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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胡必亮
如果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发展的特征进行概括的话，我认为至少有一个重要特征是应该予以强调的，那就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式(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所谓“模式”或“道路”)明显地从单一性走向多样化，也就是说从单一的集体农业经济模式转换为多样化的发展方式。这一点在村庄发展层面上表现得尤其突出、明显。
以最近刚刚由有关组织与机构推出的“中国十大名村”为例，江苏省的华西村主要是通过发展非农产业而不是通过发展农业而致富的，该村的年产值目前已达到了300多亿元，其扩大经营规模的重要方式之一在于它对周围的村庄实施战略兼并；河南省的南街村尽管在经营方略上选择的也是工业化道路，但在经济组织的许多方面则具有比较浓重的、人们通常所说的“红色”味道；与这两个在相当程度上仍然保持着“集体经济”成分的村庄相比，安徽省的小岗村从一开始就是以实行土地承包到户而逐步地瓦解原集体经济而名声大振的；浙江省的花园村和江西省的进顺村则分别是通过发展高科技和旅游业而带动与促进村庄发展的……这说明中国农村发展的多样化特征已经在现实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了。在目前情况下，试图再用一个统一的所谓模式比如说曾经出现过的“大寨模式”、“苏南模式”等来统领中国村庄发展格局基本上是不现实的。相反，中国村庄发展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会更多的表现出多样化特征。
毫无疑问，“巴伐利亚试验”(以下简称“试验”)也应算我们所提到的促进村庄发展的多样化模式之一。所不同的是，“试验”是由德国的巴伐利亚州和赛德尔基金会共同设计与资助的一个旨在探讨中国村庄发展道路的试验。也就是说，它是一个由外国组织与机构支持的村庄发展模式的试验。这个被试验的普通村庄就是位于山东省青州市的南张楼村。根据本刊记者撰写的相关材料，我的总体印象是：这样一个试验本身具有比较明显的两个方面的特点，即它的很不同于其他村庄发展的优势之处与它同时所表现出的不足之处；不论如何评价这样的试验，它的出现与发展对于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村庄发展的道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根据我的理解，该试验所体现出的很有价值的村庄发展之道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首先，“试验”自始至终都是在一系列很精密的规划下进行的，包括科学地设计村庄发展的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等。村庄发展的功能分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德国人注重规划、精于设计的重要特征。其次，“试验”非常重视村庄的社会发展与环境建设，教育、卫生、文化事业与环境保护等都被提到了重要位置，该试验努力做到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在村庄层面上得以均衡实现；再次，“试验”也十分重视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力争缩小城乡差别(即材料中所说的“城乡等值化试验”)，试图通过提升村民的整体生活质量而尽可能地将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村庄里；最后，“试验”特别重视土地与农业在村庄发展中的特殊重要性，把“土地整理”作为村庄发展的最重要工作来抓，把农业作为整个村庄改革与创新的最重要产业而集中有限资源加以促进。
正因为该试验具有这样一些好的特色，所以总体上讲，不论是其经济效果，还是其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主要是在本村，也影响到相邻与相近的村庄)都是不错的。同时，根据记者提供的材料，我认为该试验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一些值得引起我们注意、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在于：试图将这样一个曾经于50多年前在德国试验成功并得以在德国普遍推广的德国的农村发展模式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加以推广可能是不现实的，而且也行不通。
第一，从理论上讲，今日中国农村之发展实际上是受到了多种非常复杂因素的综合影响的，譬如说受外商投资集中投入某一地区的影响，不少村庄在很短时期内就彻底改变了其原来的面貌，改革以来广东省东莞市的农村发展过程基本上就属于这样的情况；再譬如说，由于受地方传统文化的影响，许多村庄在其发展过程中一直都具有很强的自主性，政府政策对其发展的影响相对较小，浙江省温州的不少村庄就是这样的；还譬如说，受文革期间特有的意识形态影响，不少村庄在其今天的发展过程中仍然融入了许多当时的政治与文化的特征，我们以上提到的河南省的南街村就是其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因此，在这样一种受多元因素(包括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社会的等)影响的环境中，试图用一种单一的发展模式来统一人们的行为选择，理论上是讲不通的。相反，多元化的发展资源必然带来多元化的发展方式选择。
而且，从今日中国之现实来看，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的大规模工业化(尽管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早期工业化、洋务运动等形式)与大规模的城市化过程现在得以全面推进，恰适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信息化过程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和民主政治改革(目前尚集中于村庄层面)都直接影响到中国村庄发展的方式与方向问题。这些因素所产生的综合影响最终将集中体现到多元化村庄发展道路或模式上来。加上村庄发展本身受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与环境的影响比较大。因此，从宏观上讲，不论是什么样的村庄发展试验，不论这样的试验多么的好、它的优越性多么的多，试图作为一个样板加以推广，根本上就是不可行的，尤其在目前急剧变迁的中国，情况更是如此。
第二，这项试验在基本理念设计的某些方面，我认为从目前的现实来看，也是很值得商榷的。譬如说，该试验的一个重要理念就是要将村民留在土地上、留在本村，而不是进入工厂、不是进入城市，因此，试验的设计、组织、指导与资助者对于村民进厂和进城行为基本上没有花钱支持。但现实是：如果没有工业企业在该村的快速发展(目前该村已经建起了80多个企业)，没有大量村民的外出(包括出国)从事各种服务业，南张楼村可能现在仍然很贫穷，这项试验也很难持续到今天(已经持续15年多了)。这中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于，除了我们以上所提到的历史机遇与迅速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对目前中国村庄发展形成重要影响外，中国目前存在的农村人口与农地资源的高度紧张程度也不支持“试验”的这一基本理念。而目前中国农村发展所处的新的历史环境与中国农村高度紧张的人地关系是与二战后德国的情况不一样的。相反，从总体上讲，促进目前中国村庄发展的重要理念之一倒是需要通过各种试验来找到各种有效地将大量农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从村庄转移到城镇的各种方式与方法。也许“试验”设计者的想法在未来的某一个时期对中国农村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但肯定不是现在。根据记者对于这个村的调查材料，实际上，我认为“试验”的这个基本理念也根本不适合被试验的南张楼村。我的基本看法是：这个试验之所以到目前为止应该说还算比较成功，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村民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按照“试验”设计者的基本理念去做，而是执行了相反的理念，即通过利用国际试验这样一个无形资产与品牌争取到了许多发展非农产业和进城、出国的机会，这反倒成为该试验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再譬如说，“试验”将“土地整理与村庄革新”的目标确定为“改造环境、改善生产条件、完善基础设施”固然重要，但从目前中国村庄发展的现实看，这些都应该属于另一个层次的目标，形成好的发展机制、建立好的村庄治理结构、营造好的制度环境应该是更加根本的问题，更为重要的目标。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目前的改革而言，不论是企业改革、银行改革，还是村庄改革，我认为“软指标”的意义要远大于“硬指标”的意义，形成好的制度与机制远比多赚一点钱和多增加一些设施重要。这是由中国目前所处的转型期所特有的历史性特征所决定的。
第三，我认为“试验”的某些提法需要改进，应该根据中国的定义来界定试验的一些概念。如果完全将德国的概念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的话，那就不是中国的试验了，而且容易引起许多理论研究与各方人士对话与沟通之间的误解。“试验”所使用的“土地整理”概念就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希望使我们中国人也都明白“试验”的内容的话，可能采用一个类似于“村庄综合发展”的概念要更合适一些。
最后，我必须表达我本人对于“试验”设计、组织、指导者和资助者 — 德国巴伐利亚州以及德国赛德尔基金会的敬意。将中国农村逐步建设成为宁静祥和的“田园牧歌”式的新型农村是我们共同的美好愿望，但实行这一美好愿望的现实选择至少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应该是多样化的，而不是单一的；而且正如负责“试验”的维尔克先生所说的那样，这是一项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长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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