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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已具备打“农村牌”的财力条件，而且这也是激活经济、推行公共财政的客观要求
本报记者 杨茜 发自北京
正在讨论的“十一五”规划中，发展农村得到了政府机构和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注，成
为下一步发展经济的重中之重。“目前只是一个大的思路，发展农村具体钱从哪里来、该怎样投，都没有最终确定。”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向《第一财经日报》透露。他回忆说，虽然以前也曾提出过这样的思路，但当时条件不具备，只得放弃，否则就会失信于民。
祝宝良所说的“条件”主要是指当时的国内经济形势，也就是“吃饭财政”这一背景。在他看来，当前已经具备了“到农村去”的经济基础，全国财政收入近年来屡创新高。“年均增长速度在15%左右，每年新增财政收入四到五千亿……”
以2004年为例，全国财政收入在2003年突破2万亿元的基础上，再上新台阶，达到26355.88亿元(不含债务收入)，比上年增长21.4%，完成预算的111.8%。而财政部2005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摘要中也描述，“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安排11%。”这一目标也是考虑了各种减收因素后的结果。
除了已具备的财力因素外，未来中国经济打“农村牌”还有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从1998年开始，中国消费品就已经不‘短缺’了。”祝宝良分析说，表现在工业消费品价格接连下降，钢材、水泥、电解铝等工业品也正面临着产能过剩，不少重化工行业、房地产也将在明年形成过剩。
这种从消费品到化工产品直至产能的全线过剩使得未来的中国经济开始寻找新的发展思路。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重心开始向农村倾斜，用增加农民收入、启动农村市场来化解工业消费品过剩的声音得到了更多人的响应。
与此同时，“现在是公共财政，就应该考虑向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祝宝良说，从当前所掌握的情况来看，农村人均所占有的公共资源和城市有着相当的差距，“像公积金、医保、水电气等，农民都是不曾享有的；像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农村也是没有的。”祝宝良表示，不管农村人还是城里人，都是依法享有公民权的公民，就应该享有同等的公共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参与“十一五”期间收入分配问题起草的专家也透露：“从社会公正和公民权利角度说，‘十一五’期间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也是一项必须提上工作日程的工作。”
如果回顾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发展，虽然这期间中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9.5%，但这种高速发展的损失一定程度上是由农民来承担的。农业部负责人此前就曾指出，土地是农民生存的唯一手段，但在近13年的时间里，有2000万公顷的土地被房地产、工业或基础设施计划征用。
“前几年国家经济发展的重心是国企改革，近年来是金融改革、三大银行上市、汇金公司改革。”祝宝良说，所有这些改革成果，都已经为发展重心转向农村埋好了伏笔。发展农村，除了依靠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外，畅通的社会融资机制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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