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探讨

　　提要：中国需要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健全面向市场、更加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但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涉及面广，影响深远，仍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环境，使各方面能够承受可能带来的影响。中国这种负责任的态度和做法，不仅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发展，也有利于周边国家以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

　　通常，人们更关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外部压力。但除了外部的影响之外，中国宏观经 济相关政策的不当或偏差，也导致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着一些缺陷，如汇率形成机制扭曲、汇率缺乏灵活性或弹性、汇率调整缺乏准确依据、较高的维持成本等。这是产生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的内在动因，或者说是更重要的原因。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外资流入增加、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及其业务增加，以及外汇市场日趋活跃，致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的压力逐渐增大。伴随着上述重要变化，资本的流动性在中国逐渐提高，稳定汇率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外汇管制的成本也将越来越高。这些变化，必然要求人民币汇率加快市场化的改革，完善汇率形成机制，以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

　　一、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方向是重归真正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基本内涵体现在市场供求、有管理与浮动汇率三个方面：

　　首先，真正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适当放松外汇管制，扩大外汇管制区间，使经济主体的自愿选择尽可能落在外汇管制区间内，反映市场供求变化，体现广泛的市场参与者的真实交易意愿，为汇率进一步市场化奠定基础。

　　其次，管理的方式和手段多样化。既有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直接干预，也应包括结合当时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调节本外币的供求量、利率水平的调整等手段进行综合调节；为保持中国贸易条件的稳定，中央银行的市场基准汇率可在市场供求基础上参考一篮子货币来确定。

　　再次，适当扩大汇率的浮动区间。扩大浮动区间,促进人民币汇率从现行僵化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增加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操作目标可以概括为：完善机制、均衡汇率。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重中之重。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实际上就是汇率制度的选择问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关键在于均衡汇率。均衡汇率是在一定时期内，使国际收支保持均衡，而不引起国际储备额变动的一种汇率。均衡汇率可使一国国际收支能够达到长期均衡，而且不必借助于外汇管制或外贸管制来维持汇率的稳定。

　　二、机制、水平，孰先孰后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目标为“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显而易见，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涉及“机制”与“水平”两方面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汇率水平问题，也并非单纯是人民币升值问题。机制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的基础或核心，如果没有完善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就是空中楼阁。因此，完善机制问题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

　　完善汇率机制优先，从完善汇率形成机制的操作内容来看，这是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三原则的要求。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是中国自主的选择，主动权在自己手中，体现了主动性原则的要求；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避免汇率大幅波动，要防范风险、循序渐进，则体现了可控性原则和渐进性原则的要求。

　　三、是汇率低估，还是影响高估

　　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谓人民币汇率的低估。人民币汇率是否低估？如果低估，低估的程度有多少？这是一个有激烈争议的话题，通常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当前的重要问题并不是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而是人民币汇率的地位、作用和影响被大大地高估了。因为，中国的人民币目前仍然属于不可自由兑换货币，毫无疑问，把中美之间产品出口竞争力和贸易格局的改变、把美国巨额的经常项目逆差和财政赤字的解决，甚至全球经济失衡状态的调整，统统寄希望于通过人民币升值来实现，显然是不现实的。

　　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于从经济起飞时的高增长向平稳增长过渡阶段的后期，而且，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国内投资机会的饱和，由于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潜在市场和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将在长时期内对外资保持很大的吸引力，中国资本项目将会保持一定的净流入。这些因素决定了未来人民币汇率将保持升值趋势。但是，未来的升值趋势并非等于当前人民币汇率就存在着低估，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另外，即便是人民币汇率需要升值，也必须经过周密的论证，严密测算升值幅度、精心选择升值的时机。

　　四、相关政策和战略的调整

　　实事求是地看，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这与中国在外贸政策、外资政策、外汇储备政策、产业政策等宏观经济相关政策和战略中的不当或偏差有密切的关系。

　　以外贸政策为例。长期以来中国奉行的是以“出口创汇”为基本原则的传统贸易战略。为了扩大出口创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贴息、出口补贴、退税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中国外贸出口连续20多年保持高于GDP增速一倍的速度增长。然而这种具有强烈“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增长方式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避免的：首先，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扭曲了国内经济的资源配置，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特别是出口退税已经为中国外贸发展付出了巨大成本和代价。其次，持续的贸易顺差导致中国外汇储备规模急剧扩大，不仅对人民币汇率产生了强烈的升值压力，而且也承担了巨大的风险。

　　要解决中国外贸发展的脆弱性问题、破解不断加剧的贸易摩擦难题、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都需要对中国的外贸发展战略和现行外贸政策进行反思和重新定位。基本思路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改变传统的以出口创汇为首要目标的粗放式外贸发展战略；加快出口增长方式的转变，支持和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商品出口，提高出口商品附加值；摈弃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的惯性思维，调整和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加快实现出口“规模导向型”向“效益导向型”转变，使对外贸易从数量扩张向质量提高和国际竞争力提升转变；提高加工贸易料件的本地化率以延长加工贸易在中国国内的价值链；注重外贸政策与外资政策、产业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毫无疑问，对包括外贸政策在内的宏观经济相关政策和战略进行调整，是推进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需要，也是实现中国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再以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这一改革过程必然与整个金融体系的市场化改革、特别是与利率市场化改革进程紧密相关。汇率和利率从来就是金融机构套利投机的基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套利资金的流动导致汇率的超调机制,而减少汇率调整中可能出现的这种震荡、防止投机资金引起的汇率错位，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是有效途径。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著名经济学家麦金农曾提出利率市场化应当先于汇率市场化的论断。当然，在明确利率市场化先行的前提下，还应协调汇率改革与利率改革的协调推进，要避免就汇率而论汇率或只考虑利率不考虑汇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