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者称中国经济发展质量不如印度 软环境偏差

　　

　　●黄亚生，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斯隆管理学院国际管理系副教授。拥有哈佛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和政府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哈佛大学商学院，是《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的定期撰稿人

　　“我没说过印度肯定会超过中国”

　　———专访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教授黄亚生

　　□本报驻沪记者　胡天舒

　　黄亚生表示，认为“未来属于印度而非中国”，是对他观点的断章取义。不管未来属于印度或者中国，在经济学家的比较范畴内，这个命题都陷入了一个狭隘的范畴。事实上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否比中国更具借鉴意义

　　从来没有一个时刻比现在讨论中国和印度的关系更加合适。

　　55年前的4月1日，中国和印度两个亚洲大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印度由此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55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正率领一支规模颇大的政治和经贸代表团访问印度。一直以来被西方媒体称为“巨龙”和“大象”的两个亚洲大国再次相遇。

　　“巨龙已经入场，但须留意大象。”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在一篇评论中如是称。英国《金融时报》则说：“中印经济比较已经成为一门‘显学’”，这个话题在《金融时报》、《经济学人》杂志、美国《外交政策》等西方主流媒体上经常被提起。

　　譬如上个月，《经济学人》刊登了该杂志南亚分社社长西蒙·朗题为《巨大的差距》的调查报告。他的结论如同文章的副题一样引人注目：如果这是一场赛跑，印度已落后中国一圈。本报3月17日也刊发了本报记者对西蒙·朗(Simon　Long)的专访。

　　而作为中印经济比较大讨论的“始作俑者”之一的黄亚生，不仅是研究两国经济的专家，更是在争论中被别人屡次提及的对象。4月6日，黄亚生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无论是引用我观点的《经济学人》还是国内的部分舆论，对我多有误解，比如，我没有说过印度会超过中国，也没有说过未来一定属于谁。”

　　“被误解的”黄亚生

　　在中印比较讨论沸沸扬扬的今天，大多数中国人并不清楚这场讨论此前在印度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印度人喜欢说中国，喜欢拿自己和中国经济作这样那样的比较，关于这样的话题，印度媒体曾经和今天的中国媒体一样热闹地讨论过。

　　多次在印度进行实地调研的黄亚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因为“印度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认为自己的竞争力远不如中国”。

　　是的，一般情况下人们更愿意关注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当黄亚生第一次以一个中国学者的身份，把两国放在同一个比较维度中系统地分析印度的企业、制度环境与中国的差别时，立刻引起了印度国内的巨大反响。

　　更何况，发表在2003年7月号美国《外交政策》上的这篇文章标题如此吸引眼球———《印度能赶超中国吗？》，黄的合作者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印裔教授韩太云(Tarun　Khanna)而国内很多人对黄亚生观点的了解主要就是来自这篇文章的中译本。

　　事实上，《印度能赶超中国吗？》的主要见解来自于200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出售中国：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Selling　China：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uring　Reform　Era》)，这是黄亚生研究中印经济的专著。书中的观点最早在2001年的时候即被黄亚生陆续提出。彼时，黄尚在哈佛大学执教，和韩太云同在哈佛商学院共事。

　　“可能因为来自一个中国学者的观点，印度人觉得更具有说服力。”黄亚生这么认为。不过，很多评论认为，韩太云的印裔身份也给这篇文章带来意想不到的力量。

　　印度著名媒体《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在2002年11月23日的显要位置刊登了对《出售中国》一书的长篇评论。文章开篇就表示，黄的书“非常重要和富有洞察力”，尤其是“他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引入外国直接投资(FDI)的制度因素提供了新颖的观点和深刻的洞见”。

　　在国内讨论中印经济往来和FDI的文章中，黄亚生的观点也屡屡被提及。但让黄亚生感到“委屈”的是，他经常被当成反对FDI进入中国的代表，他的意见常被描述为“由于FDI的大量进入造成了国内投资的不足，外资严重冲击了国内的民营资本”。

　　不是FDI击垮了内资

　　黄亚生完全同意“外资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动力”的观点。

　　通过对民营资本比较发达的浙江和广东地区的调研，黄亚生发现，外资的进入并没有导致当地民营企业的衰弱，反而是民营经济越发达，该地区引进的外资质量越高。他甚至惊讶地发现浙江一些做衣服和鞋袜的民企，正在并购一些颇具规模的香港贸易公司，希望以此控制产品的销售渠道。

　　这也是黄亚生不赞成奇瑞汽车的抱怨的原因所在。在内地的报纸上，他看到民营汽车企业“奇瑞”抱怨说，中国对外资的开放使得国外品牌的汽车大举占领了国内市场。“这种情绪我能理解，但其分析完全是错误的，真正的原因在于国家一度对民营汽车企业的限制，客观上造成了对外资的倾斜。”

　　黄亚生再三对记者强调，自己一点都不反对外资，“其实我的意思正好相反：在我看来，是国内环境而非FDI压制了民营经济，浙江和广东的例子已经说明，外资和民营资本是互相协同而非彼此取代的关系。”

　　和大部分关注中国的海外经济学家们一样，黄亚生对中国民营企业家的能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你看哪些领域越早对民营企业开放，哪个领域的民营企业就发展得很好。较早开放的家用电器行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金融行业则是一个反例。由于对外资开放和国内民营资本开放时间都很晚，所以才造成如今“积重难返”的局面，并错失培养民营银行家的良机。

　　中国与印度金融业的比较更加深了他的这种遗憾。在黄亚生看来，印度在金融领域和产权保护方面的优势造就了印度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领域取得的非凡进步。

　　印度从1991年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下被迫改革。虽然起步落后于中国十余年，但是印度在金融领域开放的时间和步伐丝毫不落后中国。以QFII为例，中国只是在去年才开始允许合格的境外机构投资者进入中国证券市场，而印度早在改革后的第三年———也就是1993年就已经这样做了。如果进行纵向比较，这个时间相当于中国的1981年。

　　狭隘的比较和比较的目的

　　此前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对印度的了解匮乏，即使去询问银行证券行业的资深人士，他们也未必了解印度在金融领域的成绩。所以最近两年来，很多中国人像“一觉醒来”一样，开始对这个印象中只有“挤满人的火车”的邻国刮目相看，西方媒体的大幅报道更是助长了两国人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西蒙·朗在《经济学人》杂志上的中印调查报告甫一发表，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西蒙·朗的报告中主要说明了中国改革开放25年，取得了比印度好得多的成绩，他认为，印度需要学习中国的经济模式。但作为中印比较专家的黄亚生在仔细阅读完该文章后，对本报记者表示，报告中有些地方值得商榷。

　　“观点怎么样没有关系，但是怎么得出这个观点的过程很重要。”———黄亚生指出，《经济学人》报告认为中国在1990年代初国内生产总值才超过印度，但实际上中国早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起点就已经高出印度很多。按照权威的购买力平价的算法(数据可参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网站)，中国超过印度是1983年而非1990年代。

　　黄亚生表示，认为“未来属于印度而非中国”，是对他观点的断章取义。不管未来属于印度或者中国，在经济学家的比较范畴内，这个命题都陷入了一个狭隘的范畴。事实上更值得关心的问题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否比中国更具借鉴意义？为此，黄亚生写了一篇新的文章《中国应不应该向印度学习》，提出一个并不是全新的观点：正确比较两国发展应该着眼于软件基础设施和硬件基础设施的水平与数量。

　　这里的“硬件”指公路、机场、港口等，“软件”指国家的法律体系、规章制度和金融体系。黄亚生说，一个机场如果建成，所有人都可以看到，但是看出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改进就要难得多。建设软件的经济回报不是立竿见影式的，它只会逐渐显现。

　　两个有差异的发展模式可以引出下列追问：为什么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一直比印度快，但是为什么股票市场的回报一直比印度差？为什么宏观层面上中国一直比印度好，但为什么微观表现却一直比印度差？

　　黄亚生强调，中印最大的区别在于金融领域的开放程度，以及对民营资本的法律保护程度。

　　世界银行设计的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orld　Business　Environment　Survey)对中印两国金融市场状况的某些实质性差异提供了一些依据。在被调查的中国企业中，80.21%把融资作为阻碍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相比之下只有52.1%的印度企业有此困扰。

　　2001年，中国银行业向本国企业提供了2倍于印度的贷款，但中国的私有企业仍然面对更多的融资限制。“尽管印度的银行业落后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应该把不发达的银行体系(印度)和有偏见的银行体系(中国)区分开来对待。”黄亚生为此强调指出。

　　本来，黄亚生认为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根本不应该去和印度做比较。然而今天，中国经济的发展质量是不如印度的。“印度有很多发展的弱势，但是在软环境上克服了。一个好的环境会让弱势变得不那么突出。”

　　“浙江那么多活跃的、优秀的民营企业如果在上海、在北京、在天津，历史将会怎么样？”黄亚生感叹。

　　历史已经发生。我们只能知道已经发生的历史。或许还没有发生的未来将如关注两国的中国经济学家们所期望的那样：印度崛起的最大受益者是中国，它将逼着中国去正视自己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