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琪：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叫什么城市化

　　韩琪

　　中国目前正处于高速工业化的过程中，这为大量农村人口转变为城市人口（城市化）提供了历史性契机。目前已经有1亿左右的农民工进城打工，看起来完全符合刘易斯模型揭示的工业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规律。然而通常被人们忽略的是，在中国，农民进城打工与农村人口的城市化是含义完全不同的两回事。现在中国每年都有大量农民工进城， 同时也都有大量农民工回乡，农民工只是城市的匆匆过客，真正在城市落地生根的人数有限，这毫无疑问与中国的城市化目标存在偏差。

　　农民工构成分析

　　实现城市化、转移农民的含义是，进城务工的农民工通过参与城市经济建设，逐渐融入到城市中去成为市民，成为城市人口的有机组成部分，最终割断与土地的关联，这样才能使农村人口的绝对量和相对量都下降。由于进城的农民工是一个复杂的群体，从现实出发，他们不可能都沉淀下来。我们从是否有可能成为城市人口的角度，把农民工群体作一细分。

　　1．少量受过较好教育、素质较高、头脑灵活、有经营能力或拥有一定量创业资本的劳动者。他们比较善于捕捉机会，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事经营活动，其中不乏有将事业做大的成功者；有的虽受雇于他人，但凭借自己的才能，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机构中的各级管理者。这部分人最有可能在城市中落地生根，他们能够在城市中从事一份收入较高的稳定工作，购房置业，子女也进公立学校就学，其实已经成为实际上的市民，只是没有城市户口而已。

　　2．从事一般性经营活动的流动人口。他们有某种技能，能够利用各种资源，在城市缝隙中的生存能力较强。不少是小商贩、小业主，他们在城市中买不起房，只能租房栖身，居无定所，但维持生存的能力很强，其中部分人的收入可以维持全家人在城市中较低水平的生活。这些流动人口是市民化可能性比较大的人群。但他们最终能否在城市中落地生根，还要取决于一系列条件。例如他们的孩子能否在城市中受到较好教育。如果得到较好教育，能够考上大学，毕业后获得一份稳定的收入较高的工作，对于这部分人来说，依托第二代，他们就算在城市扎下根了。如同中国很多去美国发展的移民家庭一样，为了孩子的教育和前途，父母含辛茹苦，最终在美国定居下来。

　　3．进城的大部分农民工是出卖简单劳动力的蓝领劳动者。他们主要分布在第二产业中的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和第三产业中的中低端服务业中，包括送煤工、餐馆服务员、保姆等底层劳动者。他们从事的一般是城市人不愿从事的高强度、高温、高空、有害、有毒的行业和工种，收入低下，工作不固定；他们通常缺乏劳保和

社会保险，且随着年龄的增长，又面临着被辞退的风险，引起社会关注的“民工40岁现象”指的就是这部分人。这部分人是进城农民工的主体，人数很多，但城市化的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的收入太低，既不可能购房置业和支付较高房租，也难以维持自己及全家在城市中低水平的生活费用。他们来城市打工的目的就是赚钱，他们进城的机会成本非常低，所以他们大量流入，但很少有定居在城市的可能。故而他们是返乡民工的主体。

　　农民工在城乡间的流动

　　中国城市化面临的真正问题是：虽然已经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工，但这些农民工很少能真正留下来。中国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与世界各国进城谋生的农民工是不一样的。各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进城时拖家带口的情况比较普遍，因为有贫民窟可以安身，而中国不允许贫民窟存在，农民工进城寻找合适的住房是非常困难的，因此通常是年轻人进城，把老人孩子都留在家乡，赤手空拳打拼，大部分人赚了钱后都是要回去的。他们像候鸟般迁徙，围绕春节归去来。城市实际上成为民工技能的培训基地，成为农民工生命中年轻阶段的驿站。

　　因而这些农民工并没有被真正城市化。反映在统计学意义上的进城务工人口虽然计入了城市人口，但指的只是留在城市中的这个群体的总量，而不是被内部化了的特定人口。上亿农民工只不过是漂泊在城市里的过客。城市的农民工队伍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一端流入，另一端流出，每年都有新加入者补充，每年也都有大量的熟练劳动者离去，留在池子里的永远是年富力强的农民工。因此，这并不能真正使农村人口实质性地减少，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过去我们通常很关注户籍制度对城市化的影响，但上述分析表明，户口已经不是特别重要，重要的是在城市中生存下去的能力。

　　农民工返乡对城市化的影响

　　大量农民工返乡与中国城市化目标是悖离的。城市化要求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而现实是，对大部分农民工来说这种定居几乎不可能实现。这意味着中国可能无法完成既定的城市化任务。按照中国政府1996年向联合国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类住区发展报告》预测：到2010年，全国城镇人口将达6．3亿左右，城市化水平将达45％。既然各种经济的、制度的、社会的因素决定了大多数农民工最终都必须选择回乡，那城市化就徒有其表。城市农民工蓄水池的大小决定了农民工进城的多少，而蓄水池大小又是由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要求决定的。一旦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蓄水池停止扩大，所谓城市化的增长就会停顿下来。因此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不会像其他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一样真正减少，而会在很长的时间里仍然保留。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可能比我们规划的时间要长。

　　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不利于城市工业品市场的扩大。农民工的这种流动模式也将进一步拉大城乡差距。城市截取了农民工最好的年龄段役使，农村承担了培养成本和养老成本，这与改革前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剪刀差、改革后的土地征用一样，也是一种价值由乡到城的转移。民工把最好的年华贡献给了城市，这不仅进一步加大了城乡差距，而且一批批回乡的民工，带走了已积累的技能和经验，对产业工人队伍的形成也是一个损失。

　　农民工的这种流动模式也可能有积极的一面。中国农村的发展道路很可能与其他国家不同。其他国家的农村随着青壮年人口的彻底离去而逐渐凋敝，中国则也许会保留一个逐渐改善的农村。回乡的农民工，可以利用在城市掌握的技能，在农村创业。农民工苦干几年挣点钱，回老家盖栋楼办个厂开个店，这不仅意味着农民个人就业不再受制于人，而且可能会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小城镇的发育。这一过程带来的农村进步虽然十分缓慢，但必将发生。这很有可能使小城镇最终成为中国城市化的典型道路。如果真是这样，就需要重新制定农村发展战略，那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新问题。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经贸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