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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冬
笔者有幸于五月二十四日，与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约翰·纳什、詹姆斯·莫里斯，以及亚洲开发银行驻华代表处汤敏、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李稻葵，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圆桌对话。对话的主题是全球化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莫里斯教授从中国的高投资倾向、蒙代尔教授从中国出口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剩余空间、汤
敏博士从中国教育机制和投入等不同角度，论及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缺陷，指出了改进的方向。
中国经济可否持续发展？笔者认为它可以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而且它会给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以及世界经济的格局带来重大变化。随着中国日益融入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国丰富的、勤劳的和廉价的劳动力，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变革。从纺织、玩具，到电子，再到化工、钢铁，甚至一、两年内中国有可能成为汽车整车和零部件的净出口国。中国制造业的优势仍在蔓延，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呈持续走强之势。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和人民收入的提高，内部需求迅速扩大。虽然汽车和房地产业相继出现调整，相信均属周期性起落，远景依然亮丽。无论从中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的竞争能力，还是从国内需求的发展空间看，在相当一个时期增长是可持续的。
另一方面，在资源、环保和体制等方面，中国面临着明显的缺陷。经济的高速增长还加剧着瓶颈现象的恶化。这些是中国经济发展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不过在这里，笔者想就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出两个进一步的命题。
一、中国制造业登上世界舞台的同时，往往伴随着该行业价格和利润率的明显持续下降。这种情况不出现根本性改变，制造业强势无法长期维持。
中国制造业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中国制造”的物美价廉惠及全世界消费者，但也带来利润率的下降。笔者认为，这个现象背后是产能过剩以及由此引起的价格战。中国劳动力丰富而且低廉，举世皆知。中国资本成本偏低却少有人提及。资本成本偏低，不仅体现在目前中国的实际利率水平在世界范围内都算超低，更体现在银行和借贷人对风险的意识和态度。许多借款人在借款时并没有考虑如何还款，由于体制上的原因，贷款的银行也经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的后果是银行不断涌现的不良资产，同时使中国过度投资趋于常态。中国超过40%的储蓄率和老百姓对银行的信任，使十万亿的储蓄不断流入银行，并转化为投资。笔者认为这种以不良资产为代价的工业化是不可持续的。而且随着二○○六年底银行业向外资开放，调整可能已迫在眉睫。
二、中国在劳动力上的优势，会因“独生子女”政策而在今后十几年出现一个逆转。如果生产力没有一个明显的改善，目前的增长势头二十年后难以为继。
据测算中国劳动力供应高峰会在2015-2020年之间出现，最早在2025年左右劳动力供求关系即可能出现逆转。目前的经济增长模式倚赖于劳动力与资本投入，生产力的提高有限。中国经济中不仅科技、创意含量不够，对教育的投入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也不够，企业的创新能力严重不足。如此的经济结构根本无法支持二十年后在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下的增长需要，也难以应付急增的医疗、退休、社会保障开支。
上述两个命题与其说是给出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笔者在这里表达了一些带倾向性的意见，但这些并非结论。重要的是，提出议题，寻找解决办法。时下有人预言多少年后中国可以赶超美国。笔者认为，在这些结构性问题没有解决之前，在中国没有出现自己的英特尔、微软之前，还是谦虚一些更好。中国赶超美国并非必然。
(本文原载于观察星报，为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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