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本土黏性可创造中国伟大商业公司

　　引入外国企业可以加强本国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本国财富水平的看法,长期来看是站不住脚的。未来的GNP争夺战中,中国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不可能来自对西方管理理论的学习,惟一的希望在于产业界不断对本国知识界和社会基础设施进行回报性投资,以改善企业成长的社会环境,加强自身的“本土黏性”。单纯的GDP增长,无法完全保证这种效果。

　　岳峥/文

　　中国企业家难以受益西方管理理论

　　随着发达国家(其实主要是美国)管理大师们的理论不断通过全球化传媒和商业运作被引入中国,中国企业各级管理人员的理论水平直线上升。杰克·韦尔奇、达文波特等几位大师来华访问的场面虽然热烈,实况却并不如人们想像精彩。面对李东生关于如何将刚刚收购的汤普逊电子扭亏为盈的问题,韦尔奇居然真诚地建议卖掉,完全不顾这将使TCL作出的购买决定显得相当愚蠢。这种匪夷所思的对话倒也是人们追随先进理念和概念所能推出的惟一结论。如果一个没有背景知识的人认真地观看了这类电视节目的全程,他完全可以得出结论,中国企业家的理论水平和智慧显然应当远在对面的老外之上。这些声名遐迩的跨国公司总裁和管理大师,不但不能如预期般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建设性意见,就连发人深省的智力冲击也已经无法做到。

　　这当然不难理解,如果他们阐述的理论见解和经营经验不能普遍适用世界各地,中国企业自然无法从中受益;其理论如果普遍适用,大多数中国企业恐怕也难以借用,因为他们的全球对手将在同样的理论武装下,以更多的资源而轻易获胜。即使中国企业得以海外上市,成为国际

资本市场的一员,最后也难免被合并入跨国公司,成为证明全球化和收购兼并理论普遍适用的案例。

　　以中国本土的手机品牌为例,它们的陨落并非完全是失误的策略。无论是重视研发还是渠道控制,本土厂商都在尽可能短暂的时间内建立了相当规模的队伍,许多公司进行了全球化采购(设计原型甚至直接进口代工产品)和资本市场融资。这些做法比诸多现在跨国公司对手在成长初期所表现的试错其实已经优异许多(对此存疑的读者可以参阅摩托罗拉在1980年代和爱立信在1990年代的挫折)。可是即使它们的思路是如此的成熟和正确,仍然近乎绝望地在四大国际品牌的反击下无力回天。

　　在一个GDP为主要指向的国家,本人断言,西方管理理论和MBA教育的盛行将使天平更加倾向于跨国工业公司。由于受到类似的教育,未来的管理人所偏好的管理体制和竞争策略将不可避免趋同,这将导致全行业的利润水平低下。一个行业从高利润到低利润过渡过快,会使主要参与者没有足够的时间发展自己的性格和独特的生存空间,从而失去存在的意义。最终的结果是该行业迅速加入全世界的整合,而整合后得以生存的公司常常是已经具有相当历史和多地域市场的跨国公司。

　　建立民族品牌是追求GNP的必然结果

　　在本人与一位曾经以提倡“民族品牌”著称的中国家电巨子谈话过程中,民族品牌的提倡与该公司正在宣扬的全球资本市场逻辑(为了海外上市)发生了本质矛盾。中国人持大股的公司是民族产业吗?显然,你不能因为一家中国公司的股东中51%是中国人、49%是外国人就称之为民族产业—海外上市必然会带来类似的结果,即外国人成为股东。在实践中,如果有跨国公司出动巨资收购这类上市公司(民族产业)时,即使是中国人(管理层)拥有控制权,也很难以“民族产业说”否决明显的溢价收购,否则也会引来海外

证券监管机关以保护小股东权益为导向的追查。

　　但是,当这位企业家转而论证民族品牌是GNP的必然结果时,本人却深以为然。换个角度,如果美国突然发给最富有的一批中国人加入美国国籍的机会,设想他们接受了,那么,中国的GDP丝毫没有变化,GNP却会急剧萎缩。毕竟GDP是中国本土生产产品价值的反映, GNP却是中国公民获得的国民收入的反映。中国的产业界和民众已经日益认识到品牌的价值—掌握品牌比代工生产能够获得产业链中更多的剩余价值,而品牌的分布也侧面反映了国民收入的国别分配。难怪各界对中国的主要汽车厂商未能建立品牌如此失望,即使他们在财务上有短期的收入,然而,丧失了品牌的建立机会意味着从长远看中国还是失去了这个巨大工业所创造的主要财富。

　　在未来的GNP争夺战中,许多美国思想家早已高屋建瓴,罗伯特·希勒就建议美国向全世界拍卖移民额度,使全球精英都可以最方便地加入美国国籍,而这种国籍可以立即生效,使入籍者可以在全世界寻找最有利于其积累个人财富的地方—应该就是他的母国—只要他们向美国政府依法纳税。能力、精力过剩的年轻人还可以获得分期贷款,然后用未来的现金流来偿还。大量技术移民到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发展中国家青年恐怕要三思了,可能未来各国对于有能力公民的争夺会跟银行抢客户一样竞争激烈,推销手段花样繁多。

　　尽管此种提案在美国精英界只是产生振动而未必有实际结果,但是GNP的这种国家性却绝不可忽视,毕竟一代中国人的智慧和汗水并非为了满足跨国资本的回报。按照资本回报建立起来的各种管理理论当然有利于当期就业,却无法带来本国人民生活质量的持续上升,这种限制在各种带有公共性质产品成为消费主流的时候更是明显。

　　本土黏性是创造伟大商业公司的先决条件

　　以“核心

竞争力”著称的哈佛学者迈克尔·波特就指出:“企业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全球整合资源来加强母国基地的重要技能和技术,以利于创新(中信出版社《竞争论》)。”企业的国别性不言而喻。任何认为引入外国企业可以加强本国企业竞争力,从而提高本国财富水平的看法,长期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本国企业或许可以在学习外国企业的过程中提高其绝对竞争优势,但是无法提高其相对于被模仿者的相对优势。

　　以电子制造业为例,几乎所有人都对中国崛起世界级的电子制造业厂商抱有发自直觉的信心。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和“最大市场”,即使是单纯的技术扩散和满足一般家庭的小康生活也可以使有志成为中国“索尼”或“三星”的企业家们获得一个丰厚土壤,甚至,在许多人的预期中,中国可以成为硬件的标准的产地,从而获得产业链上更加丰厚的利润。然而,以视频播放设备为例,以VCD起家的厂商未能成为世界级的玩家,正在媒体上炒作的EVD也未见光明。这是因为,这个似乎单纯关乎制造成本问题的产业,事实上仍是更大的价值创造的一部分,它决定了相关视觉产品的制造标准。VCD的消亡并非因为它需要两片光盘来记录一部影片而DVD只需要一张,作为中国本土诞生的一种光盘影视产品载体,VCD几乎从未得到全球最大的影视产业联盟的正式承认。而在DVD诞生的过程中,全球—主要来自日本的制造巨头索尼、松下、三洋、VCTOR、飞利浦等,几乎一直保持着与好莱坞的机构性对话。在出现两种不同技术解决方案对峙的情况下(SD和MMCD),硬件巨头分成了两大阵营,最终是来自内容制造商的压力使它们放弃在市场上决一雌雄而选择了合作创立标准。而中国的硬件厂商无论是在国内和国外似乎都缺乏与内容行业的对话能力或沟通渠道,因此,无论他们如何努力学习?

　　所以,中国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终来源不可能是对国外管理理论的学习,惟一的希望在于产业界不断对本国知识界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回报性投资,本人称之为“本土黏性”。例如,成长在同一背景下的本国的企业精英自然容易理解政界精英制定的法律法规,容易与市场各个层面的参与者沟通。在中海油收购尤尼科的案例中,中国舆论显然无法理解美国朝野的情绪反应,作为一家国家级大企业,中海油作出的没有国别利益的表白也令美国人难以置信。即使是在现代管理理论的主要发源地美国,工商界、学界和政界精英们的互相沟通也异乎寻常地顺畅,他们是同学、校友、邻居、教友和挚友。这就是当地企业(欧美企业)的“本土黏性”。如果不是显得过于民族情绪的话,似乎这种社会精英的彼此沟通必然会导致商业上的互相呼应。一家美国公司公开声称其经营的成功是美国富强的基础是相当正常的。

　　很容易理解,比尔·盖茨这样伟大眼光的技术革命家如果在中国创业也难免要投入大量精力来应付各种应酬和公关。要改变这些不利于企业家成长的社会因素,也只有通过本国工商界不断地回馈性投入社会,例如增加私人财富对教育、公共思想和法律机构的自觉投入。因为这种投入所创造的民族独特文化和个性,必然是其他外来者难以理解的。这本身就创造了出现伟大商业公司的先决条件。单纯的GDP增长无法完全保证这种效果,因为这类投入将随着资本回报流出中国,只是更加证明了其他商业民族在财富创造上的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