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学金：人口学红利将消失 出路是从苦干到巧干

　　访谈嘉宾：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左学金

　　本报记者 任绍敏

　　《第一财经日报》：“人口学红利”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中国的“人口学红利”什么时候会消失？

　　左学金：“人口学红利(Demographicbonus)”是说生育率下降之后，小孩在减少，老年人口又不会一下子多出来，因为只有在这些小孩的父母成为老年人之后，老年人才会多出来。在这样一个阶段，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比较高，劳动力资源丰富，经济比较有竞争能力。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是要素的投入，技术进步的贡献十分有限，或者说，我们主要靠“苦干”(workingharder)而不是“巧干”(workingsmarter)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的背后，是我国人口学特点所造成的劳动力资源丰富的支持。

　　我国生育率下降最快的时期是上世纪70年代。在短短十年的时间内，我国妇女的生育率从平均每个妇女生育5~6个小孩下降到生育2~3个小孩，此后虽有波动，但总的趋势是不断下降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保持在70%左右，劳动力供给特别丰富，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发展，在国际市场上也非常有竞争力。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人口学红利”。

　　“人口学红利”能维持一段时期，但不可能永远维持下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峰出生的人群，大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生育年龄，所以他们也是我国生育率下降最早的人群。当这些人相继在2010和2020年代进入老年时，我国的“人口学红利”将随之逐渐消失，人口增长速度也将不断减慢，在2030~2040年期间进入零增长，其后将进入负增长。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将相应放慢。去年珠三角地区首次出现了所谓的“

民工荒”，以前中国只听说劳动力过剩，“民工荒”可以说是闻所未闻的。近年来一些城市的保姆工资涨得很快、北方一些城市的餐馆服务员难招，都说明劳动力供给的变化已经初露端倪。

　　《第一财经日报》：“人口学红利”的消失，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怎样的？未来中国经济如何适应这样的变化？

　　左学金：今后中国的劳动力将不再像现在这么丰富，劳动力的价格也会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比如会显著地高于印度、孟加拉国、越南等国家，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会下降。当然这主要是指加工制造环节的竞争力。甚至连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在加工制造环节也会缺乏竞争力。劳动力供给的短缺、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社会保障负担的上升将推动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此外，出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我国的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也将不断提高。

　　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将发生变化，未来全球经济分工将因此而重新布局。中国制造业中劳动密集的加工制造环节，将主动或被迫向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转移。届时我国产业结构能否顺利升级，将是中国经济能否保持持续增长的关键。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不在于选择什么样的产业，而在于从加工制造环节转向研发／设计和营销环节，或者说在价值链中从中间向两端延伸，从“苦干”到“巧干”。

　　不管什么产业，其实关键看你做的是价值链中的哪一个环节。电子产业和服装产业相比，电子产业肯定是高科技的，但如果你做电子产业的加工制造，别人做服装设计，别人做品牌，赚的钱肯定比你多。我们是服装生产大国，但我们在国际上基本没有叫得响的服装品牌。我们接受外国公司的订单，做一套衣服可能只赚几美元甚至几块人民币，人家可以赚几十美元，这是品牌、知识、研发、营销赚的钱。所以服装产业不等于技术落后，要看你做的是价值链的那一个环节。相反，如果我们引进一条生产芯片的流水线，产品的科技含量确实很高，但技术不是我们的，我们做的是加工制造，附加值很低，拿不到好的利润。在2020年以后，如果我们不能顺利地实现产业升级，我们的经济就会面临困境。由于劳动力成本较高，加工制造将缺少国际竞争力，但如果我们又做不了研发、营销工作，那我们的经济就会出现麻烦，就会缺乏长期发展的后劲。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还是重视硬件投入，重视那些能在短期内看到成效的投资，对研发、人力资本则不大愿意投入。这里有个投资周期的问题，研发和人力资本投资周期都比较长。而地方政府官员的任期比较短，希望投入能马上见效。企业的老总也要有很强的战略眼光，增加研发投入。但因为研发投资周期长、风险大，在目前的体制下，不少企业的老总很难这么做。

　　今后很重要的就是经济着眼点的改变，原来我们投资看重土地、资金，对技术、人力资本重视不够，今后我们要更多关注人力资本的投入。政府对公共财政的投入一定要加大，特别是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投入，产业政策也要更多地重视研发，鼓励创新和创业，而不是把重点放在选择产业上。

　　《第一财经日报》：那么，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是否也需要进一步完善？

　　左学金：包括我本人在内的许多学者都建议，计划生育政策可适当放宽，尤其在上海、北京等生育率非常低的大城市。这与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并不抵触。国际人口学界将低于1.3(平均每个妇女生育1.3孩子)的总和生育率称为“超低生育率”，但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上海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7,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也很低。当我国在1980年推出独生子女政策时，我国经济是一个“短缺经济”，经济增长由供给能力来决定，或者说是供给驱动的。但1997年以后，我们已经由“短缺经济”转向“相对过剩经济”，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由需求来决定，或者说是需求驱动的。现在对生育政策作出适当调整，有利于扩大内需，有利于经济增长，也不会影响现在的就业，因为现在出生的孩子至少要等到20年以后(即2025年以后)才能进入劳动力市场，那时我们正是需要更多的青年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来减缓我国人口老龄化的时候。

　　生育政策有很强的时间滞后性，如果希望20年后劳动力增加，现在就应该调整，如果20年后劳动力少了，再去调整，就来不及了。20年以后的情况是肯定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人口下降，劳动力负担增加，劳动力成本上升，光是老年人的护理就很成问题，将变得很昂贵，老年人75岁以后将逐步丧失自理能力，需要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来提供护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