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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媒体报道，薛暮桥于7月22日下午5点12分在北京辞世，享年101岁。以下为薛暮桥同志学术成果回顾。
1904年10月25日，生于江苏省无锡县礼社镇，起名薛与龄，现名薛暮桥，其间曾用薛雨林，笔名余霖、霖。
1910～1917年在父亲薛魁标创办的“培本女塾”、薛氏义塾、无锡县东林小学读书。
1918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随高年级学生上街游行。
1920年
父亲因债主逼债，悬梁自缢。此时我刚读到师范二年级，为维持家境，不得不辍学，到杭州投考沪杭甬铁路练习生，学习会计等铁路业务，改名薛雨林。
1923年
年初，调到沪杭甬铁路新龙站工作，曾任站长助理。
1926年
年初，任沪杭甬铁路笕桥站站长。
1927年
年初，经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共产党员陈志一介绍，参加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的组织工作，投身工人运动。
2月，当选为沪杭甬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开始学习《共产主义ABc》等进步书籍。
3月1日，中共浙江省地委书记庄文公宣布党组织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3月中旬，当选为沪杭甬铁路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随后任中共杭州中心区委工人部长。
6月下旬，由于叛徒告密，与总工会6位领导同志一起被捕。
先后被关押在杭州法院看守所、杭州陆军监狱、特别反省院、普通反省院。在狱中，与中共渐江省委书记张秋人关在一起，受他教育颇深，开始学习苏联的布格达诺夫的《政治经济学》、日本河上肇的《资本主义经济史》等进步书籍，学习世界语和英语。
1930年12月，刑满保释出狱。在杭州向钟鼎祥同志询问党组织的情况，被告知已破坏，因而回家。
1931年
2月，到无锡南柳的县立第三小学任教。
7月，到南京民众教育馆主编的《民众周报》作编辑，“九·一八”事变后在《周报》上发表反对不抵抗主义的社论。
1932年
年初，到设在上海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在副所长陈翰笙(中共秘密党员)指导下，从事农村调查。初夏，中央研究院因社会科学研究所搞进步活动而被缩编，并迁往南京。我被裁减。此后到家乡进行农村调查，写了《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缩影》，是我的处女作，发表于《新创造》杂志创刊号。随即又写出《浙江省的二五减租》一文。
7月，到徐州民众教育馆工作，与郭影秋同志等组织读书会，学习河上肇著《政治经济学大纲》等著作，写经济评论，并到萧县和徐州附近的八里屯进行农村经济调查。
1933年
2月，由陈翰笙同志推荐到杨东莼任校长的桂林广西师范专科学校任教，改名为薛暮桥。讲授农村经济、政治经济学等课程。暑假期间，动员学生回家乡做农村调查，并带领学生刘敦安到广西苍梧、南宁、龙州等地做农村调查。暑假后同刘端生同志(教师)合作写《广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
12月，以陈翰笙同志为首的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上海成立，我即加入该会。
1934年
4月.和其他几名师专教师一起，随同杨东莼被白崇禧“礼选”出广西。到广州陈翰笙同志处继续做农村调查工作。
7月下旬，随陈翰笙同志回上海，从事经济研究。
8月，在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扩大会议上当选为该会理事，与张锡昌同志等编辑新创刊的《中国农村》月刊。
10月10日，《中国农村》月刊创刊号出版，我任主编。后以此为阵地，开展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刊登大量调查报告及论文，批判托派对中国社会性质的谬论，批评农村改良主义，论证改革封建土地制度的必要性，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起了配合作用。
1935年
5月5日，与罗琼在上海结婚。
9月，参加筹办新知书店。
秋冬之变，根据党的“八一宣言”、“十二月决议”精神，在《中国农村》月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全国乡村工作者，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12月，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
2月10日，大女儿薛宛琴在上海出生。
2月14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发表公开信，反击国民党宣传部对该会的污蔑；《中国农村》第2卷3期(3月)发表了这封信，被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查封，后经中国农学会会长、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是觉农交涉而复刊。
1937年
1月，《农村经济基本知识》、《中国农村经济常识》两书先后由新知书店出版，前者是以西方国家农村为研究对象的农业经济学，后者是介绍研究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生产力的状况，当年日本学者米泽秀夫将此书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为《支那农村经济概论》。
7月，“七七”抗战爆发，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被释，我参加了欢迎大会。
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8月26日《中国农村》月刊迁往南昌，改为《中国农村》战时特刊，由我主办。
在南昌与朱克靖、夏征农等同志组织南昌爱国青年参加“救亡座谈会”的活动。
10月，罗琼从上海来南昌，一起去求见在南昌组建新四军的陈毅同志，井邀请他向南昌各界人士作“游击战争”的报告。
年底，到长沙，堆续主办《中国农村》。求见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王任徐特立。并当选为湖南省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宣传部长，组织“流亡青年学习班”。
1938年
4月，从长沙到武汉，继续主办《中国农村》月刊。
6月初，经中共中央长江局批准重新入党(1988年4月14日经中央政治局常委20次会议讨论通过恢复我的1927年3月～1938年6月的党龄)。
7月，和罗琼一起报名参加新四军。接着办理《中国农村》月刊的移交手续。
10月，随新四军副军长项英前往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训练处副处长，主持政治教育工作，讲授政治经济学、社会发展史等课程。
1940年
12月9日，任新四军第二批北撤部队副指挥，率部从皖南云岭村北撤。
1941年
3月初，率部在海安找到新四军主力部队，向陈毅同志报告新四军北撤情况，随后向刘少奇同志报告江南情况。
3月中旬，我被任命为“抗大五分校”训练部长。
1942年
3月12日，收到刘少奇同志答复我3月8日给他的信，他肯定了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的活动，基本肯定了我对白区工作策略的意见，但认为尚缺乏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分析，要我继续研究。
年底，奉中共中央之命，率抗大、党校、医务卫生部门等单位的50余名知识分子，由苏北赴延安。
1943年
年初，到达山东境内八路军115师驻地。此后不久罗荣桓同志征求我意见，留我在山东抗日根据地主持对敌货币斗争，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征得党中央同意，决定我留山东工作。
春，任山东战时工作委员会(即省政府)委员兼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
春夏之交，在山东许多地区进行调查，同银行、财政厅反复研究，提出驱逐法币、由抗币(山东根据地北海银行的货币)独占市场，稳定物价的建议。
6月，驱逐法币的建议被采纳。用法币向敌占区换回大量物资，避免了田法币贬值而蒙受损失。秋季驱逐法币取得成功。我又建议增发抗币，大量收购农产品，制止物价下落。
l0月，分配我到新成立的山东省工商局主持工作。
1944年
夏，在山东根据地的县以上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山东土地政策和减租减息工作”的报告。
1945年
4～5月，在山东省工商管理工作会议上作“两年来工商工作总结”报告，系统总结了驱逐法币、稳定物价、实行食盐、花生油等专卖以及对私营商业政策等方面的经验。这个报告在其他根据地也受到重视，广为印发。
8月，任命为山东省政府秘书长兼实业厅厅长。
1946年
春，到山东大学讲授《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后写成书由新华书店出版。日本共产党将此书译成日文出版，作为共产党员学习的教材。
把已撰写的《中国革命问题》修改成书，由胶东新华书店出版。《政治经济学》修改后，由新知书店在桂林、香港两地出版。
春夏之交，总结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对敌货币斗争的成功经验，提出了独立的货币发行是稳定物价的前提、“物资本位论”、“良币驱逐劣币规律”等关于货币、价格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和经验总结，并写成文章发表。
10月1日，二女儿在山东沂水县诞生.取名薛小沂。
1947年
4月，率华东代表团参加中共中央在邯郸召开的华北各解放区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我代表山东解放区介绍了战时财经工作经验。在对各解放区货币发行量与物价水平资料的比较分析中，提出了“货币发行量与物价水平同步增长规律”。后又被分配起草会议的综合报告。
秋，从山东解放区调到党中央新成立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工作。
10月，办事处成立，任办事处副主任兼秘书长。
1948年
5月，华北财经办事处扩大为中央财经部，我任秘书长，在周恩来、董必武同志领导下工作。
秋，我写出《新民主主义的合作社》一文，论述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国家中合作社的意义、地位、作用、政策等问题。
1949年
2月，随党中央进驻北平。
夏，任中央财经委员会委员、秘书长。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被任命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秘书长，并兼私营企业局局长，协助财经委员会主任阵云同志从事统一财经、平抑物价、改造私营工商业等工作。
1950年
5月，主持召开7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针对通货膨胀制止后市场突然萎缩的困难状况，提出各地工商局举办城乡物资交流大会的建议，实施后繁荣了市场。
1951年
2月，由于工作过于繁重，患高度神经衰弱症住院。
12月5日，三女儿诞生，取名薛小和。
1952年
7月，在《学习》杂志发表《三年来中国经济战线上的伟大胜利》一文，总结了解放后三年恢复时期经济工作的成就。
秋，因病辞去中财委秘书长、私营企业局局长职务。政务院任命我为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国家统计局局长。
12月，主持国家统计局工作，探索配合大规模经济建设，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统计制度。
1953年
3月，发表《价值规律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一文，既强调有计划发展规律对其他经济成分的作用，又强调国家必须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等问题。此文被苏联译成俄文，选入《1953年社会主义各国经济论文选集》。
1954年
2月，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主持第三次全国统计工作会议。
上半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9月参加我国第一届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1955年
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冬，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联同行广泛交流。
1956生
7月，在周恩来总理和陈云同志领导下，在北戴河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年)的建议》，列席毛主席主持的中央政治局讨论该建议的会议。
1957年
2月，发表《再论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一文，提出计划管理的范围不能无限扩大，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并在适当范围让价值规律自发调节，是纠正计划管理工作中主观主义的有效办法。从1953～1957年连续发表4篇关于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的文章，除上述两篇外，另两篇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内部矛盾》、《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并编辑成书，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此外，还写7一篇未发表的文章《经济工作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接受中<!>宣部委托，与苏星、林子力两同志合写《中国国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井由外文出版社译成英、俄、日、法等几国文字，对外发行。
1958年
5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立，陈云同志任组长，他决定需要一名专职秘书，指定我担任，要我离开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的工作，改任国家经委副主任，不管具体工作。
下半年，当选为第二届垒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9年
4月，在中<!>宣部于上海召开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理论讨论会上作了题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发言。
4月下旬，参加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上半年，发表了《客观经济规律和人的主观能动性》一文。 6月受委托写了《一年来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一文，批评了“大跃进”中无视客观经济规律的问题。
9月，发表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一文，批评了“穷过渡”。
10月，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按劳分配制度》一文。
10月，在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受到国家经委党组的严厉批评，最后被保护过关。
11月，到海南岛参加刘少奇同志的读书会，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3版。
1960年
7月上旬，遵照李富春同志指示.起草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建议。经周思来、李富春两位领导同志先后修改，形成“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经毛主席，党中央批准，成为调整时期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
1961年
3月，和罗琼一起到浙江省萧山县农村蹲点调查，深入了解粮食减产后的农民生活情况及群众对公共食堂和供给制的真实愿望。
6月，协助陈云同志到青浦县蹲点调查，了解到农民对包产到户的要求，认识到造成经济围难的原因是决策失误、瞎指挥。
7～8月，协助陈云同志就工业中的煤炭、钢铁生产的情况进行调查，提出不仅要先生产，后建设，而且要先维修，后生产。
10月，调回国家计委任副主任，并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意见，研究物价问题。
12月，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核算》一文。
1962年
3月，作为改组后的中央财经小姐成员和秘书，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负责起草《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提出砍掉lO万个小高炉，再精减1000万职工的建议，被批准实施。
5月，任命为新成立的全国物价委员会主任。
12月，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物价会议，面对各方面对物价政策提出猛烈批评和相互矛盾的调价方案，指出问题是由生产大幅度下降、通货膨胀造成的。物价应以稳定为主。这一主张得到周总理的支持和大家的接受，是当时稳定物价，度过难关的正确方针。
1963年
7～8月，在《红旗》杂志当年第7、8期发表《价值规律和我们的价格政策》一文，分析了决定价格的客观因素和制定价格政策的出发点，强调价格必须以价值规律为依据。
1964年
2月，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物价会议，在物价基本稳定的形势下提出了稳定与调整并重的物价工作方针。
先后提出提高农村返销粮价格，提高城镇居民定量供应粮食价格的建议，并付诸实施。
夏，开始着手研究物价的全面调整问题。
秋，赴江苏句客县参加“四清”运动，到1965年3月奉命回北京工作。
12月，当选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1965年
5月，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稳定物价和我们的货币制度》，提出了人民币的价值基础不是黄金而是可供商品量，主张在科学的货币制度基础上，对不同产品的价格及时进行有升有降的调整，同时保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7～8月，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问全面调整物价的初步设想》。
1966年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被错误地戴上“三反舟子”、“走资派”、“经济学界反动学术权威”、“贩卖苏联修正主义统计学”等大帽子，挨批挨斗。
1968车
3月18日，被关入“牛棚”。在被关押的一年半的困境中，学习《毛泽东选集》，开始撰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初稿。
1969年
夏，从“牛棚”中释放。
12月，被送到湖北襄樊“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劳动之余，通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继续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2稿。
1972年
夏，国家计委党组决定解放我，并恢复工作，但受“四人帮”阻挠而未成，又回到“五七”干校。
1973年
夏，因年老体弱又回到北京，在京3年多时间，通读了《资本论》，写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第3～6稿，对凯恩斯主义进行系统研究、批判。
1975年
9月，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后，真正落实了党的干部政策，我得到了解放，并参加了国庆宴会，聆听周恩来总理讲话。不久任命为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顾问。
11月，在国际问题研究所作《凯恩斯主义消灭不了世界经济危机》的发言。
1976年
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顾问。
秋，在山东烟台地区进行经济调查。
1977年
任国家计委顾问兼经济研究所所长。
1978年
3月，被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参加全国政协大会时被选为主席团成员。
上半年，到安徽、江苏、山东等地调查研究，提出扩散城市工业，发展乡镇企业，准许私商长途贩运等建议。支持安徽省包产到户试点。
4月18日，给邓小平和李先念两位领导同志写信，认为当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需要调整。要把农业搞上去，要控制基本建设规模，搞好综合平衡。为此迫切需要总结过去28年特别是“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摆脱“左”倾指导思想的束缚，希望中央支持冲破“禁区”。
9月，受委托在当年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关于社队企业问题的报告，主张积极支持社队企业的发展。
10月19日，在商业部、供销台作总社报告会上作《利用价值规律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讲话，提出我们的管理体制非改不可，而且要大改，原则就是少用行政方法，多用经济手段；要学会利用价值规律，利用市场的作用。现在必须调整价格，同时要把价格管理搞活，要改革统购包销的办法，实行多渠道经营，开展竞争。
12月，到杭州，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在几位经济学者的帮助下，继续写《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到1979年4～5月，在无锡完成二稿；8月在青岛最后完稿。
1979年
2月，向理论工作务虚会提交书面发言《根据实践经验来回顾二十多年的经济工作》。
3月14日，在国家经委企业管理研究班作《经济工作必须掌握经济发展规律》的报告，总结过去20多年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指出主要错误是过“左”，批评了“积极平衡”论，强调了当时调整的重要性。
3月24日，在全国改革工资制度座谈会上发表《谈谈劳动工资问题》的讲话，提出现在还不能使资本主义绝种，留一点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利多害少；解决就业问题的办法是适当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允许自找门路自谋职业；日前在工资上的问题是平均主义严重，全国统一工资标准制度要改革。
4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一书，此书汇集了我在“文化大革命”前17年中的17篇重要论文，是这一时期经济研究的总结。
7月11日，在中央党校作《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的报告》。批评了“以钢为纲”的错误指导思想，坚决反对再来一次新跃进，指出调整是目前国民经济全局的关键。
7月18日，在《北京日报》发表《关于城镇劳动就业问题的几点意见》，指出老职工提前退休，子女顶替的办法不妥，解班就业问题的根本办法是广开就业门路，改革劳动管理制度，调整所有制结构和产业结构。城市中饮食业、修理业、服务业缺乏，应提倡民办的集体所有制、合作社和个体劳动，恢复传统小吃、小摊点等。
10月，到美国访问。
11月27日，在辽宁省干部大会上作《经济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总结社会主义改造太快、太彻底和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教训；批评1977～1978年仍然存在的“左”的错误。强调要统一思想，下决心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
12月，《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系统总结了过去20多年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批评违背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的“左”倾错误，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把社会主义建设引上正确轨道，并对经济体制的改革进行初步的探索。此书发行上千万册，并译成多种文字在国外出版。
1980年
2月8日，在《人民日报》发表《调整国民经济中要广泛寻找生产门路》。
4月，在国家计委党组会议上作《编制五年、十年规划的方针政策》的发言，指出过去两年计划工作中“左”的错误，反对靠财政赤字扩大基本建设，力争把积累率降下来，要加快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5月，任目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顾问。
6～7月，在国务院体改办酝酿提出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案。在两三个月时间内，连续发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意见》、《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改革》、《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关于调整物价和物价管理体制的改革》等文章，结合当时体制改革实践，探索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实际步骤。为国务院体改办起草《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进行准备。
7月，完成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筹建工作，任经济研究中心总干事。研究中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和国务院交议的问题和国民经济发展中战略性问题，向中央提供决策咨询意见。
9月，奉命在党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上，作《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初步意见》的说明。这个《初步意见》，是国务院专职机构提出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方案，《说明》中提出：“我目现阶段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优势，多种经济成分同时并存，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说明》指出：“我们的初步意见，就是根据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在国家计划下充分利用市场调节的作用的方针制订的”。
10月8日，到香港参加“中国经济发展新趋势”讨论会，作了讲话和总结发言，介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形势，宣传国民经济调整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方针，展示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光明前造。
10月，《当前我国经济若干问题》(论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的第一部论文集，收录了从1978年9月～1980年9月期间的17篇报告或论文。
11月，给国务院总理写信，信中分析当时经济形势，主张切实贯彻调整方针。
12月，在中央党校作《再论经济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的报告，指出我目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商品经济。
1981年
从年初开始，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连续开会，研究国民经济调整中遇到困难的原因和克服困难的对策。我先后主持近20次会议。当年向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一系列建议。
上半年，在积极研究国民经济进一步调整问题的同时，多次向部分干部讲述经济形势和应取的对策。1月14日在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理论问题讨论会上讲《调整国民经济，搞好综合平衡》；3月中，对中直机关干部讲《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3月下旬在全国工业管理体制改革座谈会上讲《如何正确处理调整与改革的关系》；6月在中央党校讲《现阶段的国民经济的调整》等。
5月，“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我作为顾问，马洪作为团长率领中方代表团赴日。应日本朝日新闻社邀请，我作了《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的讲演。
10月，由我主编的《中国经济年鉴》创刊号出版。该年鉴是年初由参加经济研究中心的各研究单位决定编辑出版的。创刊号上发表我写的发刊词和专文《怎样看当前形势》，专文中反映了经济研究中心关于调整的部分研究成果。从1981～1990年，我每年为年鉴写《代序言》或专文，这些文章汇编在1992年出版的《八十年代的中国经济》一书中。
1982年
年底和年初，陈云同志强调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方针。4月我在《红旗》第8期发表《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的关系》，致力于正确理解这一方针。
5月，任新成立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顾问。
把前几个月在经济研究中心讨论中所想到的几个问题写成书面意见《对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意见》，呈报国务院领导，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一些混乱，原因不在于削弱了指令性计划，而在于我们还不善于利用经济杠杆。
5～9月，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讨论会。5月4日我作动员报告。指出三年来改革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主流是好的。指出当前需要研究讨论的理论问题很多，主要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和集权与分权的关系问题。强调一定要成为一次健康的同志式的讨论，讨论内容不要受我所提问题的限制。此次讨论约300人参加，大小讨论会累计不下70次。到9月十二大闭幕后讨论会告一段落。9月25日，我作总结性发言，强调贯彻十二大精神，号召把研究重点进一步转到计划、财税、金融、物价、劳动工资等专项改革的近期可行措施上来。
5月，参加“中日经济知识交流会”第二次会议。
7月，参加研究中心和体改委在莫干山同世界银行邀请的国外著名经济学家台开的经济体制改革讨论会。针对国际友八对我们在改革问题上是否要走回头路的疑问，强调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不会变，改革实践将继续前进。
9月，出席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小组会上发言，拥护邓小平同志开幕词中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这是指导整个新时期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发言对全面推进改革提出一些具体的意见。
11月，《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改革》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改革开放时期我的第二部论文集，收集从1980年10月～1982年5月间的论文、报告22篇。
1983年
年初，国务院委托经济研究中心先后研究财政管理体制、银行体制、外贸体制的改革问题，要求提出改革方案，我主持此事经过各有关单位多方面的研究，召开了多次座谈讨论，先后提出了这三个体制改革初步方案，均被国务院采纳。
2月，到广西南宁用一个半月时间修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陆定一同志为修订本写了序言，年底修订本出版。
6月，在六届人大会议上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7～8月，在烟台利用休假机会写《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指出当前既要深入研究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目标，又要全面地研究各个部门改革的措施，使各方面改革能互相配套。文中从整体上对各方面改革作一次综合探讨。此文由国家体改委印发供内部讨论。
9月，派遣研究中心骨干力量分别参加国务院设立的关于计划、价格、税制、工资、外贸等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工作。
1984年
5月，参加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拥护全国经济工作重点从调整转向改革、改革工作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的决定。
7月，在计划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会上，作《适应新情况，改进计划管理体制》为题的发言。指出从今年起要加快体制改革的步伐，必须推进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计划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从利用经济杠杆、特别是调整价格入手。
下半年，就当前物价问题和价格改革问题连续发表三篇文章：《怎样看待物价和人民生活》、《关于调整价格和改革价格管理体制的意见》、《关于物价的几个问题》。认为价格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指出现在到了价格改革的黄金时代，应积极而慎重地推进价格改革。
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肯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我认为这是理论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10月28日，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国家计委、国家体改委、中国社科院等六个单位联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理论和实践工作50年茶话会”。
1985年
1月7日，在九省市经济研究中心座谈会上发言，指出目前出现了宏观失控、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的形势，必须及时采取措施。
2月，国务院召开省长会议，决定1985年要控制信贷资金和消费基金的过度膨胀。我认为决定是十分明智的，如不加控制，经过几年调整所取得的大好形势，可能得而复失。
3～4月，到无锡调查研究经济发展情况，并编写《我国物价和货币问题研究》一书。对物价和货币问题，系统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并奎面阐述我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书中特别强调必须理顺价格为经济体制改革创造条件，但要理顺价格，必须坚决制止通货膨胀。
5月，国务院三个研究中心合并，改名为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我因年迈，改任研究中心名誉主任。
夏，修改完《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文。这是1983年起草的一个体制改革的总体规划，分9个方面论述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于1988年1月发表。
9月，由世界银行出面邀请当今国际著名经济学家来中国参加研究中心和体改委召开的“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即“巴山轮会议”)。由我致开幕词。讨论会上提出不少有益建议。
1986年
4月，第一季度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下降。许多地方和企业强烈要求放松信贷，有人则惊呼双紧政策破坏了经济“起飞”。我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言，坚持制止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的政策，反对大幅度放松信贷，只能进行微调。
7月，《按照客观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的第三部综合性论文集，收入从]983～1988年8月的论文、报告28篇。
9月，在全国宏观经济管理问题讨论会上作题为《利用经济办法加强宏观控制》的发言。指出过去宏观调控主要靠财政，现在则主要靠银行信贷，信贷政策上要十分慎重。
lO月，《薛暮桥统计论文集》由中国统计出版社出版，汇集从1959年国家统计局成立到1985年间关于统计的论文、报告共23篇，其中50年代的18篇，记录、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统计工作的艰苦创业过程。
1987年
年初，在从现职工作上退下来以后，我逐渐把更多精力放到理论研究上。2月份发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演变》一文。3月份连续发表三篇文章，题为《要把马克思主义这门科学不断推向前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力图从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
7月，为了坚持反通货膨胀的政策主张，写《国民收入“超分配”和通货膨胀》一文，发表于《经济纵横》第9期上。
10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发言，强调要《认真管好社会主义国有财产》。
11-12月，党的十三大闭幕后，我连续写文章宣传十三大的基本精神和重大历史意义。
12月7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破除教条主义和僵化模式》一文，认为党的十三大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一个发展，是切实弄清我国国情而取得的重大成果，是摆脱僵化模式，促进改革大业的创造性理论。
1988年
1月，在《改革》杂志发表《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
3月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把计划工作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认为十三大提出的这一论断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同样重要，是经济体制改革理论上一个重大突破。我们的计划管理体制必须是建立在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基础上的体制，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
5月，再次上书当时的中央领导同志，给当时在实行逼货膨胀政策的同时要加速物价改革的设想敲警钟。
6月，参加国家计委关于物价问题座谈会。会上发言写成《通货膨胀与物价上涨》一文。说明不能靠通货膨胀来维持不正常的高速度，同时在通货膨胀下不可能理顺价格，改革也难以深化。唯一正确的办法是“釜底抽薪”，用三年时间压缩基建投资、降低货币发行量，停止通货膨胀并逐步消化积存下来的“隐蔽性”通货膨胀，在这基础上再逐步理顺价格，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为深化改革铺平道路。
6月，《薛暮桥学术精华录》一书由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出版。
10月，《改革与理论上的突破》一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第四部综合性论文集，收入1984年7月～1988年2月间的26篇文章。
12月，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指导方针后，我认为要搞好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必须认真总结这次曲折的教训。12月17日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认真总结十年改革的经验——一个主要教训》一文，阐述了我的看法。
1989年
1月，在《求是》杂志1989年第一期发表了我的《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文.阐述了“衡量某一种经济成分应当消灭还是应当继续发展的标准要看它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应当是一个较长时期，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只能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不可能直接过渡到清一色公有制社会。”
5月，在国家计委会议上作《制订建立在社会王义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制度》的发言，指出连续几年宏观失控的重要原因，是旧的建立在产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削弱了，而新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计划管理体制没有及时建立起来，在新旧交替中留下了一块空白。在治理整顿期间，我们应当做好建立新的计划菅理体制的准备工作，包括财政税收、金融体制等的改革。不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管理体制的改革，国民经济恐怕难于保持持续、稳定、协调的发展，弄得不好难免再次发生宏观失控。下半年，开始着手撰写回忆录。
1l～12月，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12月我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牢记历史经验，坚决执行治理整顿的方针》一文，支持进一步调整的决策，同时指出，应当抓住时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这是当前进一步治理整顿的关键。
1990年
年初，针对治理整顿中出现的新情况，写了《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新阶段》一文，主张在适当调整紧缩力度、争取经济有一定增长速度的同时，把工作重点放到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提高经济效益上来。
7月，参加政治局常委邀集部分经济专家召开的经济形势和对策座谈会。会上我发言未能讲清自己的意见。月中在烟台利用休假时间给江泽民、李鹏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写信系统陈述我的意见。信中指出，经过两年治理整顿，浅层次问题开始得到解决，但深层次问题远未解决。主张抓住目前花了很大代价才取得社会总供求接近平衡的时机，推进以建立商品经济基础上的经济管理体制为目标的综合改革。主要是要着手理顺价格、健全财政税收的调节功能、加速金融体制改革，探索企业制度改革的可行途径。我认为要以苏东剧变教训为鉴，尽快跳出乱物价、软财政、软信贷的圈子，痛下决心，在改革上迈出决定性步伐。
10～11月，多次在讨论会上发言并写了一些文章，如《怎样深化改革》、《理顺物价、平整市场、深化改革》、《关于深化改革的几个问题》等。反复强调要抓住目前有利时机，慎重而坚定地向深化改革迈步。
12月，《论中目经济体制改革》一书由天津人民出版杜出版。这是全面反映我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研究成果的论文集，选入1977年4月～1990年5月问的论文、报告58篇。
1991年
l月，针对社会上出现的使改革发生逆转的思想倾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发表《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若干理论问题》一文，
对社会主义经济作为一种商品经济从理论上进行探讨。文中对商品、货币、市场、计划、劳动工资、财政税收、银行金融、所有制、企业制度等10个问题，联系实际进行分析，把我多年来关于改革的主张，作一次综合论述。反对把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立起来。
春夏，因患“帕金森”症住院检查浩疗，至今未愈。
1992年
2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介绍我的专题片“心路历程”。
上半年，在病中听到邓小平同志南方视察重要讲话的传达，听到江泽民同志在中央党校讲话的传达。我完全拥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
7月，应江苏人民出版社邀约，请李剑阁同志代笔，写了“我的经济观是在实践中形成和发展”一文，江苏人民出版社收在《当代中国百名经济学家自述我的经济观》(5)中。
9月，在十四大召开前夕应人民出版社邀约，发表“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一文。本文叙述了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问题上我的认识的发展过程。说明为什么要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收集在《著名学者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中。这篇文章是请吴凯泰同志代笔的。
12月，应北京出版社邀约，仍请李剑阁同志代笔写了“改革就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文，此文收在该社出版的《著名经济学家论改革》一书中。
1994年
10月25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计划委员会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祝贺薛暮桥同志从事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研究六十年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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