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和余维彬谈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问题

　　主持人：本报记者 付平

　　特邀嘉宾：社科院金融所所长 李扬

　　社科院金融所副研究员 余维彬

　　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自当日起，中国将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李扬和副研究员余维彬。

　　主持人：应该如何评价本次汇率改革？

　　李扬：央行7月21日的公告表明，中国以回归有管理浮动的方式，正式启动了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化改革。此次改革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

　　首先是时机的选择。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平稳健康、美元汇率止跌回稳、中国与美欧贸易摩擦开始走上谈判解决的途径等，为人民币汇率改革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更重要的是，经过近3年的反复讨论，国内各界对人民币汇率改革所涉及的主要领域和主要问题，包括目标、条件、步骤、影响、利弊等，均已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并逐渐有所准备。在上述国内外环境下启动汇率改革，应当说是震动较小的。

　　其次是改革的方向。此次改革确定了回归有管理浮动的安排。从汇率制度的运行特征来看，有管理的浮动是一种仅次于独立浮动的非常接近完全市场化的汇率制度。中国选择这种制度来启动改革，无疑为进一步的改革确定了合理的框架和理性的发展方向。

　　但是，鉴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改革的步伐启动后，我们就应全面估量改革深入后可能产生的新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制定预案。其中，通过加快改革，逐步完善弹性汇率制度得以正常运行的体制、机制和技术环境，更显得至关重要。

　　主持人：应该怎样理解本次汇率改革的要点？

　　余维彬：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在操作上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及变动人民币汇率平价，是本次汇率改革的三个要点。对于这项改革，首先需要关注的是上述三个要点之间的主从次序的排列———强调改革的立足点是实行有管理的浮动，而一篮子货币只是操作的参考，堪称深思熟虑。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这种安排的合理性。

　　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目前将全球的汇率安排分为8类，依市场化程度由低而高依次为：无单独法定货币的汇率、货币局安排；传统的盯住(包括盯住单一货币和盯住一篮子货币)、水平区间盯住、爬行盯住、爬行区间；有管理浮动、独立浮动。在这个菜单上，有管理的浮动被排在仅次于独立(完全)浮动的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位置上。这是因为，从运行特征上看，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是一种可以容纳巨大变化的较具弹性的制度。鉴于此，我国的汇率制度改革直接进入有管理的浮动，而不是选择盯住一篮子，为我国汇率制度的市场化改革确定了较高的起点，并开辟了比较宽广的发展空间。

　　第二，强调回归有管理的浮动，而将一篮子货币仅仅摆在参考的位置上，在战略上也很明智：它使得我国货币当局从被动应付(维持“盯住”的承诺)改变为主动出击(对外不承诺任何的汇率平价)。这种地位的转换，对汇率改革的顺利推进极为重要。事实上，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面临两大问题，一是如何改；二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尽可能弱化投机资本的冲击。从策略上看，能否弱化投机资本的冲击，不仅决定着改革启动的时机，而且可能决定改革的成败。实行有管理的浮动，即在制度上公开宣称人民币不同任何单一货币或“篮子货币”保持盯住关系，将使得投机资本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失去依凭，从而使我国货币当局在同投机资本的博弈中获得主动权。

　　第三，在金融全球化日益深入的背景下，实行任何形式的固定汇率制(包括盯住一篮子货币)均将弱化货币政策效力。实行浮动汇率，对外不承诺维持任何汇率水平，将使货币政策得以最大限度地充分发挥作用，从而可以比较从容地根据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制定货币政策和管理汇率水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参考一篮子货币”来进行操作和“盯住一篮子货币”看似接近，实际上的差别是相当大的。所谓“盯住一篮子货币”，指的是按照选定的货币种类和权重来确定一个抽象的篮子货币的价值，并将人民币盯住该货币价值的一种安排。在这里，一国货币当局基本没有汇率定价主动权，而且必须承担盯住的义务。而若仅仅将“篮子货币”的功能定位在参考的位置上，则货币当局没有了盯住的义务，从而可以根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以及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来主动灵活地调整汇率的定价基础。

　　第四，此次汇率制度的调整还体现在人民币对各单个外币的定价机制上。根据方案，改革后，“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而“非美元货币对人民币的交易价在人民银行公布的该货币交易中间价上下一定幅度内浮动。”这里的安排是值得品味的。众所周知，改革前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既表现为人民币的汇率盯住美元，同时也表现为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主要根据美元对各该货币的汇率而套算得出。这使得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汇率随美元对这些货币汇率的变化而变化———这才出现了前两年美元对各主要货币的汇率一路走低，而人民币对这些货币的汇率也随之一路贬值的情况。此次改革安排表明：人民币对其他可交易货币的汇率决定，从此也脱离了其与美元汇率的中介关系，开始走上了相对独立的浮动安排。

　　主持人：人民币汇率机制弹性化改革后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李扬：我认为，在短期内，有三个问题需要充分注意。

　　第一，汇率制度改革对国民经济运行的各个层面和各个领域的影响，一时还很难充分、准确估计。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汇率制度的变动对国民经济的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这就需要我们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各领域所受到的不同影响，一方面调整发展战略，争取在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中取得更为牢固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根据各行业得失之差别，适当给予(如果需要)政策支持。据中信证券研究，汇率制度改革后，受到正面影响的国内行业主要包括：造纸、中药品牌、零售、餐饮、旅游服务、航线和机场、公路、银行、房地产、电力(部分)等；受影响较小的行业主要包括：煤炭、建筑材料、航空和国防、饮料、食品、医药、铁路、电信等；而受到负面影响较大的主要行业则有：石油和天然气、化学工业、金属、电子和电器设备、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汽车、服装纺织、家庭耐用品、贸易、水运和港口、信息技术(软硬件)等。显然，人民币汇率改革之后，我们需要组织强大的力量来展开类似的研究，而这正是我们目前缺乏的。

　　第二，汇率制度改革启动后，政府、广大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居民所面临的汇率风险无疑现实化了。因此，迅速建立有效的外汇市场，推出各种防范汇率风险的衍生产品市场，便以极为紧迫的形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第三，由于国内经济结构尚存在较大的扭曲，由于政府、广大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和居民尚不熟悉汇率的波动，由于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如统计、会计、税收、财政等———尚未充分考虑新的汇率环境而作出调整，整个中国经济一时很难承受汇率的剧烈波动。因此，如果说改变对美元的盯住状态十分重要且十分紧迫的话，那么，在这种变动过程中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至少具有同等的重要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赞同对浮动汇率实行管理，而管理的目标则是保持汇率水平的基本稳定。因此，我们认真研究诸如日本等国家的汇率管理经验，就有了相当程度的紧迫性。

　　从长期看，“货币错配”风险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识到，货币错配是发展中国家实行汇率改革的最主要障碍，因为，它的存在，可能使发展中国家的任何改革都进退失据。因此，通过多方面的改革来创造有利于管理货币错配风险的制度体系，应成为我们下一步的主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