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正位：产业转移是美对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

　　杨正位

　　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的逆差，无法反映国际投资改变国际贸易流向的现实

　　根据现有的原产地规则统计方法，美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长。据中国海关统计，从1993年起美方首次出现逆差，且逆差额由当年的63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803亿美元。同期美 方统计的逆差由228亿美元增加到1620亿美元，逆差统计的差距也由165亿美元增加到817亿美元。尽管有统计差异，双方的统计都表明美对华逆差额是巨大的。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投资与贸易的联系更加紧密，国际产业转移使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迅速增加，产业转移引发贸易逆差转移。因此，分析美对华逆差问题，应从国际投资对贸易的影响入手。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直接投资，海外销售和跨国公司子公司出口迅猛增长。近20多年来，国际直接投资增加是此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世界直接投资存量，从1980年的5600亿美元猛增到2003年的8.2万亿美元,增长了14倍，年均增长率高达23%。由于跨国公司全球化生产经营，海外子公司当地销售增加，远远大于世界出口额。与此同时，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出口占世界出口的比重，由1982年的34%提高到1999年的58%，2002、2003年虽有所回落，但仍保持在42%左右。

　　由于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改变了贸易流向，打破了过去的原产地规则的界限，从而也改变了贸易逆差的内涵和经济意义，以国界划分的贸易逆差或顺差不能反映现实经济生活中的真实经济与贸易平衡情况。一国即使拥有巨大逆差，也可能拥有巨大利益。

　　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在海外大量销售，贸易逆差不再是衡量竞争力的合适尺度

　　美国是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比在1980年曾高达38.5%，后来有所下降，2000年降到21.6%，近年又开始回升，2004年底，美国对外投资存量高达2.3万亿美元。美国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不断扩张，实行跨国经营的企业占全美企业总数的比重，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20%提高到2000年后的60%以上。与此同时，美国又是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最多的国家之一。到2004年，流入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高达1.66万亿美元，占世界对外直接投资流入量的18.8%，2004年其流入量高达1070亿美元。

　　由于有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流出，单纯根据原产地规则统计出的美国贸易逆差，不再是衡量美国全球销售和企业竞争力的合适尺度。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贸易逆差出现新特点，与信息化、全球化紧密关联。这一时期信息产业大发展并全球布局，出现所谓的WINTEL生产方式，就是由美国大公司控制高端生产，如微处理器、应用软件和关键网络设备，而把边缘产品按照比较优势分散到劳工成本低的世界各地制造，然后返销美国，由美国大公司加以组装，销往美国本土和世界各地。这种产业链的内部分工和全球布局，注定要使美国进口产品大量增加。许多其他产业，如汽车、运动鞋、玩具等也具有设计营销在美国、加工制造在国外的类似特点。全球化还使美国大公司把触角伸展到世界各地，但其子公司的生产并没有计算在美国的出口之内。据统计，1998年美国子公司在国外的生产高达2.4万亿美元，而在美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只有9330亿美元，不足国外子公司销售额的40%。从跨国公司角度看，由产业内和产品内国际分工而产生的贸易逆差能够发挥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不仅可以提高公司的盈利率，也使东道国受益，是一种双赢。所以一些美国学者也承认，在全球化时代，贸易逆差已不再是一个衡量美国全球销售额和企业竞争力的合适尺度。

　　剔除公司内贸易或跨国公司关联贸易，美国逆差将大大缩小

　　在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越来越重要。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估计，目前公司内贸易大约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3；根据OECD统计，其成员国之间的贸易额有近一半是跨国公司内部贸易，美国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产品转移占了美国总进出口额的1/3以上。从理论上讲，产品周期理论的最后阶段，跨国经营形成大量的公司内贸易和产品内贸易，在原产地规则统计体系中容易造成贸易逆差。按照传统的原产地统计，一国的外贸顺差可能来自外国子公司对本国的大量出口，外贸逆差可能来自海外子公司的返销。可见，美国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和产品内分工，一方面赚取大量利润流回美国，增加了国民财富，因为美国对外投资或把产品放到发展中国家加工，然后返销到美国，加工国只收取了一些微薄的加工费，而美国的批发商和零售商则赚取了丰厚的利润。另一方面，子公司的返销形成逆差，让东道国“背黑锅”。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加工装配贸易，一旦出口到美国，也被统计为美方进口。显然，原产地规则计算的贸易逆差已无法真实反映美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无法准确衡量其利益得失。

　　美国的逆差对象从东亚其他地区转到中国，正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美国是个逆差大国，过去20～30年与东亚的贸易逆差总额基本没有改变过。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美国对亚洲其他国家的逆差转变为对中国的逆差，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化条件下跨国公司加速战略调整，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中国外资企业绝大部分进口来自亚洲地区，然后出口到欧美。这样，就出现了美国对“四小龙”等其他东亚国家和地区的逆差比重下降，而对中国逆差比重上升的现象。1997～2004年美国从东亚的进口总量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从36.9%下降到34.2%左右，且2000～2004年十分稳定，维持在34%的水平。同期，从中国进口的份额由7.2%提高到13.4%，增加了6.2个百分点，“四小龙”、“五小虎”的份额下降了3.7个百分点，日本的份额下降了5.1个百分点。

　　从中国自身来看，正好出现了对东亚逆差增加和对美国顺差增加的局面。2004年与1997年相比，中国对东亚的日本、韩国、东盟和中国台湾地区的逆差从163.2亿美元增加到1266亿美元，增长了6.8倍；与此同时，中国对美国的顺差从164.9亿美元增加到802.7亿美元，增长了3.9倍。如果把欧盟也考虑在内，中国对欧美的顺差增加了962亿美元，比中国对东亚的逆差增加额只少140亿美元。这充分体现了美国对东亚国家的逆差转化成为对中国的逆差。

　　扣除中国的加工贸易或外资企业影响，美方逆差很小

　　当今世界，跨国公司成为不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主导力量。外资企业或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中的比重高达55%左右，超过了一半，在中美贸易中也占很大比重，其中不少是美资企业的出口或为美国企业贴牌的加工贸易出口。正如摩根斯坦利首席经济学家罗奇所言，“10多年来造成中国出口显著增长的主要原因是西方跨国公司有意采取的外购战略。”1994～2004年，中国出口额增长了3.9倍，但其中65%都是外资企业贡献的。特别是在出口增长快的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比重很高。2004年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中，外资企业占87.3%，出口增量中占97%。

　　同时，中方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2003、2004年加工贸易顺差分别达790亿和1063亿美元，是全部顺差总额的3倍以上。出口也主要来自外资企业，中国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和营销渠道，通过贸易获得的实际利益有限。尤其是在一些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往往是日本制造最核心的技术，韩国、中国台湾地区负责加工包装，最后把用人工最多的一道程序在中国完成，然后贴上“中国制造”的标签出口美国。

　　中美双边的贸易也是如此，外资企业和加工贸易扮演了重要角色。2001～2004年，外资企业对美出口的平均增速高达30%，从2001年的299亿美元提高到2004年的823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的比重也迅速上升，从55.3%提高到65.8%。与此同时，外资企业的顺差从183亿美元提高到589亿美元，占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的比重从65%提高到73.4%。2004年，加工贸易出口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67%，加工贸易高新技术产品占对美总出口的比例更是高达89.7%。加工贸易对美顺差高达727亿美元，占对美总顺差的91%。

　　而且，这些对美国的出口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美国跨国公司子公司的贸易。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美国是中国第二大投资来源地，累计设立美资企业4.5万个(约2万多个仍在运营)，美国实际对中国投资480亿美元，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8.5%,成为仅次于香港的中国第二大外资来源地。由于在中国的美资企业返销美国总体上比一般外资企业对美国出口更多，以美资企业返销占中国外资企业出口8.5%以上计算，估计2004年在华美资企业对美的出口在100亿美元左右。

　　美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现大量逆差，充分反映了产品内贸易的特点，是新型的国际垂直分工

　　国际产业转移也改变了各国贸易结构，这在高技术产品贸易上表现得特别明显。世界上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高、顺差大的国家，往往不是技术实力强的国家。美国技术水平世界第一，但高技术产品出口却转为逆差。2001年美国高技术产品出口还有44亿美元顺差，由于产业转移及技术出口管制等影响，2002年出现166亿美元的逆差，2003、2004年其逆差又分别扩大到268亿美元和369亿美元。中国技术水平不高，2004年却首次出现高技术产品顺差41亿美元，预计顺差额还会继续扩大。

　　从两国贸易的产品结构来看，中国的高技术产品也跃升为主要出口品种，并出现大量顺差，这反映出当前国际分工中产品内分工的现实。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9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五种商品依次是：玩具、游戏和运动器械、鞋类、通讯设备、计算机和自动数据处理机；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依次是航天和航空设备、肥料、通讯设备、计算机和计算机设备、半导体类。可见，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前两类产品都是劳动密集型的，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前两类产品都是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到2004年，进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五种商品依次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婴儿推车、玩具和运动器械，电信设备及部件，鞋类，家具及室内用品；美国对中国出口最多的依次是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大豆及油类作物、航天和航空设备、棉花及织物、计量检测器具。可见，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大豆、棉花等土地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增加，从中国进口的高科技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电信设备增加。2004年美国对中国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电信设备、电力机械的逆差分别达23亿、112亿和22亿美元，而这些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核心技术却不在中国。美方的数据显示，2003年美国科技及服务业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达到200亿美元；中国的数据还显示，2004年中国对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402亿美元，占对美出口产品的1/3，美国逆差高达256亿美元，占美对华总逆差的1/3。

　　中国海关的统计也显示，中国在对美高技术产品贸易上有大量顺差。2004年中国对美高新技术产品顺差达256亿美元，而中国高新技术产品总顺差才41亿美元，也就是说，中国对世界其余地区的高新技术产品贸易是逆差215亿美元。分商品品种看，2004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五名产品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服装及衣着附件、鞋类、家具及其零件、手持或车载无线电话机，这五类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3.5%；2004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前五名产品是集成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大豆、计量检测分析自控仪器及器具、飞机、棉花，这五类产品占中国进口总额的28.8%。其中，中国对美国的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零件的顺差就达213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上升，并出现对美高技术产品顺差，表明中美贸易结构的互补性的内涵已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产品地位不断削弱，而高新技术产品对美出口迅速上升，并将占据主导地位，中美贸易正在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转向产品内贸易。

　　可见，两国产品内贸易是优势互补的分工合作，即使在高技术领域，中国出口日益上升且出现大量顺差，但中美之间根本不是在同一个水平上的竞争关系，而是优势互补的关系，是双赢而不是零和。这种互补性在相当长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决定了两国逆差的长期性。

　　四点结论

　　国际产业转移成为美对华逆差的决定性因素。现有的以原产地规则为主的统计方法，无法反映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现实。如果改变统计方法，将跨国公司的海外净销售和出口予以扣除，美国的逆差就可能大大缩小或出现贸易顺差：扣除美国跨国公司在华销售，美对华逆差将降到只有60亿美元左右(中方统计)；扣除跨国公司关联贸易，美国的贸易逆差将下降2/3，对华逆差将下降30%；扣除中国的加工贸易或外资企业的顺差，中国对美国顺差将分别减少91%、73%。美对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逆差转为对华逆差、对华高技术产品逆差，都是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果。

　　美国在拥有巨额逆差的同时，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经济活动的本身是为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逆差只是经济活动的表象，它并没有给美国带来根本危害，无论是美国的进口、出口还是对外投资，美国都获得了巨大利益，否则，美国早就断然采取措施减少其6000多亿美元的逆差了。美国在中国投资也获得了巨大利益，据中国美国商会2003年调查，75%的企业认为在华盈利极佳或有盈利，71%的企业认为其在华利润率高于全球平均利润率或与之持平。

　　美国逆差的大小不是其经济是否健康的标志。不少学者根据国际对比分析得出结论，逆差与顺差并不是衡量经济健康的标志。20世纪90年代，美国累计大量逆差，却维持了10年繁荣；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年均顺差上千亿美元，但其经济长期不振，年均增长速度不到1%，其中有几年经济还是下滑的。尽管美国对华逆差，但质优价廉的中国产品降低了美国物价，使其较长时期保持较低通胀率，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美元是储备货币，可以说不存在外汇储备问题。一些发展中国家饱受国际收支不平衡和外汇储备不足之苦，如拉美债务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都与外汇储备不足相关。但美国可以直接发行货币作国际支付，弥补贸易赤字。显然，如果不是拥有世界储备货币的地位，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支撑连续30多年的逆差。

　　美国为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互补性决定了美对华逆差将是一个长期问题。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中美经贸互补、互惠的特点更加明显。中美经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已成为现实。在考虑中美经贸关系时，任何时候也不可能离开这样一个基本视角：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互补性是两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石，中美很可能在新世纪里互为最大经贸伙伴之一。今后，两国参与全球化和产品内分工的程度会继续加深，美国贸易逆差和中国顺差的扩大有可能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

　　作者单位：商务部政研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