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乃娟：中国民间组织 从第三部门走向第四部门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9月24日-25日，海口，“达维”台风来临前的数场激烈讨论，精彩言论迭出。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也是一部人类对于政权体系结构不断认知并将其改进的过程，黑格尔关于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二分法，清晰而又明快地展现了一幅现代社会政治权力的认 知图景。然而，当人们认识到在政府和市场都存在一些能够使其失效的“盲点”之后，民间组织成了介入国家和市民社会中的第三种力量。

　　温家宝总理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坚决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企业、市场和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行业协会、商会和中介机构的作用。”政府转型、转向公共服务型政府正在成为新一届政府的改革焦点，在此背景之下，关于民间组织发展的讨论，正在从民间组织自身向纵深扩展。此次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举行的关于民间组织发展的国际论坛，将民间组织的讨论扩展到更广泛的视角。

　　民间组织究竟该起到什么样的功能？如何发展才能使其效率最大化，有效弥补政府与市场的“盲点”﹖在中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民间组织的春天是否已经到来？

　　海口报道

　　基于理性选择的和谐观

　　无疑，民间组织在中国具有发展的必要性，然而现实中，对民间组织的发展仍存在着一些疑惑和担忧。

　　但是，并不必将这种担忧过分放大化。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副教授贾西津认为，民间组织具有可以发展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的可能性，因为东西方关于民间组织的价值观体系中都具有“和谐”这一核心价值，这是一种代理的和谐观，而并非取而代之。

　　政府和民间组织共同关注的问题应该是，如何能够治理得更好？在此过程中，即使会出现来自民间组织的批评，那也应该是在现有的法治框架下进行的具有建设性的批评。民间组织的发展并非意味着一种“零合博弈”，从结果来看，民间组织带来的福祉也会普惠所有人。所以，其实某种程度上，民间组织代表着一种基于理性选择的和谐观，就是基于合法的管理和治理，所以不必过分担忧，更不应该把担忧过分放大。

　　其实，在目前的政府转型的背景下，民间组织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并且，如果发展得当，可以起到一定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认为，政府转型与民间组织发展互为条件。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来看，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过渡时期，既是从一般温饱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转变的重要时期，也是社会利益关系及其公共需求深刻变化的关键时期。迟福林认为，在此背景下，民间组织可以从三个方面发挥作用：一是适应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发挥民间组织在协调具体利益中的作用；二是按照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发挥民间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中的作用；三是在扩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同时，发挥民间组织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特别提出了Deregulation(解除规制)的概念，他提到一些国家的政府正在让社会组织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比如英国撒切尔政府和布莱尔政府都剥离了一些政府管理职能，发包给一些社会上的民间组织来具体实施，而政府则是通过签约来监督其执行和实施。

　　从第三部门走向第四部门

　　那么，民间组织究竟该如何发展？其实，政府转型的这种具体背景，已经提供了答案，那就是应该在公共服务领域内力求有所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政策研究室主任杨团告诉本报记者，公共服务的提升是当前社会的需要，民间组织要看到公共服务领域的需要，这个大背景其实也为民间组织的发展起到了导航的作用。

　　杨团认为，我们目前应该积极“探索第四域”。她将社会分为四个部门，政府、企业、第三部门(以志愿为基础，公益或是互益的组织)、第四部门(主要是新事业机构，就是公共服务机构)。这个第四部门实际上既包括政府已有的，比如科教文卫体，也包括现在新兴的民营的老人院、学校、医院。建立和完善第四域的迫切性，在目前已经超过了第三域。

　　西方国家大都是在工业时代建立起了规范、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今天走入信息社会，他们要做的是对其原有部门的一个改善，是通过政府与他们签约的形式来监督、制衡这些民间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性，两步并作一步走，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一起袭来，所以我们的两次转轨(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毕其功于一役，这就使我们面临的来自公共服务建设的挑战很大，因为这原本是工业时代的任务。杨团指出，过去我们在很长时间强调第三域，的确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第三域在工业化时代起到一种补充作用，但在信息社会，第四域亟待建立而且更为重要。

　　所以，作为中国民间组织自身，就是应该促进其自身完善、与政府合作、形成合力，以期提升公共服务的质量。现在这方面成功的案例也不鲜见，比如天津民办的鹤童老人院，已有十年历史，一切运作都非常成功。

　　此外，在发展这个旨在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的第四域中，中国的民间组织还需借鉴一些有益的国外经验。杨团认为，那些跟中国具有相似的社会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很值得借鉴，比如日本的农村互助合作组织就很成功，是一种政府与农民互相合作建立的一种农会组织，对日本步入工业社会、减少农村人口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当然，在发展第四域的过程中，政府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也必不可少。杨团认为，目前对于民间组织的发展来说，所需的法治框架已基本确立，除了较早的1989年《社团管理条例》，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如《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学校促进法》、《民办非登记单位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公益事业捐赠法》(1999年)、《民办非企业单位的财务的条例》(2005年)等等。在不断完善的这个法治框架中，《社团管理条例》的修订，将是接下来首当其冲的要务。

　　保持必要的现实主义眼光

　　求发展的初衷是无比良善的，然而保持必要的审视眼光也是必不可少，法国诗人波德莱尔能在那个充斥着审美辞藻和情操的年代里面勇敢地提出“恶之花”，其本意就在于求真。“恶之花”的目的并不在于要揭露什么，而是要在这种暴露中求得真命题。对任何事物抱以必要的审视眼光是提出建设性意见的一个必要条件。

　　国外民间组织发展和中国民间组织发展的路径有些区别，西方最初是一种内源性的发展路径，民间组织的发展因为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而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发展；至于中国，从国外嫁接了民间组织的概念，基本上属于一种外源性的发展路径。那么这种概念的借用过程中，可能会导致了一些问题的发生，那就是对于民间组织的过分乐观。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徐湘林教授的发言和观点似乎在整个讨论热潮中显得有点另类。他有点不无自嘲地告诉记者：“我这个另类的角度，还是放在整个论坛的最后发言比较合适。”他认为，在西方的概念中，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体系政府有权威性，可以进行权威性分配，但其有效性的盲点有时会导致政府失灵；而市场讲求利润最大化，社会资源配置也有失灵的地方；所以，民间组织自愿性的非政府、非市场化，起了一个辅助资源配置的作用。民间组织在西方的发展是建立在西方特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上的，中国一些学者在借用这个概念时，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某种“对民间组织的乐观主义”，这种乐观主义可能有利于迅速推进发展，但却可能忽视民间组织的一些自身弱点。而从长期来看，这对民间组织的长期发展将是不利的。

　　首先，政府与民间组织是有一定边界的。政府对民间组织发展的允许，通常是跟政府特定的宏观政策目标有关系的，如果民间组织一旦违背或是超越了这个政策目标，那么就不能够与政府形成合力，反而会加剧矛盾。

　　第二，正是这种民间组织与政府的边界，决定了我们不能对民间组织赋予太多义务。比如，有学者提出民间组织应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等，这并不是很合适，因为消除贫富差距、追求社会正义，这是现代政府应该具备的一项功能和职责，把它赋予民间组织，似乎有点沉重。而且，如果处理不当，还会影响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的关系，造成一些可能的不良后果。一方面可能会超越政府权威的边界；同时，民间组织的实际效能也可能大打折扣。

　　徐湘林认为，中国的民间组织要想发展，得非常注意一些发展的艺术与技巧：一是民间组织必须要学会生存，这也是衡量其成熟与否的一个标准。要发展，首要任务就是必须要能生存。

　　其次，民间组织要合理设计自己的诉求和发展目标，更多还是要强调与政府的协作关系。美国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将政治定义为对社会价值体系的分配，这个价值体系包括方方面面，政府具有对这些价值体系的分配权力。但是一些公共服务方面的职能，在政府允许的前提下，社会可以代理政府去承担，而作为民间组织就要首先取得政府的信任，与政府建立良性互动的合作关系，这样才能合法合理地取得一些资源配置的能量，更好地普惠社会和民众。

　　最后，社会各界在不断敦促民间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还必须对其保持一个现实主义的审视眼光，不能让民间组织的步履过于沉重，不能为其预设好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建构它的未来，而更多要从现实入手，求得生存，合理设定其发展目标，才能使其效能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