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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干预能让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吗？优秀企业家能靠选拔产生吗？“经营问责制”能解决国有企业的代理问题吗？
文/韩朝华
国资委的组建，曾被普遍视为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的一项重大
制度创新。在2003年国资委挂牌前夕，曾有不少国内外媒体预言，国资委的组建将加速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和产权多元化，乃至“国退民进”。但从国资委组建至今近两年的情况来看，这样的预言显然是落空了。尤其是近来国资委领导人的一些公开表态显示，国资委的主要工作重心已不是实现政企分离，并使国有资产的运用和管理从企业经营转向更多样化的资产经营，而是扩大国资委自身对企业经营管理的直接干预，“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还有人明确表示，国有资本不应该退出竞争性领域。一个大权在握、高度集中的国有企业新“婆婆”已经若隐若现。
这样的政策取向似乎有向传统体制回归的意味。之所以至今仍然会在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的改革上出现犹疑、动摇、甚至退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些重要的认识障碍有待澄清。
认识障碍一：中国仍处于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产业和企业不具备与国际大企业抗衡的实力，因而在国内市场日益开放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干预，组建一批大型国有企业以应对国际竞争。
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将竞争力的大小简单地与企业资产规模的大小划等号，以为靠行政干预就能组建出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强势企业来。其实，竞争力只能来源竞争实践，真正能适应国际竞争的企业必须靠企业自己在竞争中拚杀出来，而不可能在政府的扶持、保护、优惠下成长起来。离开了政府保护就难以赢利和生存的企业，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呢？
有些人或许会想像，由政府扶持国有企业同样可以参与市场竞争，并从中获得核心竞争能力。但是，这些人忽略了一个根本问题，即政府的行政权力本身是不受竞争的。当政府运用行政力量扶持国有企业、干预国有企业时，必然弱化国有企业本身的风险意识和责任约束，并使国有企业处于不同于一般民营企业的特殊地位，获得某种垄断权势。世界各国都有一些国有企业，但多数国有企业所承担的使命都不是赢得市场竞争优势，而是以某种方式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某些政策性的社会目标。试图靠国有企业和政府干预来赢得国家的经济优势无异于缘木求鱼。
认识障碍二：私营企业所以成功，主要是因为有了胜任的企业家。从理论上来讲，政府主管部门也可以像私营企业的董事会、股东大会一样选拔和监督企业领导人。
从单个企业的角度来讲，这样的理解是没有问题的——要想搞好企业，必先找到胜任的企业家。但是，要知道，每一个私营企业的这种努力能否成功是高度不确定的。在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是否成功，这个企业的领导人是否优秀，无法事前确认，只能事后验证。作为社会整体，要想发现大批的优秀企业家，只能靠“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传统民间智慧，而不可能靠“伯乐相马”式的“理性预测”。
私营企业成员的总体素质可能比不上国有企业，但私有经济部门在试错方向和探索路径上的高度发散性和多样性却保证了私有经济部门在总体上的高成功率。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人由政府集中选拔，其个人素质有可能优于自发形成的私营企业主，但其经营多样性和发散性远远比不上民间的自由竞争，从而使国有企业在技术和经营上的成功概率也就必然显著低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私有企业部门。
认识障碍三：传统国有企业体制的主要问题是国有部门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无需对经营失败和亏损承担个人责任。所以，只要能够强化经营问责机制，推行严格激励和惩罚制度，就可以在政府的行政控制体系中模拟市场竞争效应，抑制传统国有经济体制中的代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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