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严肃的游戏规则

　　本报记者 刘巍 胡敬艳 北京报道

　　国企产权改革的更多路径已经呈现。但产权改革一定会将一个企业带向发展壮大之路？有多少的问题已经明晰？有多少的方法已经掌握？有多少的困难尚待解决？有多少的经验值得借鉴？探索的原则只有一个，那就是代价至小；探索的目标仅有一个，那就是成功。8月11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接受本报专访时指出，他认为产权改革后， 关键是要对公司治理结构进行转型，否则“是不会砌成高楼大厦”。

　　国企改制抓“好”放“差”

　　《21世纪》：自去年起“郎顾之争”、以及最近爆发的顾雏军事件等，又引发国企民营化这种改革思路的质疑，请问您对此有什么看法？

　　张文魁：目前改制民营化所占的比例不是很高，我们希望以后比例更高一点。从过去来看还是内部型改制为主，国有控股还是占了相当的比例，职工控股的比例最高，大概占10%吧，然后才是民营企业控股。

　　《21世纪》：研究显示，改制后民营企业为第一大股东的，改制前的业绩相对较差，主要由什么因素导致？

　　张文魁：改制之后，国有企业选择卖给谁，由谁来控股等等，与改制前企业的状况有很大关系。改制前企业状况越好，政府才越愿意由国有单位来控股。如果改制前企业状况越糟糕，政府越倾向于把糟糕的企业当作包袱甩出去。多年来一直说抓“大”放“小”，实际上更确切的说是抓“好”放“差”，把好的企业依依不舍地留在自己手里头。

　　《21世纪》：那么您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民营化道路主要特点是什么？

　　张文魁：总体而言，可以把中国国企改制道路归纳为一种边走边看的稳健式民营化，而不是像俄罗斯东欧那样的“大爆炸式”的私有化。调查显示，大部分样本企业都形成了股权多元化的格局，股权多元化成为中国改制企业的典型特征。

　　当然，有一部分区县一级国企完全民营化的企业并没有包括在我们的调查样本中。

　　产权改革下一步 治理转型

　　《21世纪》：你认为国企产权改革必然会改进企业的效率么？

　　张文魁：产权改革并不一定会将一个企业带向发展壮大之路，它只不过是为改善公司治理提供了良好的制度基础，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懂得对公司治理进行转型，再往上添砖加瓦，是不会砌成高楼大厦的。

　　《21世纪》：这么说来，产权改革后，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就是治理转型，何谓治理转型？

　　张文魁：改制相当于企业合约集的重大调整，股东身份与股东间关系，股东、管理层、职工之间的关系。企业与政府，企业与商业伙伴及社区之间的关系，乃至公众对企业的认知和态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情况下的公司治理使得问题更加复杂。

　　治理转型就是要适应这些变化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责、权、利体系和制度框架。我们不但缺乏治理转型的意识，也缺乏混合所有制和股权多元化情况下的治理转型的经验，这将是未来的重大挑战。

　　《21世纪》：如何实现这种至关重要的治理转型呢？

　　张文魁：解决问题的出路肯定不是建立一个董事会那么简单。如果条件许可，进一步的民营化重组是值得考虑的。民营化重组的一个明显好处就是可以对触犯法律和规则的企业“杀无赦”，这样就可以理清长期以来困扰国有企业的所谓“政企不分”问题，即国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责任边界、法律边界、利益边界不清晰的问题，从而可以真正建立严肃的游戏规则。

　　利益格局新旧调整

　　《21世纪》：国企改制毫无疑问将影响到旧的利益格局，利益格局的调整又必须避免以国有资产的流失为代价。这之间存在什么样的难题呢？

　　张文魁：国有企业改制对原利益格局的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无论如何，股权多元化是所有权的部分转移并导致控制权重新配置。企业的股权有国有部分地甚至全部地转换为非国有，而职工的身份也由事实上的国有固定工转为市场合同工。

　　此外，政府部门和政府官员可以失去一块“自己的”地盘，管理层可能会失去原来的内部人控制权，甚至大部分职工也会对改制产生恐惧感。我曾经强调要注意改制中的“内部人抵触”，就是内部人原来的利益格局受到的冲击最直接。

　　《21世纪》：成功改制会给这些“抵触的内部人”带来什么呢？

　　张文魁：也许改制成功会增进各方的利益，但改制给内部人带来的不确定感是十分强烈的。问题是，很多情况下内部人抵触对企业改革和发展造成的障碍和损失是非常大的。从这个角度而言，研究国有企业改革，特别是研究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并不纯粹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必定要涉及到社会学问题、政治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