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情中人易宪容 挑战房地产泡沫的堂吉诃德

　　

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李梁

　　易宪容，中国房地产新闻中出现最多的学者名字之一。2004年下半年，他以一篇《警惕房地产业要挟中国经济》的文章，对中国房地产泡沫发出尖锐质问，引爆了房地产泡沫的激烈争论。一年来他频繁发言，尖锐言论在房地产市场不断掀起浪花。今年6月，他被警告“不要胡说八道”后，更多的争论汹涌而来。

　　是为民代言，还是过于张扬？是眼光敏锐，还是学养不足？围绕着易宪容，充满了很多对立的评价。

　　易宪容的激烈言论，让外界有各样的评价。带着疑惑，记者找到他位于北京北郊的王府公寓。

　　开门是一张笑脸，笑得非常开心。佐丹奴牌的套头衫加上灰色大裤衩，再加上一双拖鞋，是北京胡同里男性在夏天的典型打扮。他笑眯眯地带记者参观房子，一个人在前面蹿上蹿下，走路跟跑步一样。他忘记倒水，发现记者口渴，又一拍大腿，从沙发里蹦起来，跑到厨房去切西瓜，又很热情地说：“多吃几块，多吃几块。”

　　易宪容猛烈抨击房地产泡沫后，许多朋友都给他打电话，说，“易老师，你要多保重啊。”他们得到的答复多是易宪容的大笑：“我没事。”易宪容说，他觉得朋友们想得太多了。

　　问到这次警告对他的影响。“无所谓啦。”易宪容说，眼睛笑成了一条缝。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一直笑嘻嘻的。“我是个很好玩的人，哈哈。”他踢掉拖鞋，光着脚板踩在地上。没多长时间，自己又重复一遍，然后自顾自大笑起来。

　　“常识不需要证明”

　　不过，这段时间易宪容还是减少了公开活动。大多数时间在家里看书、写文章，再就是和朋友聊天。他说，早晨散步时一个人拿着相机出去，什么有意思拍什么，连漂亮的女性也会悄悄收入镜头。

　　易宪容与房地产商发生冲突，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今年3月，新浪网一次网谈，请他和几位地产商展开辩论。当时是“6对1”，几位地产商轮番发言。“他们欺骗民众，”易回忆道，“他们认为上海的房价不高，谈东京、香港的房屋价格多高，而且不让我说话。”易宪容气得差点当场翻脸走人。

　　易宪容介绍，他作出房地产泡沫的判断是在2002年。一个晚上，他驾车沿北京的二环、三环、四环转悠，发现到处是工地，到处灯火通明，整个城市像一个大工地，他就此认为房地产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泡沫。“哪有像这样搞建设的？西方城市化过程中也没有出现过。人家几百年才发展成今天这样子，我们几年的时间就冒出来这么多房子。”

　　从去年始，他大声疾呼房地产泡沫的严重性，在众多唱好房地产经济的经济学家中独树一帜。正因为此，他成了房地产商人眼中的“恶人”。不过，很多中下层民众的广泛认同他的看法。

　　对易宪容的反击铺天盖地。著名的地产商潘石屹说他是“教条主义者”；众多学者在各类论坛上宣称房地产经济“健康”，质疑他的观点没有经过调研。综观整个经济学界，真正和他观点一致的极为少见。

　　众声喧嚣中，易宪容支撑着房产泡沫论的大旗。他频繁接触媒体，-他最多时候一天有7篇文章在报刊发表。“我就是要说，告诉民众一定要持币观望，房价百分之百要跌，只要大家齐心，他们(地产商)一个月都支撑不了。”

　　在许多开发商眼里，易宪容缺乏调研和严格的学术研究支撑。听到记者是为了了解易宪容的情况，北京一位知名房地产商在电话里口气平淡：“我和易老师平常关系还可以，但对他研究方法不能认同。房地产泡沫问题是一个严肃的经济问题，他没有经过严谨学术研究，结论太过草率，容易误导社会舆论。”

　　易宪容本人则坚持认为：“很多东西无需用深奥的理论去研究和解释。常识最重要，我判断房地产泡沫严重，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从常识出发。”

　　“千万不要轻易相信公布的各种房地产数据。”易宪容说，还不如晚上出去看看那些新建的小区，有多少灯亮着。“我一个朋友买了北边的一个高档楼盘，一平米一万多，房子早卖光了。可他告诉我，那里的房子，实际入住的不到五分之一。”“经济生活中，最基本的靠常识。为什么科斯(美国经济学家)得诺贝尔奖，他就讲了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在交易过程中有交易费用发生。他没说前，大家都明白，但是只有他把交易费用提出来了。”

　　易宪容对自己基于常识的判断一直很自信，“因为我的阅历、背景，写文章能够看得比较远，看得深。”“2001年股市最牛的时候，都在看好五千点，我判断股市要转，当时写了很多篇文章，认为股市不行，让股民千万要赶快撤出来。”当时易宪容的妹妹也在炒股，因为他坚决阻止，最后股票全部出手，一点也没亏。

　　今年3月，中央政府开始重视房地产泡沫现象，众多调控措施陆续出台。但易宪容并不认为自己胜利了，对他来说，真正的胜利是让房价跌下来。种种迹象显示，这种胜利仍然无法预期。

　　“无名、无利、无功”

　　文章中的易宪容横眉怒目，生活中的他却很平和。有同事看他一天到晚乐呵呵的，便问：“易老师，你怎么这么开心啊？”易宪容回答：“没什么不开心的事啊！”

　　一年来，易宪容频繁发言唱衰房地产，开发商和各地的邀请越来越少了。他自己也主动规避一些场合，能不去就尽量不去。不久前，某市有关领导通过易宪容在当地的同学，盛情邀请他去“调研”。易宪容坚决不去。“去那里干吗？去了我说什么呢？说不好你们(指上海有关方面)不高兴，说好我又不能说。”

　　参加活动少了，这对易宪容来说似乎是一种损失。因为参加活动、坐而论道的背后，“车马费可不少，”易宪容看了看记者，“起码是你们一个月的工资。”但他看起来并不在乎。“从现在起我就是一直坐在家里，都能过得很舒服。”

　　易宪容对自己的赚钱能力非常自信。他有一句口头禅：“北京遍地是黄金，我随便弄个什么法子都能赚钱。”他坚信，富之有道，是市场经济的最大推动力，而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

　　1987年读研究生期间，易宪容到北京调研，偶然发现北京的明信片比上海便宜很多。他把身上500多元钱全部批发了明信片。回到上海后，在复旦、交大等学校摆摊，一个星期就卖光，净赚1100多元钱。

　　20世纪90年代初，易宪容被分配到湖南师大做教师。那时许多人写论文在国内发，他写论文直接寄到国外发，一篇论文的稿费就是100美金，连发了六七篇。他的体会是，“做学术也一样，同样产品可以卖不同价格。”

　　易宪容说：“这些年来，我想做什么事情，一定成的。”1999年，他在香港读书研究之余，买了一些股票，如今几支股票全部涨了。2001年，他把自己资产的大半以上都买了外汇，结果几年后，资产升了百分之三四十。

　　易宪容还说，“我对钱看得很淡，过得舒服就行了。”

　　不久前，易宪容出去散步，路边向一个农民打听一些情况。第二天，农民找上门来，“哎易老师，我要和你合作。”这农民想找一块地，和易宪容合作搞点开发。易宪容还认真考虑了，发现承包期有问题，“如果承包二三十年，可以搞点环保产品的开发，肯定能赚钱。”

　　易宪容受过苦。他父亲是抗日老干部，“文革”期间背上“黑五类”的帽子被打倒，带着全家6个孩子，拖着3辆板车的全部家当回到农村老家，靠老乡们偷偷接济才得以勉强度日。这段日子让今天的易宪容仍然记忆犹新。

　　名气大了后，易宪容曾被经常参加房地产商邀请的一些活动。“但我不是为钱去的，”易宪容说，“我要借这样的机会，把自己的观点、理念讲出来，帮助民众去判断、思考。”

　　把自己的生活过得舒服后，易宪容自认为已经做到不与人争利，一个人独自逍遥自在。社科院的同事们申报课题，易宪容说，我不去和他们竞争；有一次改试卷，报酬很高，有同事觉得很赚钱，易宪容想都没想，没去。

　　易宪容告诉记者，他开始热心公共事务。社区门口一条道路经常溅水，易宪容找到物业，联系几次后，修好了。社区门口的马路刚修好，红绿灯刚安上，很多人不遵守交通规则，他就站在那里，劝阻那些闯红灯的路人。

　　打算写上几十年

　　在一些学者的眼里，易宪容被视为“不能埋头学术，学术素养不够”。乍听到“易宪容”的名字，北京一位知名经济学者就在电话中后脱口而出“这个你们不要问，我不感兴趣”。他的一位同事则语气冷淡，“他这人和别的人不一样，不是纯粹的经济学者”后，再不愿意多置一辞。

　　易宪容对此的回答是：“我和他们志向不同”。

　　1998年，易宪容应邀到香港大学进行合作研究，开始写作经济评论。写了一段时间，他得以与当时《信报》的老板、经济评论家林行止先生会面，痛快地聊了一下午。

　　“林先生对我影响很大。”易宪容说，香港人的经济素养不错，林行止这样的经济评论家对此贡献很大。“将目光移向国外”，易宪容发现，“弗里德曼等很多世界级的美国经济学大师不也经常在报纸上写评论吗？”他下了决心，把经济评论作为他努力的方向，准备像林先生一样写下去，“写上几十年”。

　　从香港回北京后，易宪容买了他在北京的第二套住房，日子过得很舒心。“经济条件好，无忧无虑啊。”他开始在各类报刊上大量发表经济评论，“坐在书斋里安静地做学问，肯定不是我发挥最好的地方。”他渴望用自己的观点影响社会。

　　他向记者热烈介绍林行止的工作与生活。“一年365天，天天看书，然后写文章，一些会议等公开的场合，他不去，隔一段时间出去旅游一下。”他渴望自己能像林行止一样，读书，然后静下心来写写东西，为社会做事。

　　采访的过程中，易宪容一直对自己的文章津津乐道。“你有没有看我写的某某文章？”他笑眯眯地问记者，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开心得像小孩子，赶紧问，“那读起来是不是很过瘾？”但他认为自己相比过去，已经改变了很多，以前文章笔风更凌厉，现在已经温和多了。

　　对于来自同行们的批评，易宪容认为，“我的价值判断和追求和他们不一样，没有什么好坏问题，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中国知识分子难道就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吗？不一定，多元化的社会，各种各样的人都会出现。”

　　“说不定我以后不搞学术了，专门写经济评论。”易宪容说。

　　不过，关于易宪容的经济评论，有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认为，这些文章缺乏逻辑和理性，太张扬。

　　要写好经济评论，书应该必不可少。易宪容有23架书，摆放在家里的不同楼层中间。不少书是他从香港复印回来的，为什么不买原书呢？回答仍然充满易宪容特色：“当时复印不需要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