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则柯
最近，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250人，但是拒绝了11位各地的“高考状元”，引起一番感叹和评论。据说这些“高考状元”在香港大学组织的面试中被淘汰。
自从1952年国家规模的院系调整以来，除了“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以外，内地普
通高等学校的招生录取，基本上都采取统一会考制度；学校按照考生在统考中获得的分数，从高到低录取。考试录取的整个过程中，都没有面试的环节。
硕士学位研究生和博士学位研究生的考试录取，则在笔试以外，还安排面试这个重要的环节，但是笔试成绩仍然是进一步考察的基础，如果笔试未能达到基本要求，必须经过一定的“破格”程序，才有可能安排面试考虑录取。
尽管知道面试和笔试一样，也是一种重要的考核方式，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一般都认为笔试比较硬，面试比较软。笔试因为“匿名”，被认为比较严格，比较公正，成绩比较可靠；面试的结果，则容易包含情感的成分。
因为按照现行的制度，内地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没有面试这个环节，所以高中毕业以后要读大学，学生都寄望于统一的会考；家长们对于孩子升学这样的头等大事，也都只盯着似乎“一试定终身”的高考。这就难怪面对香港大学拒绝11位“高考状元”的新闻，许多人都会问：难道面试了解学生的本事就那么大，能够把现行高考那么严格的考试的“结果”推翻吗？
石溪的一次面试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先看1982年美国杨振宁教授他们对一位中国留学生的面试，这是一位博士学位研究生。
话说1986年中山大学研究生院成立的时候，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在我们的典礼上发表了研究生怎样做学问的一小时讲演。其中，杨教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2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一位16岁的男孩，因为考试成绩极其优异，分数很高，被美国好几所名牌大学的物理学系录取，都答应给予全额奖学金。这样，他就到了美国，接受这几所大学物理学系教授的面试。杨教授说，因为这几所大学都已经录取了他，所以其实不是这些大学在面试他，而是他来面试这些大学，以便从中选择自己喜欢的一所。
在他到长岛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面试的时候，杨教授的一位同事请这位天才少年谈谈对经典力学的认识，这位学生对于量子力学都已经很了解，所以就漫不经心地说，经典力学已经过时，没什么意思。这种看法令教授们非常吃惊——杨教授说，经典力学是个“很妙”的东西，不仅是包括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在内的重大发展的基础，而且经典力学的本身也总是一再启示人们做出新的发现。很难想象，一个鄙夷经典力学的学生，会在现代物理学的研究中做出像样的工作。
但是因为在面试以前，包括杨振宁所在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在内，这些学校已经向这位天才少年发出了全额资助的录取通知书，所以如果他最后决定到其中哪一所学校，这所学校就必须接收他为物理学的博士研究生。难怪杨振宁教授说，当他们知道这位男孩最后选择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杨教授他们都为石溪学校“松了一口气”。
其时，笔者正好在普林斯顿大学，自然也注视和关心这位少年博士学位研究生。几年过去，这位同学始终没有拿到学位。现在，时光已经流逝23年。今年2005年7月21日，《南方周末》以《“神童”到中年》为题，头版报道当年中国科技大学这些“少年班”同学的去向，从中我们知道，上面说的那位同学回国以后，也不仅没有读完博士学位，而且显得失落和孤寂。
——你看，面试中的一个问题，就这样“考出了”学生的“未来”或者“前景”，你不能不服气。当杨振宁教授他们“松了一口气”的时候，那位同学博士读得怎么样，还是未来的事情；等到杨教授在中山大学提到这个故事的时候，那位同学如果有能力，也还有许多时间可以证明自己。现在，差不多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光，已经非常权威地证明，杨教授他们当年面试这位学生形成的判断，准确得很。
所以，如果香港大学的教授们对于自己的面试有杨教授他们那样的自信，他们完全可以依据面试的情况，决定录取哪些学生。如果他们能够认定某些高分考生的综合素质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自然可以拒绝那些考生。虽然具体情况没有核实，但是我相信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一定是预先宣示了面试这个环节的。只是宣示管宣示，考生和家长对于这种宣示都容易在一定程度上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公正性和洞察力
既然面试考察学生的本事可以那么大，为什么我们这里普通高校录取本科生基本上不考虑面试环节呢？
面试是信息经济学中“信号与筛选”的重要内容，通俗地说就是设法了解一个人的品质和能力。面试做得好，前提是要有公正的和洞察力深邃的考官。可惜在我们这里，个人的公正性和洞察力都是比较稀缺的东西。
需要公正性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因为如果缺乏公正性，像俗语说的“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面试当然做不好。现在在我们内地，录取研究生是需要经过面试的，这其中成功的例子一定很多，但是关于研究生录取的负面新闻也不少。甚至有这样的导师，招收学生讲究“为我所用”，在招收一些能够“出活”的学生的同时，还要招收一些有权的，招收一些有钱的，招收一些漂亮的，说是“合理配置”。怪不得许多老师都感叹，本科生的程度最整齐，硕士生次之，博士生的程度最不整齐。
前面说研究生入学如果笔试成绩未符合要求，经过一定的“破格”程序，还有可能安排面试考虑录取。其实在20世纪70年代末高考制度刚刚恢复的时候，也有这样“破格”录取本科生的情况，但是由于漏洞比较多，负面影响比较大，后来基本取消。“破格”的程序本身成为问题，以至于要把它堵死，主要就是公正性无法保证。
做好面试，还需要洞察力。拿我自己说吧，从事高等教育那么多年，自问在面试方面也颇有心得，但是比起上面讲的杨振宁教授他们，还是差得很远。从对于什么样的问题怎样的回答，判断一位考生未来的发展，是一门很大的学问。
洞察力和公平性不仅单独发挥作用，而且还可能结合在一起发挥作为。具体来说，即使没有不公平的动机，也可能因为缺乏洞察力而酿成不公平。对此，我有切肤之痛。大家知道，每一届本科生行将毕业的时候，有志于在本院攻读研究生的同学，通常首先竞争保送资格。有一届本科生中，经济学学术发展最有潜力的是两个男同学。可是在年轻教授们组织实施的面试中，他们都惨遭淘汰。他们的弱点，是会话和临场应对不如其他同学，而他们的强项概念和推理在这些面试中又没有多少表现的机会。这两个男同学后来在研究生学习阶段表现都突出，可是当初就是竞争不到保送资格。
内地普通高校的招生录取之所以未能安排面试的环节，考官的洞察力和公正性稀缺，应该是重要原因。即使大家同意笔试加面试应该是比较理想的招生录取制度，那么因为我们的学术环境达不到这种制度的要求，也只好“退而求其次”。在这个意义上，现行的高考制度至少是一种“次优”选择。事实上在教育收费暴涨以前，还有不少穷学生通过这种“次优”的高考制度改变人生的例子，但是如果他们面对的是笔试加面试并且最终结果由面试决定的制度，成功的机会一定大打折扣。
关于面试的若干展望
说了那么多未能依靠面试的道理，我还是认为比较理想的招生录取制度应该是笔试加面试、在笔试的基础上最终结果由面试决定。现行的“次优”制度，基本上只比较考生的笔试分数，择“优”录取，游戏规则方面的公正性相对容易保证，但是笔试分数是否能够正确反映考生的素质和潜力，却是很大的问题。现在大家忧虑和批评的应试教育，就是这种招生录取制度的产物，这种制度有利于善于考试的“应试机器”，未必是有创造活力和领导才能的精英。
但是，由于洞察力和公正性稀缺，实行上述比较理想的招生录取制度，顶多只能是一个远景。实际上，香港大学在香港招收本地学生，一般也不需要面试。如果不是因为一国两制，感觉教育口径与内地有很大差别，恐怕香港大学也不会下那么大决心，在录取内地考生时强调面试。
这个远景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大学自主决定招生数目、考试方式和录取程序。这样，大学之间为吸收质量比较理想的学生的竞争，将有助于把招生录取工作做好。内地教育制度的最大问题，是老板对校政的干预，所谓“教育权随所有权走”。以招生录取来说吧，由于教育权随所有权走，所以大学在招生数目、考试方式、录取程序等方面都没有自主权。现在的情况是，大学并不组织考试，大学依据上面分配的招生名额，按照别人组织的考试的分数，从高到低录取学生。如果按照这个程序电脑输出一批考生给你了，你必须接收下来，否则就是违规。这样被捆住手脚，反正不能在招生方式上做任何竞争，于是也就不去竞争。
所谓前提条件，当然远非充分条件。充分条件除了别的因素以外，还要讲究文化背景。传统上，中国人太会考试了，太会应付各种各样的考试了。不是有市场成功的“考试学校”声称要把北大清华打败吗？他们把学员训练得很会应付考试。问题是单纯的考试技巧，对于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并没有什么贡献。结果，遭殃的还是内地学生，学校会安排他们许多时间学习如何对付各种各样的面试，他们自己也会加班到专门的考试学校修习应付面试的能力。还不止这样，遭殃的还有内地教师，他们的面试技巧，很难赶得上考生应付面试的本领。
基于上述这些主要因素的分析，我们可以设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内地本科生招生录取，还是会以笔试为主。“次优”也是一种“优”，并非那么不好。怎样把笔试设计得也能够考察考生的潜质，例如设计一些浅而活的题目，怎样把录取程序改进得更加公正，例如减轻甚至取消对第一志愿报别的学校的考生的惩罚，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值得我们努力。
(作者系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