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上海论道中国经济热点

　　

    费尔普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我手中没有水晶球，我不知道中国未来的经济到底怎样，因为这取决于中国什么时候真正能够把法制建设到位，什么时候能够把金融产业真正提高上去。”

    蒙代尔（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1999年诺奖获得者）：“并非因为我是第一个中国绿卡获得者，或者我要取悦中国政策而说人民币不应升值。中国最好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

    乔瓦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欧盟欧元与欧洲货币市场专 家委员会主席）：“国际贸易是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最和平的交往方式之一，但尤其在一些民主国家，他们会被竞争吓倒，然后会跑到政府那边寻找帮助。”

    普利斯克特（美国亚历桑纳州立大学教授、2004年诺奖获得者）：“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不是由币值或者汇率决定的，汇率调整的好处和坏处，中国自己最有发言权。”中央银行的责任是保持稳定的支付和信贷体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本报驻沪记者　胡天舒

　　18年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教授爱德蒙·费尔普斯(Edmund　Phelps)给他的中国学生陈朝晖讲授“经济增长黄金率(Golden　Rule)”时，并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教学给学生留下了多么大的影响。

　　“他就像在讲一个童话故事，我在课堂上看到老师像诗人一般丰富的想象力，经济增长理论听来是那么有意思。”18年后，早已拿到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的陈朝晖谈及导师的学术风范时依旧神往，“用童话式的思维去研究经济学，这让我意识到经济学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是一门很完美的科学。”

　　2005年6月6日，陈朝晖把包括老师费尔普斯在内的6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请到了上海。在“启明·诺贝尔财富论坛”上，几百位上海听众以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6位经济学家的尊敬。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6位经济学家里面，有5位还刚刚在“2005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上发表过演讲，其中两位诺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和爱德华·普利斯克特(Edward　Prescott)也来到了上海。

　　“欧元之父”蒙代尔的名字早已在中国耳熟能详。他不仅是第一个拿到“中国绿卡”(外国人在华永久居住证)的外国人，而且热心参与中国经济政策的研究与讨论。

　　今天在这些来访的经济学家当中，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艾尔波托·艾莱斯那(Alberto　Alesina)成为下一个诺奖呼声非常高的经济学家。艾莱斯那是意大利人，意大利深厚的现代政治学研究传统必将对他的学术研究产生重要影响。

　　与物理学等基础学科相比，经济学更需要实践的检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诺奖得主的理论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原因。哥伦比亚大学迈克尔·伍德福德教授(Michael　Woodford)说，芝加哥大学获得最多诺贝尔奖，不一定说明今天它是最好的，这个奖的奖励主要是针对20年前的一些理论，如果说芝大的经济学1960年代、1970年代是最好的，这是无可厚非的事实。

　　经济问题是复杂的，经济学家对复杂经济问题的认识也是多方面的。来访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都抱有强烈的兴趣，而且他们研究都集中在宏观经济学的各个领域，这与当下中国各方关注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增长、汇率体制等问题有相当多的契合之处。

　　令人有些意外的是，这些经济学家并没有在中国问题上滔滔不绝，而是普遍保持了严谨的“科学精神”———几乎是每一个教授，在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的问题时，都沉思良久才缓缓开口。伍德福德教授在回答“中国经济未来走向”这个热门问题时，想了半天竟然很老实地说：“我没有翔实的数据，所以我不知道。”根据世界商业评论杂志每年的排名，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在美国国家经济学家中的排名是第28位。

　　另外一位意大利人乔瓦尼(Alberto　Giovannini)也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任教，同时担任欧盟欧元与欧洲货币市场专家委员会主席。他坚持认为，欧元是进步的表现，而欧洲人民应该快点清醒过来，打起精神。他担心，很多欧洲人并没有真正了解欧盟宪法的内容就投了反对票。

　　陈朝晖感慨，“十几年前我跑到美国和欧洲向别人学习经济学，今天这些世界顶级的经济学家不仅纷纷研究中国，还亲自来到这里和我们交流，我想中国经济的崛起是最根本原因。”

　　央行的独立性与法治建设

　　中国的金融体系未来应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对正在进行银行业重组改革的中国来说尤其重要。普利斯克特教授提出了三条建议：建立一个有竞争性的银行体系；排除行政对资本的控制；有一个独立的央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普利斯克特是凯恩斯理论的挑战者，他以揭示了经济政策和世界商业循环后驱动力的一致性而获得2004年诺奖。他是目前惟一在美联储任职的诺贝尔获奖者，是格林斯潘的同事。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普利斯克特关于货币政策的话题就从对格老的发问开始了。

　　“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繁荣是格林斯潘带来的吗？”普利斯克特的问题在美国很多媒体上都有过类似调查，调查结果是：大多数人都这么认为。但普利斯克特表示，中央银行的责任是保持稳定的支付和信贷体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至于投资的分配，市场会决定。

　　“人们对于央行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存在疑惑，但是货币政策和经济繁荣之间没有什么关系，与真正的产出和就业之间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普利斯克特说。

　　普利斯克特认为格林斯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决策者和经济学家，他创造的奇迹之一就是坚持了央行的独立性，降低了美国的通货膨胀。“央行的角色就是保持一个有效率的支付和信贷体系，保持价格的稳定和利率的稳定。”普利斯克特说。

　　当然普利斯克特也看到，中国一下子实现独立的货币政策是不可行的，但他强调，建立健全金融体系是第一要务，“必须有很好的金融机构、很好的银行来吸收储蓄，要做很科学的投资决策。”

　　费尔普斯教授谈论的问题要更宏观一些。他说，考察世界上一些从原始发展阶段成功转轨、后来成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经验中总结出一些规律，那就是这些经济体都克服和逾越了一系列的障碍——

　　首先挑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完善的法治体制。一个健全的法治不仅仅存在于纸张上面、书本上面，它是可以强制实行的，每个人对它有强烈的信心。第二个挑战是要完善自己的金融产业、金融部门。这好像一个经济体的大脑，靠它来决定投资活动怎么做，在不同的机会里头如何配置资源。一个国家的投资量越来越高意味着越来越难以科学地评估，要知道哪一方面的投资更有效，必须依靠专业的金融产业，比如专业的投资家、专业的风险投资公司和信贷投资机构。

　　再论人民币问题

　　这几天，普利斯克特教授一得空就和太太跑出去兜马路。他发现，和美国比，中国城市环境中的价格水平并不便宜。他认为，如果放开对人民币的管制，允许自由兑换，那么将有大量的外资流入中国，从理论角度来分析，如果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是开放的，两国之间城镇化的水平是相当的话，官方的汇率会非常接近购买力评价分析所显示的实际汇率。

　　普利斯克特教授认为一个国家的生产力不是由币值或者汇率决定的，汇率调整的好处和坏处，中国自己最有发言权。

　　蒙代尔认为货币的重要性要看其在所有贸易中的权重。目前全球贸易中美元的比重最大，欧元是第二，日元第三，英镑第四，人民币是第五。蒙代尔认为很快人民币会取代英镑成为第四大货币。

　　他依然坚持认为国际社会施压人民币应该升值是不对的。“中国的宏观经济从2001年到2003年非常稳定，而且表现超过其他国家。最近一段时间的人民币通胀也只有1.8%，比美国和欧洲低。”

　　或许是曾经遭到过别人的反对，蒙代尔特别为自己辩护道：“并非因为我是第一个中国绿卡获得者，或者我要取悦中国政策而说上述言论。中国最好的策略是以不变应万变。”蒙代尔列举了一系列人民币升值可能带来的后果：银行坏账上升，带来失业问题，FDI(外国直接投资)下降，农村地区发生通货紧缩，人民币的对外作用削弱，中国对WTO的承诺难以实现，进而带来东南亚地区的金融不稳定，以及亚洲经济的放缓。

　　中国与美欧的贸易争端

　　虽然中国与美国的贸易争端不亦乐乎，但乔瓦尼教授认为中美在纺织品自由贸易问题上的分歧并不令人惊讶。

　　“‘争端’这个词我不喜欢。”乔瓦尼教授慢悠悠地说，“国际贸易是我们目前能做到的最和平的交往方式之一，但在一些民主国家，他们会被竞争吓倒，然后会跑到政府那边寻找帮助。”

　　乔瓦尼教授习惯用全局的眼光来看中美贸易。他认为如果有自由的国际贸易存在，所有的人都会生活得更好，但是事实的情况是，如果一些国家一些行业受益，那么必然有另外一些行业因为实力不足而败阵，“政府长期支持已失败的行业和工人是不对的，我个人非常反对保护主义政策。”

　　蒙代尔教授的一个韩国籍博士生告诉老师，似乎是一夜之间，中国的玩具占领了韩国的市场，1970年代-1980年代韩国的玩具产品同样占领了日本。在玩具产业上，中国复制了韩国的成功。蒙代尔呼应乔瓦尼教授说，全球化是世界发展中非常自然的阶段，许多国家之间产生互补性，而很多国家如果很依赖中国生产的产品，那么他们这些产业必然会受到冲击。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体发展非常成功，出口已经占全球的6%，1978年的时候这个数字是1%。蒙代尔指出中国的崛起确实给全球带来压力，特别是纺织品贸易与美国和欧洲之间的摩擦，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非常明显。

　　这让蒙代尔教授想起从前的英国，那时英国的羊毛产业非常发达，占据全球半壁江山。“中国的比较优势在纺织品行业非常明显，目前中国的纺织品贸易出口占全球的16%。我相信不管中国、美国和欧盟在纺织品市场中发生什么问题，最后都会朝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