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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巴曙松
人民币升值2%之后，我注意到，很多人关注2%的幅度对于中美的贸易状况有什么样的影响。实际上，2%的升值对中美贸易状况的影响是很微小的，这是由中美之间贸易的互补性等多种因素决定的。由于中国特定的经济结构，外向部门的比重比较大，进出口规模占GDP的比重非常高，实际上中国经济已经融入到全球价值链中，成为其中的一个环节，所以，人
民币汇率的决定不能只看中美的贸易状况，还要看中国融入全球价值链中的总体贸易状况。下一步的发展，还要取决于中国内需的提升等多方面的因素。
这样的一个升值幅度从客观上还达到了另外一个效果，那就是有利于抑制投机资本流向的大起或大落。2%的幅度使得投机资本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退出的话，这个幅度很难有明显的盈利，考虑到财务成本可能还会有损失；如果不退出，人民币汇率今后并不总是单边向上变化的，而是可上可下的双向变动，因此，对于投机资本来说，汇率波动的风险是比原来大了。
从目前状况来看，未来的3个月到6个月都可以说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一个观察期和调整期。我们实际上是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相对比较僵化的汇率体制中退出，汇率的改革毕竟对贸易、就业、农产品、以及总体经济等领域形成了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等都有一个适应性调整的过程。决策者也会观察升值对经济的影响以及消化的程度；同时这也是一个调整期，即经济的其它方面做出适应性的跟进。例如汇率波动幅度变大，金融体系将提供风险管理的工具，让企业进行风险管理，企业重新调整自己的定价策略。
从应对可能的投机压力角度看，显然目前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应对投机压力的能力显著大于1997年以来的固定汇率制度。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应对投机压力的主动权在央行手中，而在固定汇率制度下的主动权实际上在投机资本手中；另外，参考一篮子货币而不是盯住美元，实际上篮子中的货币的相互波动可能部分被抵消，因此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压力较之原来是下降了。在这样一个相对平稳的汇率环境下，中国正好可以为金融市场的发展、外汇市场的更富有弹性的改革、外汇管理政策的调整等做好相应的适应性调整，为汇率制度具备更大的弹性奠定基础。
对于中央银行来说，人民币均衡汇率的决定目前实际上是有两个参照系的。第一个参照系就是把原来比较扭曲的汇率形成机制逐步市场化起来，让市场去寻找均衡的汇率水平，另外一个就是参考一篮子货币。
到底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在哪里？实际上只有市场才知道。现在要做的事情，实际上就是逐步恢复市场的弹性，矫正扭曲的外汇供给和需求，让市场化的外汇供给与需求来寻求人民币均衡汇率。以前我们实行的是强制结售汇制，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实际上是被扭曲的，供给被放大了，需求被抑制了。现在逐步转向企业可以提高留汇比例，在适当的时候预计会逐步转向意愿结汇制，这样结售汇这个环节弹性更大了，市场化程度更高了，企业可以做出自主决策了。结售汇环节的市场化，再加上交易环节的市场化，配合此次汇率波动区间的扩展，整个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会有一个明显的提高。这样一来，整个外汇供求逐步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市场主体的供求和预期之后，由此形成的汇率才更为接近均衡的水平，不论是决策者还是市场主体都是交易过程中的一个主体。
除了结售汇环节的市场化之外，交易环节的市场化也同样重要。目前我们的外汇市场效率比较低，交易品种比较单一，更准确地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外汇市场，而仅仅是一个结售汇头寸的调剂市场。要形成高效的外汇市场，必然要从有形的外汇市场转向无形的外汇市场，转向做市商制度，由商业银行自主对汇率的风险等进行定价，在统一对本外币的资产负债进行管理的基础上进行报价。下一步还要推出更为丰富的、灵活的远期外汇交易、期货期权等交易品种，以及货币经纪公司等市场制度，因此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之后，中国可以说将要进入一个货币市场创新的密集期，这是市场发展的必然需要。
(作者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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