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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发展证券金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因金融证券的不发达而带来的负面后果还远非如此。例如，正因为证券金融不发达，我们中国人赚到钱后，恨不得每一分钱都存下来。我们总认为这是中国人勤俭节约的美德。
我要说的是，这个美德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美”。过分地强调勤俭节约，一个是不能让我们的资本和证券市场得到发展，另外呢，还带来很多其它后果。
喜欢存钱是一回事，但把积蓄的财富放到哪里呢？在证券市场不发达时，我们只能把储蓄存放到银行。如果银行也拿这些存款去做投资，同时这些投资又为未来的GDP增长带来贡献，那问题也有，但不会那么严重，这一点在此就不细谈。但实际的情况是，中国的银行已经有太多的呆坏账，银行拿着这些存款不愿意去做新的投资了。这在某种意义上又逼着政府为了促进内需而发行国债，对银行来说正是求之不得，买政府公债成了银行存款的主要去向，这样银行把老百姓的存款很容易就变成了财政部、发改委可以控制的钱。那这又有什么问题呢？既然老百姓不愿意花钱，那么政府就来代替老百姓花钱，这似乎不失为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但是，由政府来花别人的钱和老百姓自己花自己的钱，其效果是两码事。花自己的钱才心痛，才知道怎么花，才会花在最有价值的地方。政府替老百姓花钱存在很多的问题。首先，许多官僚拿着老百姓的钱做自己的政绩工程。花老百姓的钱是不会被老百姓问责的，即使有问责，由另一个官僚来评价我这个官僚的政绩的时候，他也要向其他官僚交待，他也会根据我这个钱是不是花在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上来判断，一层扣一层大家都只会把钱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硬件上。
比如，这些年投入大学的经费，原意往往是让这些大学改进教学和研究，但实际情况是相当多的投入都变成了大楼。当然，大楼也重要，但不能成为主要的去向。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衡量“好的教育”、“好的研究”上，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研究”？北大和清华的教育水平，谁的更好？如果以这两个学校学生毕业后的起薪来衡量，如果北大的高很多，那我们就认为北大的教育水平比较高。如果真如此，有人就说不能这样衡量，这太短浅。所以什么是好教育，是很难判断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相比之下，如果把教育投入用来盖房子，崭新的大楼是谁都看得见摸得到的，政绩显而易见。
因为你想，如果我是任何大学的校长，如果我是任何市长，假如我真的拿经费都花在提高教学质量和研究水平上，或用在改进人民生活质量上，那我才是笨蛋。为什么呢？你做的这些投入，由于你的任期是非常有限的，5、10年，暂且把这个放在一边不说。即使我未来20年都是某校长，我也不应该把10亿、20亿的投入到改善教育内容、教学质量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上。如果我真的这样做，那我的政绩，别人是看不到的。相比之下，如果我把这10个亿、20亿都拿去盖一栋栋大楼，而且不断地盖新楼，每一来访者就会说：你的大学真的变化很大，或者你的城市变化真大，这才是时代的进展。那么，我就能升官了。由此产生的结果，显而易见是资源的流失和浪费。
而如果我花自己的钱，花得好还是不好，划算不划算，我不必向任何人交代，只要我自己觉得应该花就行，不需要做表面功夫。
由此看来现今社会的许多弊病，在很大程度上，也和证券市场的不发达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我们的资本市场都很发达的话，那老百姓可以利用不同的金融产品，把钱投到银行之外的证券投资品种上，也不至于逼着政府去浪费。另一方面，老百姓自己也可去向未来的收入借钱，自己就可以更好的安排消费，让每一分钱用到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上面。这比把钱都交给银行，交给政府，让政府去花的结果要好很多。
讲演者小传
陈志武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86年去美国留学，放弃了攻读7年的计算机专业，转而学习经济，并于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曾经获得过墨顿·米勒奖学金。现在是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生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专业研究金融经济学、财务学理论、证券定价、新兴资本市场以及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问题，在大量一流财经类学刊发表研究论文，涉及从股票定价和期权定价理论到有关外汇、资本市场发展、基金管理和投资战略的研究。最近几年，主要研究中国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制度构建及优化问题，以及其他新兴资本市场问题。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中，陈志武教授的排名是第202位。他的专业领域为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市场以及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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