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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经济学正在成为今日中国最耀眼的显学，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开始逐渐习惯了在聚光灯下的生活。但我们是否清楚地知道中国经济学的方向在哪里？我们是否只需要留洋的学者、哈佛的教科书和一套完整的西方话语体系？我们是否要对每一个诺奖得主趋之若鹜，并要求他们为中国的大大小小问题开专家处方？除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之外，我们还有什么？
新的一个学年开始了，新的一批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又开始走入了经济学的殿堂。我们特别采访了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深入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去年刚刚举行了10周年纪念，这10年也是中国经济学教育迅猛发展的10年。林毅夫一直在探索经济学教育的方法，最近刚出版《论经济学方法》、《论经济发展战略》两本新作，本次对话就包括了他对中国经济学教育的最新思考。
经济学教育现状与瓶颈
《21世纪》：您对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的现状有何评价？
林毅夫：和改革开放初期比较起来，国内经济学教育的面貌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变化。经济学，尤其是当代经济学，已经从被批判的对象成为各大学经济系教学的主要内容。我记得1980年代我们学当代经济学的时候，老师在介绍完任何理论之后一定要加一段批判。后来，由于计划经济体系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过渡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而这些问题用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容易解释清楚，当代经济学就从被批判的对象变成传统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补充。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到了现在，当代经济学基本上已经成为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流，经济学科也成为大学里最受学生欢迎的学科之一。就具体的统计数据来说，我们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每年招收的经济学双学位学生大约占北大本科生的19%，如果加上经济学院和光华管理学院的学生的话，这个比例超过北大每年招收新生的1／3。
就教材而言，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国内基本没有当代经济学的教材，上课时用的是一些老师自己整理的、不成体系的笔记。现在，美国大学里用的最著名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已经被翻译成中文，而且，许多美国最新出版的教科书一年左右就在国内出中文版，梁晶主持的《经济科学译丛》过去10年来对此变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留美经济学会也做了不少工作。在他们的努力之下，国内大学里经济学科的教材和美国大学里用的教材已经没有多大差距。
就教师方面来讲，1950年代以后直到1980年代末基本上没有从西方学成回来的教师，而1950年代之前归国的教授们到了1980年代大多已经垂垂老矣。因此，改革开放之初，教当代经济学的老师，不是教学说史的，就是靠自学从传统政治经济学转过来的，在师资力量上有一个断层。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开风气之先，吸引一批留学生从国外回来，到现在大量经济学人才从国外成批引进，目前，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已经不是从国外回来人数最多的地方，像光华、清华、浙大、复旦、中大、南开等都有不少从国外学成归国的教师，而且人数越来越多。
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国内经济学教育体系在过去20多年来变化程度之大、之深。
《21世纪》：那么您认为经济学教育的瓶颈在什么地方？制约目前国内经济学教育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林毅夫：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宗旨为何。到底是为了理论而理论，还是为了了解社会、影响社会而研究、学习经济学。
我个人的看法是经济学从亚当·斯密于1776年发表《国富论》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学科以来，一直是一门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促进社会发展，小到影响个人的消费、投资、就业的选择，大到影响国家的政策为目的的致用科学，这从《国富论》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可以得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以学院派的风格著称，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很少学而优则仕，但是，今年6月初，芝加哥大学的加里·贝克尔教授到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来做“汇丰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讲座”时，有人问他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是否只顾理论的完美而不顾理论是否有实用价值时，他回答说芝加哥大学的教授，包括弗里德曼、舒尔茨、斯蒂格勒、卢卡斯等和他本人，都是以了解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的后果，进而影响个人选择和政府政策为其研究目的的。
但是，任何当代经济学的理论观点都是根据一定理论模型的推论而来的，都是在表述一个决策者如何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做出他所认为的最佳选择，而这个选择就是经济学家所要研究的现象。然而，经济学家由于个人的局限，不能保证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约束条件确实是现实社会中决策者所面临的最重要的约束条件。而且，即使要解决的问题相同，最重要的约束条件对于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社会、不同的决策者来说，也可能是不同的。更何况就是同一个人，随着年龄的不同，约束条件也会随之变化。所以，在我看来，经济学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
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心在美国，由于近水楼台的原因，当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主要是针对美国为主的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这些理论不见得适用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中、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些美、欧的经济学家致力于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问题的研究，但是由于对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的主要约束条件没有切身的体验而把握不准，提出的理论经常是隔靴搔痒。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根据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来制定发展政策的国家，到了1970年代经济发展都困难重重，难以为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转型时，根据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来制定政策的国家也都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几乎是灾难性的后果。
因此，我认为我国当前经济学教育的主要瓶颈在于教科书上谈的都是以外国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理论，缺乏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中出现的现实问题为研究对象，有助于了解、解决中国现实经济发展和改革问题的理论和体系。由于缺乏这样的理论和体系使经济学的教育和现实脱节，以致有些学生甚至老师误认为经济学的教育是为了理论而理论，甚至把经济学的教育变成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教育，把当代经济学中针对发达国家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而提出的理论意识形态化。
用规范方法研究本土问题
《21世纪》：那么，如何解决您所说的“瓶颈”问题？
林毅夫：1995年中心成立之初，我应《经济研究》庆祝创刊四十周年之约，写了一篇《本土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文章，说明了我个人对经济学研究和教育的看法和努力的方向。
我认为经济学虽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但是，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是一般的。我同意1992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的观点，经济学所以异于其他社会学科，在于经济学分析问题的方法，经济学家总是以决策者是“理性的”为出发点来研究问题、构建理论，所谓“理性”我个人的理解指的是“一个决策者面临选择的时候，总会在他所可选择的范围内，做出他认为的最好的选择”。每个决策者在面临选择时，可选范围会因所处地位、所在国家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等约束条件的不同而异，因而，最佳的选择也可能不同。所谓经济学的理论，包括前沿的理论，其实只是决策者所要解决的问题、面临的重要约束和最佳选择的一种逻辑表述，是理性原则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表现形式。既然经济学是一门致用之学，那么，中国的经济学家就应该致力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而且，只要经济现象背后的决策者是从理性的角度出发，用严谨的、规范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研究的即使是本土问题，其成果和按照同样方法来研究发达国家的问题所提出的成果应该是等价的，都是对世界经济学殿堂的建设添砖加瓦的努力，都是帮助人们理解未知的经济现象、增加人们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知识，都是国际化的贡献。
这十一年来，中心汇聚了一批了解中国实际，又受过当代经济学训练的学者，正沿着上述方向努力，以严谨的经济学方法来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以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来教育、鼓励我们的学生。
《21世纪》：具体说来中心取得了哪些成果？
林毅夫：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比如我和蔡日方、李周等合作者以及几位学生根据中国转型和发展提出的以企业自生能力为微观基础，建立在发挥要素禀赋结构比较优势，提高要素禀赋结构为目标的经济发展观，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发展、转型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基本上可以解释出现在我国和许多发展中国家外贸、金融、产业结构、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扭曲背后的原因，也可以解释许多发展中、转型中国家普遍存在的贪污腐败、收入分配不公、裙带资本主义的现象，以及渐进式的改革为何比休克疗法的改革有效的原因等。
另外，周其仁教授从产权的角度也对我国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作了比较深刻、系统的阐述；卢锋教授从技术进步、交易费用降低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形式从原来的以产品单位为主，变化为产品内部的更细微的部件的贸易，提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解释；陈平教授从方法论的角度，结合现在的混沌理论对卢卡斯的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批判和修正。同时我们的学生写的毕业论文，大多试图解释中国改革发展中凸显的现实问题，比如预算软约束、收入差价、劳动力流动的方向和结果等，既有理论模型，也有实证检验。
当然，中心成立才十一年，相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来说，中心的老师和学生的努力只是往前迈出了小小的一步，要完全克服中国经济学教育的“瓶颈”，需要全国各个经济学教育科研单位和几代经济学家共同努力。
经济分析与数学工具之间
《21世纪》：有经济学家曾断言经济学正在走向数学的不归路。你如何看待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
林毅夫：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必须先厘清经济学研究的本末问题。经济学的研究和分析，是先有看法，然后才有逻辑体系。事实上，在美国顶尖的研究型大学受过经济学教育的学者都会知道，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是对问题表现背后原因的直觉(Intuition)，直觉按照《美国传统字典》的解释是“未经过理性的论证过程便能知道或感觉的行为或能力”。一个经济学家在研究问题时，是先对这个现象背后的原因有了直觉的判断，然后根据这个判断，再用比较严谨的逻辑来表述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数学模型是逻辑表示的一种方式，但并不是惟一的方式。如果说只有懂得用数学构建模型才能成为经济学家，那么，远的像斯密、李嘉图，近的像哈耶克、科斯、诺斯等都称不上是经济学家？而且，靠数学模型是难于提出有用的理论的，因为只要约束条件不同，数学模型是可以推论出任何不同的结论的。
所以，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的直觉是本，数学工具是末。在经济学的教育上，不能舍本逐末，在强调数学工具的重要性时，更要强调经济直觉的重要性。一个人的经济直觉是对社会、经济、历史、文化，以及经济学方法的总体把握和体悟而来的，文科的学生在直觉的培养上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数学底子不厚的文科学生在学习经济学时不见得就吃亏，更何况绝大多数的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并非得用数学模型才能阐述清楚，因此，即使数学不强的学生也有可能成为很好的经济学家。
《21世纪》：那数学为什么在现在的经济学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林毅夫：当然数学是最严谨的逻辑，除非是大师，一般人用语言逻辑不容易严谨，但是用数学模型一步一步去推，就比较不会出现逻辑的失误，并且即使有错误也比较容易被发现。例如我们中心新来的霍德明教授就曾证明卢卡斯1980年代的一篇奠基性文章在数学逻辑上有一个错误。因此，数学的应用是经济学体系严谨化的一种努力和要求。
但为什么现在数学似乎有喧宾夺主之势？这是因为经济学的研究中心18、19世纪时在英国，到了1930年以后转移到美国，都是在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从工业革命以后，平均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只有2%，和发展绩效好的发展中国家平均每年可以有9%、10%的增长速度相比，是一个相对稳态的社会，没有多少新的、大的经济社会现象，所以，在亚当·斯密等早期的大师对主要的经济现象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以后，就很少有大的经济社会现象可以研究，作为后来者的经济学家绝大多数只能是研究一些小现象，提出小理论。或是在一个开创性的研究之后，在主要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作些注释性的、补充性的、小修小补的研究，这些研究如何来评价贡献呢？只好比技巧，而不是比对经济现象解释的贡献。
《21世纪》：也就是说，因为大家都没有大问题去研究，所以只好在技术细节上斗法？
林毅夫：对。这也跟当代经济学科在西方高度发展有关系。现在，单单在美国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就有5万多人，当中在大学教书的有1万多人，这1万多位经济学家每年都要发表论文，才能生存，才能晋级，可是哪有那么多现象可以研究？没那么多现象研究，就只好在技巧上下功夫。同时也因为有太多经济学家，比较好的大学要雇佣教授，根据什么做标准呢？数学就变成了一个门槛，不能用数学工具的人就进入不了这个门槛。这有点像俱乐部，要进入这个俱乐部需要跨过一个门槛，取得身份才能成为会员。
《21世纪》：中心在教学中对数学的侧重程度是怎样的？是怎么样处理数学的定位问题的？
林毅夫：当然作为学生最好是本末兼顾，数学是学得越多、掌握的越扎实越好，这样才容易跨过经济学家俱乐部的门槛，跨不过这个门槛，就不容易发表文章，被其他经济学家接受为同行。特别是，我们研究的是中国问题，而美国人对中国问题又不甚了解，不用数学模型就得不到人家的关注、承认。但我们也强调数学只是工具，要会用工具而不要被工具所限制，强调对问题的观察分析能力，强调经济学直觉的培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给学生上课时特别强调方法论，并将和学生有关方法论的对话编辑成册出版的原因。
中国问题就是前沿问题
《21世纪》：什么才是经济学中的前沿问题？
林毅夫：经济学科的前沿问题和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的前沿是不同的，物理学、化学的理论发展通常是直线式前进的，新的研究成果通常是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其为出发点，再往前走出一步。但是，经济学不是这样的，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常是在不断否定前人提出的理论，而不是以前人提出的理论做基础前进的。
比如说发展经济学，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应该会收敛，所有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应该最后都等同于人口增长率。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结论来自于所有国家所用的技术是外生给定的，而且是相同的假定，按照这个理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来自于人均资本拥有量的差异。新增长理论保留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所有国家所用的技术是相同的假定，但是放弃了技术是外生给定的假定，认为技术是内生的，是投资的结果。
为什么新古典增长理论被放弃掉，因为在二次大战以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并没有像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那样收敛，而是差距越来越大，而且，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率也高于其人口增长率。新增长理论并不是建立在新古典理论的基础上的，而是改变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前提、假设。按新增长理论，发达国家增长速度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因为发达国家对技术创新不断进行投资的结果，而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的扩大，则是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的投入上低于发达国家造成的。
新增长理论在1980年代中到1990年代中曾盛行一时，但是，它不能解释东亚经济在技术创新的投资远低于发达国家的情形下，经济增长速度却远高于发达国家，取得了缩小与发达国家人均收入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的事实。现在发展经济学的前沿，像哈佛、MIT的Acemoglu等人，转而研究那些决定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绩效的最外生的变量，例如，三四百年前，美洲开始殖民时，中南美洲和北美洲的气候和死亡率的差异等如何影响到现在的经济增长。
再比如宏观经济理论。我在今年5月份到韩国参加了一个庆祝韩国银行成立55周年的国际会议，讨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理论的最近进展。我主要研究的是发展、转型和农业问题，对宏观理论并不熟悉，在会上我发现1980年代我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的最前沿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许多结论不是被放弃，就是被修正了，现在盛行的是新兴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否定了凯恩斯主义所认为的政府财政政策是有效的，以及菲利浦曲线所认为的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替代关系的结论。凯恩斯主义和菲利浦曲线理论被理性预期理论所取代是因为无法解释在1970年代出现的滞胀的现象，而理性预期理论所以被修正则是因为无法解释各国的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对反经济周期有明显影响的事实。
总而言之，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经常是建立在否定前人的理论，而不是建立在吸收前人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前进的。旧的理论所以被否定，是因为它解释不了新出现的现象。新的现象的出现就呼唤新的理论，而新的理论大多数是以推倒重来的方式，从新的假设条件出发来构建新的理论模型，阐述新的因果关系。
《21世纪》：那今天的经济学前沿问题在哪里？
林毅夫：我个人的看法是中国的问题其实就是最前沿的经济学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出现的许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根据这些新现象的研究提出的理论，就是新的、前沿的理论，并不是只有美国著名大学里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才是前沿的问题。当然，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心还在美国，所以，美国著名大学的经济学家研究的问题，容易引起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
其实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既是中国经济学家的责任，也是中国经济学家千载难逢的机遇。研读经济学的多属当代中国人中的精英分子，对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有无可旁贷的责任，要推动中国的经济发展，自然应该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提出能够解释、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理论。
另外，自亚当·斯密开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中心总是和世界经济的中心结合在一起的，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地位在国际经济中越来越高，中国经济现象的研究会越来越受国际经济学界的重视。任何经济理论的构建总是建立在经济学家对经济现象的直觉上，而经济直觉的获得是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文化因素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是有先天优势的，只要中国经济继续快速发展，我们一定会迎来引领国际经济学界新思潮的大师在中国辈出时代的到来。
《21世纪》：那么中国学生研究作为前沿问题的中国经济问题应该做哪些准备？
林毅夫：首先，必须培养良好的经济学的直觉，现实的社会经济变量成千上万，如果保留在模型中的变量错了，固然不能揭示造成所要解释的现象的真正的因；保留的变量多了，模型不仅会很复杂，而且，会没有确定的结果，但是，所要解释的现实的经济现象是确定的。一位大师和一般经济学家的差别就在于大师像孙悟空一样，有火眼金睛，对一个现象看了一眼之后，马上就知道在众多的社会经济变量中，什么是造成这个现象的最重要的因，哪些变量应该舍掉，哪些变量应该保留在理论模型中。
要培养良好的经济直觉除了必须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体认外，还必须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必须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有深刻的了解。因为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须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重要，在西方不重要的、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一个变量到底重要不重要，不能从数学模型的推导中得到，只能从个人对社会的了解得来。如果人文素养不足，就很难掌握住这个时代给与我们的机遇。
其次，要有良好的数学基础，能够把经济直觉用严谨的数学模型表述出来，并用严谨的计量方法来检验理论模型的各种推论。只有这样才能进入国际经济学界的俱乐部，成为被国际经济学界接受的一员，也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去影响国际经济学界。
拓展中国经济学的话语空间
《21世纪》：您认为中国经济问题就是前沿问题，在今天西方依然拥有话语主导的前提下，如何成就中国经济学的话语空间？
林毅夫：你说的西方话语权主要表现可能在于如下两个方面：第一，西方学者关心的问题不见得就是中国最重要的问题：例如，选举、人权、知识产权、少数民族、妇女地位等。我们不能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不见得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和问题。
其次，我们在分析问题时所用的理论和概念来自于西方，很容易西方认为重要的，我们也认为重要，西方的概念中不存在的，我们也就认为是不存在。我们根据这些西方的理论和概念来分析中国的问题时，西方的学者容易接受。但是，发生在中国的现象，表面上看起来和西方一样，可是背后的原因可能不一样。
例如，我国出现于1998-2002年间的通货紧缩，和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一样都表现为物价水平的不断下降。但发达国家的通货紧缩一般是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产生财富收缩的效应，导致消费下降，生产能力过剩，其结果不仅是物价水平下降，经济增长也必然很疲软。而我国的通货紧缩则是由于前一期的投资过热，引起生产能力猛增，造成生产能力过剩、物价水平下降，并没有财富效应，消费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还能保持和过去大致相当程度的增长率；民营经济的投资会因生产能力过剩而减少，不过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还维持一定的增长率。
由于消费和投资都还继续增长，所以在物价水平下降的同时还能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但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基本上不曾出现通货紧缩和高增长同时存在的现象，没有这方面的理论，而根据现有的理论通货紧缩和低增长应该是并存的，于是外国的经济学家就对中国通货紧缩下的经济高速增长产生很大的怀疑。同时，我国的学者，也很容易根据国外的通货紧缩理论来对我国的通货紧缩现象开药方。然而，既然通货紧缩背后的原因是不同的，理论模型不应该一样，治理药方也应该有所不同。同时，也应该提出一些新的分析概念，例如，生产能力过剩是有一个生产能力的存量未使用，所以，治理通货紧缩的最好办法是启动存量需求等。但是，在多数人习惯于从现有的理论和概念为出发点来考虑问题时，根据我国的现象提出的新理论、新概念很不容易被学术界，包括国外的和国内的学术界所接受。
不过，根据新现象提出新理论不容易被学术界接受的情形并不是研究中国问题时所特有。多数人在学习理论时总是先入为主的，即使在国外，一个经济学家也很难说服另外一个已经接受不同理论的经济学家。一个经济学家提出新的理论时，通常不是通过说服已经接受现有理论的经济学家，而是通过说服刚入门的学生而产生影响。比如说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时，开始的时候经济学界基本是不接受的，他到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去发表论文的时候，是群起而攻之的。但是，根据旧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没有办法解释滞胀的现象，他的理论可以解释滞胀，后来更多的学生接受他的理论，理性预期理论也就变成新的主流。
现在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概念，会比卢卡斯当时的处境更艰难。当前经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问题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主流的意见是“华盛顿共识”，而“华盛顿共识”是建立在现有的主流理论和概念体系中的。
在主流理论框架和观念中不存在的现象就被忽视了，然而，那些被忽视的现象或概念也许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问题的更根本原因。例如，我认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中国家许多政府干预和制度扭曲的根本原因是政府想去扶持一批技术先进、资本密集、不符合比较优势、在竞争的市场中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但是，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不会或很少存在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所以，现有的主流经济学中没有自生能力的概念，各种理论则是建立在凡是存在的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暗含假设上。由于国内学术界通常以国外的理论概念来分析国内的问题，要在国内产生影响，必须先在国外产生影响，靠出口转内销。但是，卢卡斯提出理性预期理论的时候，西方的经济学家对西方的社会、文化、经济现象还是比较理解的，而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和西方是有隔膜的，要说服他们则会是难上加难的，既要克服他们先入为主的心理障碍，还要克服他们对中国社会经济现象陌生的难关，写的文章很难被主流杂志接受发表。
但是，经济学家最重要职责不在于在主流杂志上发表文章，最重要的是提出的理论能否解释我们关注的现象，能否对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只要理论能解释现象，慢慢就会被接受。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外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的问题越来越关注，他们发现现有的理论在解释中国问题上处处显得苍白无力，就会更多的接受根据中国现象提出的理论解释，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来改变现状。机会总是和困难并存的，中国经济现象是一个金矿，要挖金矿必须有心理准备付出比挖煤矿更大的代价。所以，关键的问题还不是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时能否被国内、国外学术界接受，而在于我们能否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新的理论、新的概念。这也是为什么在《论经济学方法》的对话中，我特别强调作为一位学者必须有“常无”的心态，来研究任何现象和问题的原因之一。
《21世纪》：在强大的西方话语背景下，我们如何摆脱现有理论和概念话语霸权的束缚？
林毅夫：这里面牵涉到经济学的本质问题，如果经济学是指一套套现成的理论，那确实是有一个话语背景，因为任何理论所以被提出来都是为了解释某一特定社会的某一特定现象的，那些现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陌生的，就像中国的现象对于外国的经济学家来说是陌生的、有隔阂的一样。但是，经济学分析问题、研究问题的角度、方法，也就是前面我讲的，“一个人(决策者)面临选择时，总是做出他认为是最好的选择”，我认为这是经济学的“体”，是所有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到最后唯一剩下的共通的东西，这个“体”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的，在中国、在外国，在现代、在古代，其实都是适用的。
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时代，实行按劳分配的农业生产队里，由于监督困难，队员的最佳选择就是干活磨洋工，这种情形其实在实行井田制度的中国古代也同样是，《吕氏春秋·审分》里面记载：“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公作则迟”、“分地则速”所反映的不就是一个生产者在监督困难的情况下，根据不同的制度安排，所做的最优选择吗？成语故事里的“南郭处士”反映的不也是同样的现象？我认为经济学的“体”(方法)是普适的，用来分析中国的现象同样是适用的，中国人接受起来应该是没有困难的。而经济学的“用”(理论)，也就是“体”在一个一个特定情境下的表现形式，则是有一定的话语情境的，西方盛行的理论对于我们来讲确实不少是陌生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
《21世纪》：那么经济学教育是完全西化还是必须结合中国实际？
林毅夫：在谈过我对前面的问题的看法以后，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浅显易见的，经济学的教育应该结合中国的实际。现在的主流理论是经济学的方法运用于研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问题的一个结果，这些理论对理解和解决发达国家的现象和问题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理论本身并不是真理。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发达国家经济社会现象的发展、变化，这些现在是主流的理论将来会被修正，甚至被抛弃。中国的问题和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问题不完全一样，所以，试图简单地把那些主流理论运用到中国来是削足适履，是教条化、意识形态化的行为。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开始就是一门经世济民之学，只有深入中国实际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帮助我们理解、解决中国的问题。所以，经济学的教育要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出贡献，除了培养学生用经济学的方法来看问题、分析问题之外，还应该用根据中国的实际提出来的理论来教学生，这样学生才会对理论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所学的理论也会在实际的工作中比较有可能得到运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就有这么一个传统，通常要求外国学生以他们国内的问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因为，理论是用来解释现实问题的，对现实问题的理解是有文化背景的。所以，芝加哥大学经济系鼓励学生研究自己国家的问题，这样不仅比较容易写出好的论文，而且，也有利于这些学生将来回国工作。这种方式、取向是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所应该学习的。
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
《21世纪》：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如何？
林毅夫：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一定会像佛学一样，从西天取经到本土化。佛教是在东汉传入中国，开始时主要依赖翻译的西方佛学经典来传播，只在上层社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佛学真正对中国社会有很大影响，且中国对佛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则是到了唐朝禅宗的六祖惠能把西方佛学本土化以后，才普及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佛学也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而有了很大的发展。
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学科起始于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自那之后直到现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心首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在美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首先当然是以引进开始，但是，任何现有的理论都是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才成立的，任何经济学的理论抽象到最后只有理性原则是共通的，我们必须从一个个特定的理论中去体会如何运用这个经济学的“体”来分析研究问题，结合对中国社会的理解来培养经济学的直感，然后，才能根据中国的现象提出可以解释、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和体系。从1901年严复翻译出版《国富论》开始，我们是抱着西天取经的态度，希望从西方的经济学中得到改变中国贫困、落后的面貌，使中国重新富强起来的真经的，但是，如果以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到头来就会发现外来的经念起来不灵，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必须在理论创新上走过本土化的历程，才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中国的经济学家也才能对世界经济学殿堂的辉煌做出贡献。
《21世纪》：其实佛学更接近人性的本质，也具有更大的共鸣空间，但是经济学是基于事实而提出理论的，而这些事实在之前大多数是西方的事实，本土化会不会更加困难？
林毅夫：怎样对待这个问题，《金刚经》里倒是有很好的答案，比如《金刚经》里有一段：“如来所说法皆不可说，不可执，非法，非非法”。为什么？佛所说过的话都是帮助人们达到终极的涅槃境界成佛的法，佛法有八万四千种，但是每一种法都是针对特定情况下的人说的，对不同情况的人就不是成佛的法门了，所以是“非法”，但是，对于佛所说的对象又是成佛的门径，所以是“非非法”。问题是把这八万四千种法都修炼是不是就一定能成佛？未必，问题是在不断变化的，一个人所面临的状况可能是在佛所说的八万四千种状况之外，所以，禅宗才强调佛向心中求的自悟。
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比喻来讲就是佛所说的法，是“理论”，是“非理论”，是“非非理论”。学这些从西方的事实提出来的理论，只不过是作为范例来学习如何运用经济学的“体”于具体的状况中，而不是为了照搬这些理论于中国，甚至也不是为了运用于产生这些理论的西方，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必须自己从中国的现实问题中提出新的理论来。在中国的本土化理论尚未成为完整的体系之前，教科书中所用的理论必然只能来自于西方的事实，可是，即使到了有一天中国的理论体系已经成熟，教科书中所用的理论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事实，对于这样的理论，我们也只能用“非法，非非法”的态度来对待。因为，就像孔子在川上的叹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真实的世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动的，而理论一被提出来就变成了老子所说的“前识”，如果把现有的理论当作是必须遵守的真理，就会犯了老子所说的“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如果能以这样的态度来对待任何已经被提出来的理论，那么，学习根据西方的事实提出来的理论也就不会成为经济学本土化的障碍。
《21世纪》：中国经济学者如何成为经济学大家？近期能否出现中国本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林毅夫：我在很多场合提到，在可见的未来，我们一定会迎来经济学大师在中国辈出的时代的到来。因为经济理论来自于经济现象，而经济理论贡献的大小决定于所解释的现象的重要性。什么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呢？发生在最重要的国家的经济现象就是最重要的经济现象。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世界经济学界的地位就会越来越高，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大，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问题上有近水楼台之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不少经济学家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学思潮的大师。
至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至少需要两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努力，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从西天取经，如果能在我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取得经济学教育和研究本土化的共识，并开始以此为目标努力就很不错了。如果这个共识和努力能够早一点开始，那么，下一代的经济学家，也就是现在的学生，不少人会有机会成为国际经济学界大师级的人物，当中也就可能有人会摘取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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