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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查子安 赵耀
前一段，国内银行案件频频曝光，理论和实务界对于操作风险的探讨不时见诸媒体报端。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来说，如何看待自身面临的风险状况，如何认识并采取措施切实防范操作风险？本刊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农业银行行长杨明生。
记者：杨行长，前一段国内银行大案、要案屡有发生，造成了大量的资金损失，也严重影响了银行自身信誉和社会形象。有人把银行内部的风险隐患视为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这说明了我国银行业防范风险的形势异常严峻。您对银行业的风险状况有何看法？
杨明生：事实上，一切行业的所有企业在运营过程中，都必须面对特定的风险。但是对于银行来说，面临的风险种类更多、范围更广、重要程度更高、影响也更大。可以说，银行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这是由银行经营的性质和发展状况决定的。
首先，银行将社会上的闲置资金集中起来，再运用到社会中去，为存款人、借款人提供服务，并使借贷双方和银行从中获益。在创造信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将各行各业的风险都吸纳到银行中。其他企业都拒绝、排斥和回避风险，而银行主动接受风险，并力图在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上生存和发展。可以说，银行业的历史就是一部银行管理风险的历史，银行的所有经营活动都必须考虑相应的风险。
第二，银行经营的对象是货币资金及其衍生产品和服务，这意味着银行业面临的风险具有易发性和易损性的特点。
第三，随着世界金融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金融市场的迅速发展，银行间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日渐活跃，先进技术不断应用，业务品种越来越多，这为银行经营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使银行业风险更加多样化和复杂化。
另外，银行业往往是社会经济领域的核心，其经营活动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外溢性，潜在风险一旦形成巨额损失，将直接影响到银行体系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
银行业的高风险特征决定了银行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时时刻刻与各种各样的风险相伴并在控制、防范、化解风险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壮大，银行经营状况的好坏终将取决于其风险管理水平的高低。正如我国《商业银行法》所规定，商业银行的经营原则是“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三原则中，追求经营的安全是第一位的。当前，国内银行业大案、要案接连发生，一方面说明我们对风险防范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内部控制存在漏洞和不完善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正是我们健全制度、完善管理、加强内控、提高风险防范能力的契机。
记者：操作风险是近期监管层与商业银行实务操作部门非常关注的问题。2004年6月，巴塞尔监管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操作风险纳入商业银行的最低资本要求。您认为这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有何借鉴意义？操作风险是否已成为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
杨明生：巴塞尔监管委员会是一个协调跨国银行管制活动的国际性行业组织，自其产生以来一直致力于制定适于各国银行管理当局的统一管理规则和标准。在其发布的一系列巴塞尔协议中，一个突出贡献就是资本管理与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的创新。根据巴塞尔协议，银行在安排资本规模和结构时必须考虑资本充足性约束，实行包括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在内的全面风险管理。同时，巴塞尔协议还针对各种风险提出了一整套循序渐进的资本金计算方法。这些理念、标准和方法来源于对世界银行业数十年来惨痛教训和实践经验的研究和总结，已成为当前各国银行进行管理和运作的必要借鉴。
对于国内商业银行来说，要达到世界先进银行的管理层次和发展水平，关键同时也是难点就在于经营理念的更新、运作机制的变革以及科学方法的恰当运用。近期，国内商业银行因操作风险引发的案件不断爆发，损失巨大，这表明了我们在操作风险管理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积极研究和借鉴国际上对于操作风险管理的最新理念和方法，可以指导国内商业银行在经营实践中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
至于操作风险是否是商业银行面临的最主要风险，我想最好不要做这样的界定。人们的一个惯常思维就是在强调一方面的同时往往会不由自主忽视对另一方面的重视。1999～2000年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剥离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近14000亿元。时至今日，又有数千亿元不良资产沉淀下来。可见信用风险和不良贷款问题始终是困扰国内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发展的最大问题。市场风险一直是国际银行业遭受重创的一大因素。对国内银行业来说，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和金融创新活动远未及跨国银行发达，资金交易大多集中在各家银行总部或分行层面，并且限制较多，这使得现阶段国内银行的市场风险尚未充分显露。但是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同业竞争的加剧，市场风险所带来的问题必然日益严重。值得注意的是，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发生的同时往往因操作风险结合其中而大大加重了对银行的冲击力度。例如，巴林银行原排名于世界先进银行之列，如果严格执行其风险管理和内控制度，下属公司一个执行经理的交易失误最多只能使银行的报表不太好看。但在越权操作和违规交易的情况下，损失被无限放大，最终造成了银行倒闭。再比如，如果债务人出现信用问题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可能造成一笔坏账，但如果出现内外勾结，银行的损失就要大得多了。对于信用风险，我们要严格控制；对于市场风险，我们要未雨绸缪；对于操作风险，我们要高度重视、切实防范。三种风险都要严格防控，不能有所偏废。
记者：国内许多案件大多由于操作风险没有控制好而发生，您认为国内商业银行操作风险控制不力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明生：操作风险涵盖范围广泛，既包括内部程序、人员和系统方面的损失，也包括难以估量的外部影响，对操作风险的控制囊括银行经营的各个方面。综合国内案件情况，最突出的问题在于制度没有得以切实执行。国内商业银行都制定了一定的操作风险防范和制度约束措施，例如各行普遍实行授权复核制度、岗位分离制度、重点环节控制制度、对账制度、审计稽核制度等制约机制，在业务流程操作和系统开发运营方面也有严格的制度规范，但是这些制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一是制度本身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制度不够精细化，对某些关键控制点的规定存在遗漏；部分制度更新迟缓，未能与业务发展、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保持同步；制度之间不能很好地衔接，甚至有的规定相互矛盾；许多制度没有进行应有的整合。
二是对于执行制度的认识不够。制度是员工行为的准则和业务操作的规范，商业银行的一切活动都要严格按照制度的规定执行。但是不少员工缺乏遵守制度的观念和风险防范意识，往往有章不循、麻痹大意，加大了银行的操作风险。
三是制约机制不够严密，监控不严，事后监管和审计防线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四是惩罚措施较轻。如果没有造成损失或案件，对违规人员往往只采取教育和限期整改等措施，很少进行严厉处分；对于造成损失或酿成案件的人员，处罚也不够严厉，惩戒作用有限。
五是经营指导思想有误区。例如：许多营业机构目光局限于完成考核任务，甚至不惜冒着违规操作的风险以实现短期业绩；有的营业机构出现牺牲内控管理为减员增效让路的情况；许多员工在操作岗位，却被迫承担了大量营销任务。
记者：您认为商业银行要防范操作风险，应做好哪几个方面的工作？农业银行在这些方面已采取或计划采取哪些措施？
杨明生：防范操作风险，要从文化理念、制度建设、机制创新、科技手段、案件查防等各方面入手，形成“文化约束＋制度制约＋系统制约＋监管制约＋违规惩戒”的风险防范模式，全方位构建并筑牢风险防范的“免疫系统”。农业银行正积极采取措施，力争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建立起以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和先进的制度文化为基础，以科学的内部控制综合评价体系为核心，以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为保障，以严格的自律监管和审计监督为手段，以多层次的信息系统为支撑的内部控制体系，切实避免大案要案和重大违规问题的发生。
一是确立风险防范理念，使遵守规章制度成为一种文化。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文化是无形的约束。理念引发触动，触动促成行为，行为形成习惯，习惯久而久之凝聚为文化。文化一旦形成，就变为一种力量，直接指导、激励和约束着员工的行为。孔子说过，“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如果周围的人都恪守制度，按章行事，原先心存不轨的人也能变成循规蹈矩的模范，这就是文化的力量。银监会决定将2005年作为以加强制度建设为主的案件专项治理年，我行将充分把握这一契机，通过进行操作风险专项检查、严厉查处和整改违规问题、完善制度建设、加强员工教育培训等措施，在全行树立严防风险的理念，使遵守规章制度的观念深入人心，最终形成为我行一项不可或缺的企业文化。
二是创新业务经营计划管理模式和绩效考评机制。为了真正强化资本约束机制，转变业务增长方式，我行从今年开始实施经济资本管理，引入经济增加值指标考核，通过风险资本的计量与分配以及投资风险的弥补，从绩效考核方面引导各级行关注风险防范，实现业务发展、风险控制和效益增长的有机统一。
三是深入推进基础管理工程。做好规章制度的清理、修订工作。重点抓好信息电子化条件下的规章制度建设、组织流程和系统平台建设，抓紧建立与新产品、新业务发展相对应的制度规定，消除各种制度盲区。今年要抓紧制定好《领导干部道德风险防范指引》、《主要业务案件风险防范指引》和《经济、刑事案件查办工作指引》，增强案件防范的针对性。
四是加强对各类问题的查处和整改，加大违规处罚力度，提高违规成本。对于理性人来说，如果违规行为很容易被发现，并且违规成本足够高，那么没有人会选择违规，所以解决违规问题的一个思路就是尽可能快地发现违规行为，并予以重罚。对近年来发生100万元以上的案件，要由省级分行一把手任组长组织查处；发生1000万元以上的案件，由总行分管行长直接挂帅查处。对已查实的问题，按照有关规定，从重、从严、从快、毫不留情地处理违规违纪人员，决不姑息护短，以保证每一项规章制度的约束都成为高压线。在发现、深挖和处理问题的过程中追究各级管理人员、审计人员、监管人员的责任，加大处理处罚的力度。
五是对操作风险大检查进行认真总结，建立操作风险防范的长效机制。前一阶段，我行集中开展了对2.5万个经营机构的操作风险专项大检查。在总结整改阶段，要对存在的各种风险隐患进行深入的梳理分析，归纳现象，找出规律，追根溯源，制定有针对性的管理办法。
六是深化审计派驻制度。加大对省级分行的审计派驻工作，增加审计特派办巡视、监视的职责和职能，发挥特派办贴身监督和全方位监督的作用。加快推行一级分行以下审计体制改革，实现审计稽核的垂直管理，增强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七是借助科技手段，建立信息预警系统，研究建立全国数据大集中后的IT风险应急预案。发挥我行信贷管理系统、案件管理系统等信息系统在防范经营风险中的作用。今年年内完成财会监管系统的开发与运用，通过对业务运行风险点的全方位实时监控，实现风险隐患的及时预警。随着我行数据大集中步伐的加快，从技术、设备、制度等方面，研究和落实计算机系统灾难性风险的防范措施，确保计算机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
记者：前段时期，农业银行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操作风险专项大检查活动，网络、媒体对此有不少评论。您如何看待这次检查？
杨明生：今年4月份，我们出动8万人次，对全行2.5万个对公营业机构进行了一次拉网式专项大检查。这次检查工作，从组织规模、检查范围、人员安排、组织实施等各方面讲，在农业银行的历史上都是空前的。网上的评论，我看过一些，其中有不少支持的声音，也有一些非议和误解。无需否认，这是一项付出巨大成本的工作，但是相对于产生的效益而言，这些成本并不足道。如果说这次检查是对操作风险进行的一场战役，那么绝对是一场胜利的、具有重大意义的战役。
在全行开展如此大规模的操作风险大检查行动，彰显了全行上下对操作风险宣战的决心和信心，不仅让更多的员工增强了今后在加强操作风险管理上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而且起到了很大的震动作用，使更多的人员在这次大检查中感受到了总行对防范操作风险的严肃性和重视程度。这是对全行员工的一次教育、警示和学习的过程，对于严守规章制度、防范操作风险理念和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
通过这次大检查，我们查找出营业机构在管理和系统建设方面普遍存在的27类135个问题，把一批已经发生的案件消灭在初期状态，将许多可能发生的案件扼杀在萌芽状态，挽回了数亿元经济损失。同时，全面揭示了营业机构存在的问题和风险隐患，找到了管理环节中的薄弱点和案件多发点，使我们能够对全行内部控制是否科学严密、风险防范措施是否切实可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并为今后有重点地抓好监控和整改工作、有针对性地制定和完善规章制度、改进系统和优化流程提供了可靠依据。
从这次检查开始，我们要形成一个传统，那就是对于各种违法违规行为，要定期组织专项治理活动，深入排查风险点，及时发现并消除存在的风险隐患。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对提供案件线索和举报违规违纪行为的人员给予奖励，实现违规违纪行为的群防群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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