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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陈雪频发自上海
“人们常常批评MBA毕业生夸夸其谈却眼高手低，长于分析却不善人事，重个人发展却轻社会责任，但是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些问题往往是由被奉为管理教育最重要工具的哈佛案例造成的。”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EMBA课程主任梁能教授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由于案例教学在MBA课程中的核心地位，哈佛案例中常见的思维模式误区，已经成为导
致MBA学员畸形发展的‘病毒’。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管理院校近年来开发的本土案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感染了这种‘哈佛型病毒’。”
这也是梁能在两篇合著论文《中美两国MBA案例中的隐含的思维模式分析》、《西学之误？中国1992年和1999年出版MBA案例的比较分析》中提出的核心观点。梁能研究了“哈佛式”案例中所隐含的思维模式，总结出五大常见误区，并据此对引进西方管理教育模式之后的中国本土案例作了分析，发现这种“病毒”已经感染了中国案例。
这两篇论文自发表之后便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今年8月份的国际管理学会年会上，这两篇文章荣获管理教育最佳论文奖、CarolynDexter最佳国际论文奖和《管理学习与教育》杂志年度最佳论文奖三项大奖，其中CarolynDexter奖和《管理学习与教育》杂志年度论文奖是国际管理学会最高级别的学术论文奖。在国际管理学会65年的历史上，一位学者的两篇论文同时获得三项大奖，这还是第一次。CarolynDexter论文奖评委会主席说：“本文选题独辟蹊径，首创性极强，提出的问题对管理教育非常重要。”1哈佛型案例五大误区
“高层管理的最大困难往往不在于如何决策，而在于如何正确地定义问题。难的不是处方，而是诊断。从这一角度来说，管理教育最重要的不是分析技巧的传授，而是思维模式的开发。”梁能据此认为案例教学在商学院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
但是当梁能分析了中美MBA教育中使用的66个典型案例之后(其中包括36个哈佛商学院最畅销的案例和30个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通过全国竞赛挑选出来的优胜案例)，却发现这些MBA教育典型案例隐含的思维模式存在五大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过于偏重问题的理性分析，忽略管理中同样重要的非经济因素”。理性分析片面地把企业看成是企业组织者或者是所有者的一种工具，片面强调正式组织和经济激励的作用。与之相反，梁能认为企业一旦形成，就是一种有生命、有历史、有错综复杂关系的社会组织，“非正式组织往往是正式组织的基础，心理合同可能比法律合同更重要。”
第二个误区则是“片面强调重大战略决策”。大多数的案例把企业的问题简单地看做为战略决策的制定问题，片面强调战略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把管理问题描绘成独立于企业日常事务的总裁室的拍板问题。实际上，改善企业管理绩效的最主要的问题，绝大多数时候不在战略制定，而在于组织建设，这是最艰难的也是最关键的。
梁能用写小说来比喻管理之道，他说：“一个优秀企业就像一部世界名著，它的深刻、它的精彩、它的风格，体现在每一个细节的丰富、细腻和准确。那种认为管理者只要选对了战略，其他都可以委托的想法是非常幼稚的，这就像说只要有一个出色的构思，就可以委托他人写出世界名著，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
第三大误区是“孤立地、割裂地分析问题的倾向”。大多数的案例忽略各种管理问题之间的相关性，就营销谈营销，就财务谈财务，片面追求单一问题的最优解，忽视大多数管理者身兼多职的角色冲突，忽视管理者面临的信息超负荷的分析能力的限制。
梁能说：“管理者在解决问题时不可能不面对各种各样的历史包袱，不可能不受到政治法律人事的社会限制。营销决策中可能有法律问题，财务分析可能涉及人事安排，实际工作中不得不兼顾各方面的考虑，所谓管理就是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寻求妥协解决。”
第四大误区是“过于强调思考和分析的作用”。大多数的案例以管理者苦苦思索的场景开头，片面突出管理者作为独立思想者的角色，忽视管理者的实干家和组织者的角色。梁能认为这种思维方式有双重的错误：一是片面强调“先思考，再行动”，忽视“实践出真知”和在实践中学习总结经验的重要；二是片面突出管理者个人分析、独立思考的作用，忽视了大多数管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不同的群体之间寻求理解、寻求共识的特点，忽略了理解人的重要，沟通能力的重要，忽略了管理问题的社会性、互动性。
第五大误区是“片面强调管理教育的工具性和科学性，忽视管理教育的价值观含义”。这种误区往往会导致忽视学员的道德伦理社会责任教育，有意无意地美化和神化老总，漠视和丑化员工，把企业的管理问题描写为被管理者的问题，而不是管理者本人的问题。这种误区将直接导致MBA学员重个人发展却轻社会责任。2西学不成反成类犬
而在《西学之误？中国1992年和1999年出版MBA案例的比较分析》这篇论文中，梁能比较分析了大规模引进西方模式前后发表的中国本土案例，发现上文介绍的哈佛案例的五大常见误区在中国的1999年发表的案例中都出现了，反倒是1992年发表的中国早期案例总体上更符合现代管理教育的需要。
“早期的中国案例虽然比较原始，却形式多样、框架各异、观察具体、内容丰富，较好地再现了现代企业组织的复杂性，和管理问题涉及多重价值标准，游走在‘灰色区间’的模糊特性。”梁能认为，这些案例的编写者往往非常强调社会因素、历史背景对于企业的影响，因此和当时的社会矛盾、现实问题结合得比较紧密，具有鲜明的典型意义；决策往往是集体的，是兼顾各方的，承认历史的，体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事物的整体观。
究其原因，梁能认为主要在于这些管理案例教材大多是由具有多年企业实践经验的管理实践者编写的，很多案例作者就是当事者本人，写的是他们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难题。他们对于案例中的企业和案例中的管理问题有深刻的了解和切身的感受。而且由于没有受过西方体系的割裂式的解剖分析管理教育，他们观察事物的视角主要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全局观、整体观、历史感很强，看问题比较全面。
“现在看来，这些案例中反映的许多管理理念和领导风格其实是相当先进的，而且特别符合中国实际。”梁能举例说，中国早期案例中特别强调交流沟通，强调形成决策的集体共识，强调管理工作的社会性和互动性，重视人的心理感受，重视非经济的激励因素，重视非正式组织的作用，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讨论管理问题时不但分析员工层面的问题，而且特别注意对管理者本人和最高管理团队内部问题的分析。
但是这种有益的尝试在中国上世纪90年代中期大规模引进西方教材和哈佛案例后被逐步放弃了。早期中国案例中对管理工作的全局观、整体观已经被西方的解剖式分析所取代，早期中国案例中对决策过程的社会性关注和对非正式组织的关注，几乎全被组织架构图、财务报表、市场数据所代替了。梁能说：“随着西方管理教育模式在中国的广泛推广，中国的MBA案例已经感染了哈佛型案例的病毒，形式千篇一律，思维模式单一，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案例‘八股’。”
在这种“八股化”的哈佛型案例中，案例主角的视角通常是唯一的视角，所有的信息已经预先处理，每一小节内容都有明确标题，事件的发展是单线条的，问题的表述分析是纯商业的，不掺杂任何情感和社会因素。这样的案例虽然表面上结构清楚，容易理解，但它对于锻炼学员诊断复杂问题的能力，去伪存真的能力，却是非常不利的。
“案例教育的精髓在于在课堂上再现千头万绪、盘根错节的管理实际，以锻炼学员分析复杂实际问题的能力。管理者实际遇到的问题千差万别，面对的信息扑朔迷离，所有的问题都相互关联，业务问题中有人事问题，当前问题牵扯历史旧账，不同来源的信息相互矛盾，同样的事实也有不同的解释。”梁能认为这种“八股化”的哈佛型案例远不能反映管理实践的丰富程度。
究其原因，梁能认为后期案例编写者往往是专业的案例研究人员，写的通常是他人遇到的管理问题。由于他们的管理实践经验一般比较有限，对管理问题的体会原来就比较浅，再加上商学院和案例中心一般要考核他们的案例产量，企业对深度采访又往往加以限制，这使得他们很少有条件能通过扎实的实地考察和深度采访来写作案例，往往照搬哈佛案例的基本框架，辅以媒体报道和企业提供的官方材料来写案例。
“这种案例的写作模式虽然可以帮助案例写作者提高案例写作的效率和产量，但却会对使用案例的MBA学员和管理者产生误导，因为这样的案例表现的是扭曲了的现实。如果案例反映的是一种“八股化”的现实，培养出来的学生自然只会纸上谈兵。”梁能说，“现在应该是反思和突破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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