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蕾：后升值期政策取向 让利变得更有利

　　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升值2%，这个消息引来各方高度关注，特别是对人民币以后的走向更有诸多猜测。左小蕾博士近期向记者坦陈她对人民币升值以及后升值期政策取向的一些判断。

　　升值的时机选择

　　左小蕾认为，中国政府在压力下不升值的态度及美元正在相对欧元和日元升值转移了国际货币投机者的注意力。当前，应该说是前一轮的人民币升值的炒作已经结束，下一轮炒作还没有开始，正处在两轮炒作的间歇之期。我国政府很好地把握了这次人民币升值的“天时”之利。

　　从国内环境看，正如周小川行长所言，宏观经济形势发展良好，大力度金融体系的改革使银行对于汇率的变化有了一定的应对能力，国内的环境比较稳定。

　　从国际环境看，三年多来，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后浪推前浪，一波接一波。美国国会一些议员甚至要通过议案强迫人民币升值。通过多方的沟通，特别是中国积极参加一些国际高级经济论坛与国际经济大国展开对话，加上中国政府高层的“新财政外交”，最近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美国财长和美联储主席都出面游说国会，推迟提交关于人民币升值提案，不要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做法在客观上起到了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作用，使外部压力暂时减弱，创造了相对缓和的环境，给了人民币在相对宽松国际环境下一个自主调整的空间。

　　升值改变什么

　　左小蕾强调，对中国本身的影响来看，进出口的变化应该是主要影响。由于升值引起的价格变化，进口产品的价格会有所下降，会鼓励进口的增加。对于前半年统计数据显示的进口增长大幅下滑，导致进出口顺差大幅上升，加大进出口比例严重失衡的局面，会有改善的作用。

　　对于中央银行来说，左小蕾认为，虽然升值对于现在的7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的人民币价值来说是缩水了一些，但是如果这次升值能够遏制人民币升值的炒作，减少“热钱”的流入，央行进行货币对冲的成本会大大减少，也完全可能对冲掉升值带来的损失。货币对冲的压力也将大大减少，央行的票据发行可以更多是货币政策的行为，而不是纯粹对冲外汇占款。货币政策在较少受对冲外汇占款影响的意义上也更多了一些主动性和独立性。票据市场的利率也应该在供求恢复到比较均衡水平而上升到合理水平。

　　从国际市场来说，由于这次人民币升值后实际上还是盯住美元。对于美国，虽然对其巨额贸易赤字不会有实质性的改善，由于国际市场对美国市场的争夺，使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商品未必能把价格升起来，所以，美国的消费者还是会得到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同时中国的外汇储备还是会以持有美元资产为主。如果说美联储不断提高利率以支持美元坚挺，吸引国际证券投资资本不断流入美国金融市场，以达到用资本账户的盈余平衡贸易账户出超，最后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目的，人民币升值后再次盯住美元，无疑对美联储支持美元坚挺是一个免费的午餐，是最实惠的受益。因此，对于美方直接受惠，美方也马上做出了回应，美商务部决定对中国某一类纺织品暂停关于实施惩罚性关税的讨论。

　　对于东南亚的市场来说，因为大多数的双边贸易是以美元计价的，相信随着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东南亚各国(地区)的货币也会相对美元有所上升。如果上升幅度低于2%，相信这些一直对中国保持贸易顺差的国家和地区，对中国的顺差会有进一步的提升。

　　人民币在现在这样合适的时机做一些调整，应该有利于在国际市场上变被动为主动，在国际贸易和其他问题的谈判中，增加一些辩护和谈判的筹码。同时，也对争取更稳定、更宽松的国际环境有一定的作用。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是否会引起新一轮人民币再升值的炒作和预期。

　　后升值时期的政策取向

　　我们注意到，对人民银行发布的人民币调整公告中关于中心汇率和浮动区间的表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认为与过去一样，盯住美元只不过在更高的水平上盯住美元，把过去的千分之一的区间扩大到千分之三的浮动区间。另一种理解是，千分之三的区间会带动人民币汇率每天上升千分之三。这两种不同的理解的区别是，每天的中心汇率是不同的。前一种的每天的中心汇率都是8.11左右。第二种理解的是每天的中心汇率是以前一天的收盘价作为中心汇率。

　　第二种理解有可能引起进一步升值的预期，引发投机性热钱的进一步炒作，再次形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特别是国外的很多反应，都认为2%的升值是第一步，中国会逐渐一步一步升值。华尔街的第一反应是“infantstep”，明确表现了继续升值的预期。华盛顿虽然表示欢迎，但是2%的升值与他们提出的10%的幅度有距离，美国财政部和联储主席都表示期待进一步变化的愿望。甚至有国外权威媒体预期，人民币会按每天千分之三上涨两个到两个半月，将达到市场预期的10%～15%的升值幅度。尽管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就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发布了郑重声明，但是对于国际社会众口难一辞。

　　左小蕾强调，不能制造再升值的预期。我们要密切观察近期人民币汇率的变化，以正确理解央行的汇率运行模式，把握住后升值时期政策的取向，制定正确的应对策略。

　　就汇率改革这一议题本身，左小蕾认为，这次对汇率的调整区间做了放大，并强调以“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就汇率形成机制本身，应该说改变有一个过程。

　　在后升值时期，就汇率问题而言，更应该着重汇率机制的改革。真正盯住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体制，对中央银行的管理水平是更大的挑战。多种货币带来的综合性的市场因素和非市场因素的影响要复杂得多。要达到真正由资金供求关系决定的更市场化汇率形成机制，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汇率机制的改革要重点放在汇率的形成机制上，而不是没完没了的升值还是不升值的博弈上面。

　　希望后升值时期，给金融银行业的改革提供进一步的稳定的外部和内部环境。这次升值应该对金融业和银行业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事实上，金融业和银行业最大的挑战，是2006年后对外开放时，面对外资银行对中国高端客户，包括企业和个人的存款业务的竞争。如果中国的银行们不改变现在的经营模式，不提升风险控制的能力，不降低坏账率，不能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就不具备与外资银行竞争的核心竞争力。如果高端客户把部分存款从中国的银行转移到外资银行去，中国的银行就面对生存危机了。

　　中国的金融业和银行业，应该利用后升值时期的相对稳定的外部和内部环境，加快改革步伐，做实做强才能在全面开放后的国际市场上立于不败之地。需要解决的问题与所剩时间相比，我们应该有危机感。

　　后升值时期，出口产业的结构调整也是重中之重。更有眼光的企业家，应该考虑离开那些低附加值的出口行业，投资服务业和流通领域，可能会开发出巨大的潜在机会。政府应该给予这方面的引导和支持。最近，国美电器宣布他们完成了销售网点的全国布局，应该是中国的企业家们推动中国产业布局向流通服务领域发展的一个很积极的开始。产业的升级一部分可以在原领域升级换代；另一部分完全可以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服务领域。这不但避免了生产过剩这一市场经济的痼疾，而且把经济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层次。如果2%的升值能够带来部分企业的产业转移的启示，可谓在升值的“利”与“弊”的天平上向“利”的一边加了一块大砝码。

　　左小蕾认为，这次汇率的调整应该说是利弊共存。如果我们能够很快地调整自己，必将会让不利变得有利，让“利”变得更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