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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杂志4月号
在中国人看来，经济增长问题与其他两个重要目标(改革和稳定)相比，实际上是处于次要的地位。如果领导层最终非要在这两个目标中选择一个，那么稳定始终是压倒一切的。
在过去的26年里，中国的权力机构在改革方面冒了很大的风险——显然认识到国有经济模式的失败，并且坚定不移地深信“市场化”体制是持续经济繁荣的惟一可行的解决办法。然而，在改革到了每一个关键的叉路口，任何决策都要考虑其对稳定的影响——即经济方面的稳定，社会方面的稳定，最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稳定。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经济过热所造成的紧张和压力对稳定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去年，为了替经济降温，政府出台了一连串的紧缩调控措施。随着产值增长慢慢放缓至截止2004年底的14.4%，我们有理由相信减速计划取得成效，久候多时的软着陆似乎已近在眼前。但刚公布的数据出人意料：中国2005年1—2月份的工业产值比去年同期平均增长了16.9%。这与1月公布的工业产值增长8.9%相距甚远。
不消说，工业活动的再加速是一个大倒退，预示着中国工业活动再度升温，其炽热程度几乎接近一年前的水平。此外，今年的增长绝对不能简单地与去年的情况作对比，因为它是在一年前经济已开始过热的基础上进行的。过度增长对原料的需求与压倒一切的稳定问题出现了矛盾。所以说，中国放慢增速仍然是中国领导层考虑的重要问题。因为领导层试图理顺增长、改革和稳定目标之间的关系。
温总理在3月5日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继续保持减速政策方针的必要性。他特别提到了固定资产过度投资，房地产泡沫，尤其是上海的房地产泡沫的危险。在他讲话的第二天，上海市政府宣布对部分上海房地产交易实行5%的资本收益税的措施。最近，中国人民银行也提高了住房抵押贷款在利率方面的要求。
北京的领导层告诉我们，使经济减速还会有更多的措施。
温总理最近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了稳定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即农村人口的经济压力。在最近其他几次场合下，中国领导层也对中国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收入差距扩大问题，以及掌握IT知识的人们与缺少这种现代技能的人们之间的“数字鸿沟”所造成的矛盾表示了同样的担忧。
当然，长期以来，中国的货币问题一直被视为金融稳定的关键。中国在处理货币问题上采取十分谨慎亦合理的态度。她衡量各种汇率机制的利弊，而维护整体“稳定”的考虑似乎已压倒内部争议的所有其他方面。对于正处在巨大转型期中的经济体而言，货币联汇被视为是保证其脆弱金融体系稳定的不可或缺的关键。中国有关货币的决定是又一次提醒了我们，在关乎稳定的问题上，中国不会冒任何形式的风险。
沉湎于五千年的内敛传统里，中国往往不太容易理解其在较广义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日千里的全球化步伐只会进一步突显这个潜在困难。维持现行联汇机制，中国向失衡世界发出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国家内部稳定高于对全球风险不断上升的考虑。
但是作为外向型经济体，中国将面临一个严峻的挑战，即中美贸易摩擦风险的提高。美国政治家和特殊利益集团在应对缺少储蓄的美国经济所不可避免的危险时遭受了挫折，他们会更加把中国当作“替罪羊”，借此来发泄他们的不满情绪。最近，美国参议院有两党议员联名要求立法，限令如果人民币在180天内未能达到升值27.5%的水平，美国将对所有在其国内出售的中国产品课以重税。尽管此等法案获通过的机会不高，中国维持联汇制度越久，中美贸易关系引起高规格的争议的机会便越大。
有趣的是，世界现在都相信中国拥有开启亚洲货币调整之门的关键钥匙。我则会把矛头更多的指向日本。广义人民币指数仅仅回到2000年初的水平，而日元指数则比五年前水平低了约18%。与此同时，以美元计算，日本2004年的经常项目盈余为中国同期的约4倍。所以就货币调整而言，我认为日本比中国拥有更大的行动空间。
(《经济》杂志记者牛丽静综合整理，详情请见《经济》杂志4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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