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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员 朱冰尧
最近，一份学者的分析报告让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又一次成为了焦点。北京大学的施发启博士对国内城市居民的收入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发现，收入在分配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向高收入群体集中的态势。2004年，占城镇居民20%的高收入群体获得了城镇全部可支配收入的40%强。由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两极分化的问题十分明显。
“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自古以来创造财富就被视为“国家之命”、“万事之本”，老百姓也信奉“民生在勤，勤则不匮” 的朴素真理。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是上至君主领袖、下至黎民百姓共同关注的问题。
但是同样，“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小农意识也一直根深于传统的中国文化中。经济学中有一条“二八定律”：20%的人掌握着社会80%的财富，另外80%的人只有社会财富的20%，也就是说在财富层面上，“不均”是常态，“均衡”则是波动中的目标。理想的社会，当然是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通过中间阶层来平衡两头的不均。但目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态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占总就业人员的42.9%，社会中间阶层仅占20%，中国还远未形成中间阶层占多数的“橄榄型”，而是中下阶层偏大的“洋葱头”型社会结构。
因此要改变这样的不均状态，恰恰应该通过“效率优先”的原则让更多的中下层进入上层，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接近均衡的“橄榄型”。
当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效率优先理念在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在客观上拉大了城市与农村内部人群的财富差距，拉大了城市与农村之间在生产力水平、生活和消费观念等方面的落差，于是就使众多处于社会财富底层的人群产生了“社会不公”以及“仇富”心态。
在追求效率的同时，我们必定要考虑公平，但并不是五五分成式的搞平均，而是要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在不同的经济发展时期应该有不同的侧重点。改革开放初期，百业待兴，社会财富还不丰富，急需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从而带动经济向前发展，因此“效率优先”的口号就喊得恰逢其时。而在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时期的现在，整体经济水平有了较大增长，社会财富有了较多积累，出现了部分巨富群体和赤贫群体，从社会阶层的两头看，出现了贫富差距过大。另一方面，中国的中产阶层远没有形成，还需要更多的创富措施激励社会底层群体向中间阶层发展，“效率优先”的口号还不能完全抛弃，经济增长需要创造高效率。
但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可分配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过分突出效率，不仅与追求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相矛盾，而且一旦出现社会矛盾可能会付出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成本。加之效率的片面增长，还可能造成财富垄断和相对贫困化，财富和贫困相对积累的经济不公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不稳定与不和谐，使市场经济步入自身缺陷的恶性循环。
显然，在这个阶段就要寻求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最佳平衡点。现阶段要找到效率与公平之间的最佳平衡点，根本上讲政府要采取一整套有关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专家建议，采取多种措施尽量缩小个人在参与市场竞争前手中所掌握的生产要素产权的大小的差距，为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分配的公平和效率提供较平等的产权基础；推进市场化进程，使生产要素产权的利用机会均等化；加强政府对收入差距的宏观调控作用，通过采取目标明确力度足够的政策措施，实现收入分配的公平，促进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等等。更多的社会成员在公平的条件下获得创造致富的能力和机会，应该是解决收入分配效率与公平的最佳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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