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走在中国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的浪尖上

　　“世界上所有大师级的人物大多集中在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家林毅夫看来，中国正在经历着急剧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这为当今的经济学者提供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天时”，一批冠绝群伦的大师级人物可能正在酝酿之中……

　　“一个人的心量越大，关怀的时空越广，视野就越大，所能成就的事业也就越大…… 只有关心天下才能成就天下的事业。”

　　本报记者 杨茜 发自北京

　　11年前的8月17日，在

北京大学的未名湖畔，几介书生发出了创办一家“开风气之先”的经济学研究机构的声音。

　　11年后的6月25日，在本报与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联合推出的“中国内地经济学教育研究能力排名(TTPEC：TopTenProgramsinEconomicsinMainlandChina)测试版中，北京大学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一举问鼎。

　　与众多枯涩的评比指标相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是中国经济研究的晴雨表、方向标。”一位网友的评论直接而形象。

　　排行榜公布前不久，CCER及其开办的国际MBA课程还相继被《财富》杂志、《福布斯》杂志评选为中国最具价值的商学院、中国最具价值的MBA课程。面对纷至沓来的荣誉，这家机构似乎已经实现了创办者当初的理想。

　　从创办到今天，CCER不仅让社会各界记住了它的名字，也成功地让社会各界记住了这里每一位教授的名字。这些名字，放在当今的中国经济学界，无一不是掷地有声的人物。

　　由于这一平台所产生的影响力，国内外知名的经济学者、政府官员、社会领袖也频频出现在CCER的各种活动中，其中还不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等大师级人物的身影。“天公惜憨子”

　　作为CCER的创始人兼当家人，现年53岁的林毅夫将11年的心血都投入到了这里。

　　谈及排行榜，林毅夫表示是“意料之中”，按照他的理解，“就当前的现实情况来说，无论从文章发表的总量和人均量，还是从国内外影响、研究生报名的情形……”中心都应该排在国内其他研究机构的前列，只是此前不曾有社会机构对此做出排名而已。

　　显然，11年的时间在把CCER磨砺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研究教育机构的同时，也使林毅夫充满了信心。

　　但中心成立之初，却是举步维艰。

　　“那时候，北京大学‘只给政策，不给经费’。”

　　1994年，CCER正式创办成立。那一年，中国城镇职工年均工资为4510元。而学校给中心任教老师的月工资还不超过500元。中心的办公条件只有两间半办公室，6位老师、3位行政人员挤在一起，有时客人来了只能轮流坐在椅子上。

　　经过努力，福特基金会答应向中心提供资助，向归国回来的老师提供每年1万美元的资助，“一开始我们想让中心的老师自己做项目来解决科研经费和收入的问题，但不是每个人的研究领域都容易找到项目。”更何况福特对中心的赞助只持续了5年，中心不仅要稳定已经回来的人，还要继续扩大队伍。

　　这些年来，林毅夫深切体会到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滋味，为了中心的发展，不得不为了“五斗米折腰”而到处化缘、找赞助，当时实在很难想象CCER能有今天这番局面。

　　在台湾有句俗话“天公惜憨子”，意思是上天眷顾那些憨厚努力的人，林毅夫和中心成员的共同努力得到了境内外许多热心朋友的认同和赞助，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修复了朗润园致福轩、修建了万众苑，设立了多个讲座教授的席位和学生的奖学金，同时中心自己也开设了经济学双学位、国际MBA、金融班等项目，使中心这些年来红红火火，由草创之时的6位教授扩展到目前的27位，成为国内经济学教学、科研、培训交流的重镇。

　　“君子合而不同”

　　“要成就一个事业，不管是多大，都需要有一群人的共同努力。”在2005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学生毕业典礼上，林毅夫在致辞中这样勉励学生。

　　从某种程度上讲，林毅夫的这番话和CCER创办以及这10多年来的发展不无关系。“如果我一个人很强，中心其他人不强，中心的影响力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大。”喜欢历史的林毅夫从历史上看到了很多这样的例子。“项羽的个人能力绝对超过刘邦，但刘邦却有一群比较好的队伍，如张良、韩信，萧何……”

　　中国有句老话，“一个人是条龙，两个人是条虫”。不是任何一个机构都能将一群精英凝聚一堂的，但CCER似乎走出了国人的这一“怪圈”。

　　今年7月12日，林毅夫在报纸上刊发了自己的署名文章，认为中国宏观经济最晚在今年年底将再度面临

通货紧缩。林毅夫在文中建议政府尽快启动农村市场，通过拉动内需消化过剩的产能，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

　　是时，国内经济学界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已经分化为三大阵营，即“通缩派”、“反弹派”和“中间派”。

　　“不管大家喜欢还是不喜欢听，我都有责任把自己的研究告诉大家。”林毅夫事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学家作预测就像看见了一个陷阱，但预测的目的却是让大家不要掉进那个陷阱。

　　但即使在中心内部，大家对“陷阱”的看法也不尽一致。“美国都没有过剩，怎么我们就过剩了？”林毅夫的同事、宋国青教授对“生产能力过剩造成通缩”说显然有着自己的看法。

　　这种分歧在CCER并不鲜见。

　　这或许从一个方面说明了CCER里面的治学氛围。有道是“君子合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合”。

　　天时造就大师

　　“世界上所有大师级的人物大多集中在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在林毅夫看来，中国正在经历的经济变革、社会变革，不仅为当今的经济学者提供了自创门户的“黄金时代”，同时，正在成为世界经济中心的中国，很可能正在酝酿一批冠绝群伦的大师级人物的出现。

　　这就是林毅夫所理解的“天时”，即大的制度变革、大的时代变动所带来的机会。而这也是CCER全体研究人员所追求的共同理念。“许多现象都难以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但是，任何经济现象都可以用经济理论来解释。”林毅夫常把这个机会形容为“经济学研究的‘金矿’”来激励学生、同仁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正处于快速变动的社会，而这正好为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现有理论不能解释并不代表着没有理论可以解释。”

　　“各位将来能够有多大的成就，取决于各位的心量有多大。”同样是在今年的毕业典礼上，林毅夫勉励学生说，“一个人的心量越大，关怀的时空越广，视野就越大，所能成就的事业也就越大……只有关心天下才能成就天下的事业。”

　　采访中记者发现，这种“天时”的思想自始至终贯穿在林毅夫创办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过程中。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急需“既了解中国、又了解世界”的一群人、一个能沟通内外的经济学研究机构。1994年，CCER成立。

　　上世纪末，中国“窄口径”的教育体制正在经受市场的考验。1997年，CCER创办双学位。两年后，中国高校教育正式结束了分配制度，开始在学生中试行“双向选择”就业模式。

　　同样是在上个世纪末，中国进行了风风火火的国有企业改革，原有的企业管理模式正在接受挑战，民营经济、三资企业蓬勃发展。1998年，CCER与国外教育机构联合，开办了国际MBA。

　　后来，CCER创办了金融硕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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