课再予以整理，加之自己的理解心得，几年下来已有厚厚几本，后来他都带回了祖国。

　　资耀华回国后看到了凄凉的北京城，“那么混乱、嘈杂、动荡，对于这个灰色的圈圈只感到惆怅和悲凉”，需要养家糊口的他只好两度拜访曾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的熊希龄，经熊介绍进入中华汇业银行，从此踏上他的金融征程。七十年对工作不离不弃，为理想“经济兴国”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不幸中之小幸，勇谏救行

　　资耀华在汇业银行工作时就感受到，汇业银行管理不善，已经病入膏肓，决定离开这个表面光鲜实则漏洞百出的地方。恰巧遇到当时在金融界呼风唤雨的新派银行家陈光甫，此后他追随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安家。在军阀混战，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周旋于各方各派，在金融潮涨潮落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资耀华同时拥有固执坚韧、长袖善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但他从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无数次选择的十字路口，都很有远见地选择了光明大道。

　　全面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主任，他的几次建议都在局势模糊的时候使银行免于危难。1930年，陈光甫派他去东北三省跟四川调查研究，考察是否能在这两个地方开设分行。东北之行让他失望透顶。“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包，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包穿了再看”。四川却是天府之国，有做不完的生意，在那里开设分行大有可为。经过考察，资耀华建议在川开设分行，对于东北三省以后再考虑。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了陪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为有在川的分行，很容易就把上海总管理处迁入四川，形成坚强后方。而东北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彻底沦陷，变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总部。真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烽火硝烟，巧守阵地

　　1935年，刚从美国学习回来的资耀华，就急匆匆的赶赴天津。当时的华北，局势混乱，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天津驻屯军常惹事生非，

国民党政府却总是委曲求全。资耀华被任命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及中国旅行华北区经理。他到任时天津分行已经千疮百孔，三百多万的存款，两百多万的呆账，头寸吃紧，入不敷出。资耀华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动员一切关系，为银行开源，想尽所有方法盘活呆账。他一方面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如联青社、青年会等举办的活动，广交朋友，寻找客户。因为参加这些社团的都是青年才俊，各大工厂、公司、企业的经理、厂长，这些都是非拉不可的源头活水。他还利用老关系如在天津组织仁社分社(留美归国人员的团体)，助自己一臂之力；另一方面，他从抓两家大的呆账户开始，千方百计的搞活呆账。其中一家是纱厂，由于棉花价高，纱与棉比价反低，大量货物滞销。他就请求上海银行各分行代为推销，还全面整顿了纱厂内部。纱厂活了，贷款自然还清。由于这些活动，天津分行大有起色，存款多了，贷款也能如期收回。可就当时经营银行全局来讲，面临的困难很严峻，全体银根趋紧，源头活水甚少，国际收支亏损多。尤其是法币改革以后，曾享有发行权的银行不能继续发行钞票，更使私营行庄步履维艰。

　　1936年，资耀华被电招回行，中止在日本考察。这次的日本之行，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日本的社会情况变化很大，大街上常能看到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的军人，人民显得很紧张。以前一个大学同学很谨慎地对他说：“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明天的事。”从上海回到天津，资耀华就拜访了

南开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及方显廷博士，他们都认为“金融业将来可能被日寇拉拢利用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这句话资耀华一直记在心中，随后他开始在天津分行内掩人耳目地收缩放款，多做租界内的业务，重点转做打包放款及出口押汇。分行既收缩了放款业务，利息收益减少，现金库存增加常有头寸。所以他又提出对银号、钱庄拆借，除特别殷实者外，必须要有可靠的抵押品。这种拆息的收入，除了可抵消银行因压缩放款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可以增加存款，库存没有缩水反而大大丰盈了。

　　“七七事变”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日军很快侵占我国华北并在华中、华南地区疯狂掠夺，日本对中国实行“以战养战”的侵华策略。1938年2月，华北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两位博士的话不幸被言中。中国的命运好似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会被风暴吞噬。日本利用伪联银券到处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方面打击上海、天津两个外汇市场，故意抬高伪联银券的币价，贬低法币与联银券的兑换价格。图谋取得大量低值法币，打击法币的信誉促进伪联银券在市场上的流通。另一方面利用法币深入内地抢购军用物资。留守天津的资耀华信守对总行的承诺“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在沦陷区展开了货币反击战。

　　他暗中联络天津市全体同行，在银行公会内巧设中午聚餐会，让大家交换情况互通消息共同商讨对策，也方便其传达已经南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位行长辗转传来的秘密指示(因为他二人与国民政府财政部有联系)。由于情势日见险恶，天津金融业决议立刻将收集到的华北区域现大洋从中、交两行撤走，转存到天津英商汇丰银行，并集中存进英租界英国总领事馆地下金库。当时抗战气温高涨，但也有少数银钱业乘机大发横财，利用金融市场的变化选择收付存款方式。法币价格高就支付联银券，联银券价格高就支付法币，这无疑是给岌岌可危的法币雪上加霜。看到天津金融市场内外交迫，资耀华心急如焚。他继续组织座谈会，商量应对的办法，准备与伪联银券做殊死搏斗。在座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存放款种类严格分开，存户存法币开立法币户，今后收支皆用法币；存户存联银券开立联银券户，今后收支皆用联银券。选择方式自由，银行决不干涉。同时暗中与英、美、法等外国银行一致维持法币信用。法币可以兑取外汇，而伪联银券因为价值是人为的根本不能兑换外汇。天津租界内金融市场上的中、交钞票每千元比伪联银券还高十八元，群众怕伪联银券贬值，纷纷存法币。各行大多用伪联银券放款，致使工商业在市场上抢购商品，囤积货物。法币逐渐隐藏，伪联银券泛滥成灾，敌人被反将一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次“换物运动”在敌人的心口上狠狠地插了一刀，租界内人民和爱国团体竞相捐款捐物，暗中送往战斗前线，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

　　1941年，丧心病狂的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天津租界不再是避风港。日军侵入租界，人人自危，人性中最丑陋的一幕，天天都在上演。资耀华不得不与平日素所鄙视的人虚与委蛇。从日寇侵入租界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四年光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气数将尽，胜利的果实日渐成熟，资耀华却经历了一件危及生命的事。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突然给天津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发出聘书，要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用来控制华北物力、财力，接济军用。资耀华也受到了委任书，他知道这是一个屈辱的职位，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接受。他没有与同行商量，自行把委任书退回去，“心想这下可要大祸临头了，于是嘱咐家中准备棉衣棉裤，等待宪兵队捕捉入狱”。可不知是日本人无暇顾及，还是唐卜年代为说辞，总之没了结果，就这样躲过一劫。

　　抗战后的选择，对共产党的信念

　　抗战刚结束，资耀华就作为华北金融界代表被邀请去重庆访问。当时，国民党大小官员都沉浸在一片胜利喜悦中，各个头脑不清，夜夜笙歌。走后门，拉关系，每个官员都想早点出川去北京、上海、天津等敌占区，发接受财，发洋财。看到这片狼藉，资耀华心灰意冷，一刻也不想在陪都多停留，绕道辗转回津。拥有敏锐金融嗅觉的他意识到战后法币将奇缺，如果运用得当，十万可以当几十万，遂冒着风险，从重庆带回一箱十万元法币现钞。果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顾客满堂，大家都争相在这里开户往来，行里法币头寸更加丰裕了。

　　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议”开始，资耀华立场坚定，一直站在反战的位置上。资中筠说，她的父亲自1940年代末就下定决心追随共产党，不为别的，就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认定共产党能够使中国摆脱贫困跟屈辱。他以经济座谈会的名义，召集各方进步人士，还邀请一些进步新闻记者参加，座谈会旨在反对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政策。他还暗中资助学生运动，帮助被迫害学生秘密逃跑。种种一切让国民党咬牙切齿，准备对其采取报复行动。迫于形势，资耀华以赴美考察为名，暂避风头。

　　1948年冬，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队伍节节败退，归心似箭的他选择回到祖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很多美国金融研究机构重金礼聘他，他说：“我可不配担此重任，我是中国人，我有做中国人的权利也更应尽中国人的义务。”这一信念始终支持着他。解放初期，他投身于天津经济恢复，积极建言，保护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块牌子，为天津金融市场战后重建，做了不少努力。1949年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他说这是他一生一世中获得的最大荣誉和最大幸福。1959年，国务院任命资耀华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他在此任上直到去世。

　　“盛世修志”，对知识的热爱

　　他除了实践外，一直不放弃学术理论的著述。早期著有《货币学》、《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等著作。1950年，在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支持下筹建成立中国金融学会。从1953年开始，他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访，大量阅读各种刊物、旧报纸，还亲身走访曾参加过政府的经济财政货币工作当时尚在的老人，收集了大量金融方面的一手资料，尤其是清代货币史的资料。以后几十年孜孜不倦主持编著《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料》、《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一辑》、《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二辑》、《清代外债史》。十年动乱期间，资耀华被扣上了资本主义“大老虎”的帽子，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他没有带任何家用品，甚至是一床被褥，可却带了几十箱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几十年的心血啊，等于我们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后来他又把资料随身带回北京，终于得以在他生前完成出版，为后人留下宝贵的金融史料。

　　凡人小事八十年

　　前半生致力于硝烟弥漫的中国银行业，后半生治学，做文章。九十多岁高龄的他，写下自传《凡人小事八十年》，简洁流利的笔锋，淡淡的叙述着不平凡的一生。资耀华谨守“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为他爱了一生的金融事业燃尽生命。八十年的“凡人小事”举不胜举，平凡中更显伟大，很值得我们细细体味。例如，资先生刚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亲手做了一个“上海市黄页薄”。他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分区、分街道、分弄堂，分门别类调查分析，把全上海的商业区、住宅区、高级中级人士分布情况，以上海银行总行为中心，绘制了一个草图，为以后银行发展业务用。他还以顾客的身份，去上海各大银行包括外国银行“偷师”，学习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业务情况。所有这些做法贯穿的精神是把上海银行的服务对象定位为普通百姓，从一元起就可开户。最为有趣的是，他曾被两个大人物接见过，蒋介石夸他“抗战有功，很好、很好”，毛主席夸他“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

　　资耀华在内忧外患时的傲骨、在十年动乱时的淡定、在和平发展时的孜孜不倦，留给他自己的是朴实无华，留给我们的却是心灵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