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体制的弱势本币而言，要遏制当前越来越激烈的全球膨胀的汇率投机行为冲击本国经济，汇率政策不能给出任何升值信号，尤其不能给出“渐进小幅升值”的信号。更深一层，中国应在G20等国际舞台上，提出推进金融资本全球监管的有效方案，为经济发展争取到更宽松的、自由度更大的国际大环境。

　　左晓蕾

　　笔者昨天说，新加坡金管局宣布新币升值，引发亚洲货币投机资金的大集结。今天要说，如果人民币发出升值信号，等于发出全球货币投机资金的“集结号”。

　　对于人民币来说，最担心的两个问题，第一，境外“不可交割远期市场”的大规模炒作，可能把人民币升值的所谓“预期”不断推高；第二，人民币升值，加上加息的可能性，将吸引大量短期套利资金流入中国。这对现阶段我们的流动性管理和资产价格调控是非常不利的。而资金套利后大规模流出中国，容易带来恐慌性资本流出。在全球的风险交易没有得到限制，投机性资本全球流动没有得到有效监管之前，要保证经济形势的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可能是最优选择。

　　千万不要低估投机资本规模和投机行为的力量。投机人民币的资金早就集结香港，日交易数万亿，空前活跃。近期短期外债大幅增加，不排除与布局人民币汇率投机行动有关。为此，我们不但要注意投机资本的规模本身，而且还要注意当巨量资本向同一个方向运动所释放的能量。

　　对于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体制的弱势本币而言，要遏制当前越来越激烈的全球膨胀的汇率投机行为冲击本国经济，最重要是汇率政策不要给出任何升值信号，尤其不能给出“渐进小幅升值”的信号。

　　政策发出升值信号，实际上是“兑现”汇率投机前期的所谓“预测”，而渐进小幅升值更无异于创造了无汇率风险的环境，将积聚和调动更大规模的投机资本押宝本来虚拟的升值“预期”。新元这次升值，实际效果便是极大地刺激了投机活动，对新加坡经济，对整个亚洲经济，都可能增加更多不稳定的因素。新元与人民币还不可同日而语，人民币的任何“一动”，都可能更大地刺激外汇投机，加剧对全球和中国经济复苏和稳定的干扰。

　　在汇率决策上，我们不能简单套用经济学中关于货币、汇率、资本的一些结论，特别是升值防止通胀，升值防止投机，升值防止资本流入等观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些结论的前提条件已完全改变。简单套用这些结论，可能带来出乎意料的被动结果。中国在上一轮“小步逐渐升值”以后，资本不断流入，资产价格不断膨胀，通胀水平大幅上涨至超过8%，两倍于当时政府设置的通胀可承受的4%的经历，足以从实证的角度警示我们简单套用某些经济结论的严重后果。

　　更深一层，中国在G20等国际舞台上，要坚持推动金融资本全球流动一定要纳入全球监管新规则的确立。国际金融市场的秩序是发达金融市场国家制定的，在金融资本在全球自由流动但金融资本的各自监管是最主要的规则和框架下，不论吸引资本流入平衡国际收支，还是金融资本带来的风险收益，美、英都是最大的受益者。虽然金融资本的非理性膨胀带来全球危机，美、英都在强调加强各自的监管，但坚决反对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全力维护金融资本全球的投机行为，不仅在汇率市场上，而且在石油以及大宗商品市场上肆意扭曲商品价格的投机行为。

　　而在受到这次百年不遇危机的重大损失以后，以法国，德国为主的欧盟，不断呼吁强调加强全球监管。如果这个“规则”被改变，对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是非常重要的。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一旦受到全球监管，就意味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再是天经地义的，每个国家都可根据各自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承受力，对金融资本进行必要的监管和限制。这样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新秩序，将颠覆“华盛顿共识”的金融自由化核心内容。

　　资本的全球监管，等于给发展中国家设置一堵有效的防火墙，在推动国际化进程中，减少因限制高风险金融资本在全球流动而带来的政治压力。

　　对金融资本实施全球监管的根据是，金融资本与直接投资资本是完全不同的属性。直接投资资本对资本流入流出方都有益，这得到国际贸易理论和实践的证明。发展中国家对于直接投资资本有较大需求。但是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是否能带来全球多赢，在理论上并没有被证明，但金融资本的过度投机，在实践上已被一再证明曾屡屡给地区和世界带来极具破坏性的风险甚至危机。发展中国家并不需要追求高风险、高收益的金融资本的快速流进流出，发展中国家的金融体系，需要防火墙抵御资本大进大出带来的风险和危机，渐进稳定地推动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发展。

　　发达金融体不遗余力推动金融资本的全球流动，又百般阻挠对金融资本的全球监管，对于不断被逼开放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产生巨大的风险敞口和危机。这是非常不公平的游戏规则。中国应该联合法、德以及G20峰会中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以及所有具有同样诉求的利益主体，提出推进金融资本全球监管的有效方案，推动全球金融监管体制的重建，以求得一个对弱势金融主体更公平的全球金融新秩序，为中国经济发展争取到更宽松的、自由度更大的、不会动辄就受到逼迫和压力的国际大环境。

　　(作者系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