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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
早在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对汇率改革与其他金融改革的顺序形成了大致的共识，即在汇率改革之前应先行完成以下三项工作：1.银行部门改革取得进展，银行体系得到加强；2.减少对外汇交易某些不必要的管制，包括部分资本账户的管制；3.外汇市场得到深化和发展，能够为国内金融机构和进出口企业提供更有效的市场环境和必要的避险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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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中国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并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有三家进行了重组，并实施了股份制改造。三万家农村信用社的改造也是2003年开始启动的，目前已完成了多半。其他金融机构的改革也正在积极推进。当然，要想在银行体系全部完成一轮改革后再着手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不太可能，时间所需过长。但有必要做好大部分工作。中国的商业银行分四个层次，即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金融机构。我们已大致完成四个3／4的改革和重组，即每个层次的70%-80%已摆脱过去的困扰，开始进入良性发展阶段。
此外，取消了一些对资本账户交易不必要的管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程度稳步扩大；个人和企业经常项目下交易的限制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及业务限制放宽；金融市场基础建设也为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奠定了基础。
2005年以来，宏观经济条件也相当不错，国民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势头，投资过热得到抑制，CPI不高；世界经济运行平稳，美元利率稳步上升。这也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政府经过统筹考虑，实施了汇率形成体制改革。
然而，我们注意到，今年4月份以来，当汇率改革的各项条件逐渐具备和成熟之时，却出现了一些“噪音”，例如美国参议员舒默和格拉海姆的提案，提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中国施压。这些“噪音”并不能改变中国汇率改革的各项基本条件和顺序，只是干扰了正常的改革进程。
中美之间经常项目平衡的问题可能比较大。美国方面说的对中国逆差的数字要比我们海关统计的大，但这往往包括转口贸易的因素，且未包括美方在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方面的顺差。
按照中国的理解，从WTO的原则和经济学原理出发，应该考虑的是一国与世界其他贸易伙伴的整体平衡，而不能仅以双边的平衡来考量。
另一方面，大国经济与小国经济有很大不同。对于小国经济，相对价格的作用往往很大；对于大国经济，尽管相对价格会起作用，但内部需求管理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某些价格刚性是可以观察到的，主要涉及四个方面：一是人口特性。中国人口的年龄分布在今后二三十年会有比较剧烈的变化，它对内需有明显影响而价格弹性很小。人口因素中赡养率的变化会引起储蓄率的变化，代际补偿的变动会引起消费偏好和消费总量的变动。二是文化传统。有学者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某些亚洲国家所信奉的儒教文化传统有着较高的储蓄倾向。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正在改革其养老、医疗和失业保障体制，这在社会上暂时产生了不确定性，人们的储蓄倾向在现阶段表现较高。目前，需要进一步明确这些改革的方向，加快这方面的改革力度，以减少改革过渡期内的不确定性，增强消费者信心。四是住房改革和教育改革。人们可能对子女未来上学的预算有说不清楚的感觉。1998年、1999年推行的住房改革可能会带来财富效应，但也有可能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以上四种情况都是价格刚性或价格粘性较强的环节，或者存在不确定性，需要采取内部经济政策的必要调整。分析美国经济，也有类似的情况。
中国汇率改革的目标之一，正是希望通过相对价格的作用来促使国际收支的更为平衡，对经济的长远发展形成更有力的支持。就中国而言，国际收支平衡更应注重于商品和服务贸易两项的总体平衡。从2000年到2004年，我国国际收支中这两项基本是稳定的，商品贸易大约是200亿-300亿美元的顺差，服务贸易大约是100亿美元的逆差，这两项合计占我国GDP的2%左右，占进出口总额也在2%左右(今年因有特殊情况，会有稍高的上升)。如果把经常项目中另外两项(收益和经常转移)加上，经常项目顺差去年约占GDP的4.1%。但收益和经常转移两项并不像商品和服务贸易那么稳定，一方面，它们往往会因升值预期变动而变动。譬如，当货币升值预期较高时，收益项下的分红可能会减少，企业会尽量保留公司的未分利润以期待货币升值的好处。此外，当货币有升值预期时，经常转移项下的侨汇可能会有较快增加。而且，上述两项往往容易与资本项目混在一起难以区分。同时，我们认为统计工作可能也存在需要改进的地方，譬如可以考虑建立一个经过调整的、主要由商品和服务贸易构成的经常项目。因此，我们希望这次汇率调整能够实现商品和服务贸易的大体平衡，当然计算不可能十分准确，会有一个可容忍的误差区间。我们认为，通过相对价格机制的作用能大体消除这种顺差。
而在此次汇率改革中，中央银行主要起到滤波器(Filter)的作用，对市场上正常的波动不必进行管理，让其通过；对市场的异常波动则要熨平：包括限制、压缩异常的过高波幅和滤掉频率过高的波动成分。随着经济适应程度的提高，滤波器的作用是可以减弱的、是自适应的Adaptive。另一方面，中央银行还应起到防范危机的作用，譬如在爆发战争、自然灾害、金融危机等特殊情况下，中央银行采取特殊的干预手段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体制设计中应有之义。
(根据2005年9月9日，周小川在加拿大参加中央银行行长圆桌会议时答记者问整理。全文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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