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光绍：路径选择是我们认真思考和关注的又一重要问题，既要又好又快地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同时又要很好地防范风险和维护金融的稳定。这个问题在当前金融危机情况下，就显得具有更直接的重要意义了。这次与以往不同，过去的金融危机比如拉美金融危机以及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在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地区，而这次金融危机直接从金融市场最发达、最完善、也是金融实力最强的美国爆发，而且对全球造成了这么大的影响，因此人们对金融业的发展、对金融的创新、对金融开放都不能不产生诸多疑惑，提出一系列问题，怎样才能既要推进发展又要减少风险值得认真思考。大家开玩笑说，“老师都犯了错，学生怎么办?”我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无论是成因、影响还是危机后美国政策的调整，都要作冷静的分析、客观的评价和科学的预测。面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对维护全球金融经济稳定的一个贡献。

　　当前怎么更好地、更加有效地来制定我们自己发展的路径，显得更为重要，实际上这也是一个要向世界回答的问题。中国下一步在金融发展方面要怎么办，中国过去的发展思路还变不变，金融改革、创新、开放会不会变，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问题就是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下一步要怎么办？必须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上海在建设路径的选择上还是要加快发展，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一样，分析差异才能找到我们自己发展的立足点。第一个差异是发展阶段不一样，美国是高度发展其金融业，以至于发展得过度，牵连了实体经济。而中国只是初步发展，尚不能适应实体经济的需要。中国是处在低端，实体经济以及整个经济的发展需要完善金融服务，但是现在金融还跟不上，因此要加快金融业的发展。第二个差异是运行机制不一样，美国是高度市场化的机制，在这个机制下，监管也是完全市场化的，这种机制下就产生了华尔街超级怪圈。那么中国是什么情况呢，中国总体上来讲是市场化机制不健全，金融压抑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所以我们要加快市场化进程。第三个差异就是开放的程度不一样，美国的金融市场体系具有全球影响力。以美元为核心的金融市场体系是利用全球的资源为美国自身的发展来提供强大的金融资源支持。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影响力、控制力相当有限，也没有标准的制定权。总之，我们和美国处于发展的两端，这就决定了中国金融改革发展需要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需要加快，以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越是在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越是需要把握好各个方面的协调，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创新与监管、市场与监管、创新与风险防范的协调，企业经营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都需要完善，我们在加快发展的同时必须要处理好这些关系，实现协调发展、有序发展。先发展什么，后发展什么，优先发展什么，需要很好的制度安排。这样才能使我们的加快发展落到实处，才能实现加速发展，否则就是欲速则不达。我们的金融市场自身也有很多教训，包括曾经在上海发生的国债期货风波都给我们以教训，这次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应该给我们更深刻的警醒。因此，在建设的路径方面，我们要更好地思考，寻求加快发展的同时，更好地防范金融的风险与维持金融稳定。

　　记者：这次金融危机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有哪些影响？从国际金融中心金融安全的角度来看，应该汲取怎样的教训？

　　屠光绍：艰难的经济环境究竟为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什么样的机遇与挑战，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做深层次思考与研究。因此韩正市长建议明年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将以汲取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促进上海经济转型为主题。今年在以“回顾与展望——全球化进程中的上海”为主题的咨询会上，专家与企业家们认为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既带来挑战，也带来了机遇，上海应趁机加快建立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设施，例如交通运输、安全供水、洁净能源等。专家们还建议汲取美国和英国等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实施中的教训。中国不能通过大量的放松监管来鼓励更多的金融活动，而应当通过提供谨慎、妥善的金融服务来吸引它们，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很好的金融中心。这些都是很好的意见。

　　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给了我们更多的警示。金融一旦出问题便很有可能引发系统性的风险，涉及面大、传导过程快，金融产品、金融机构和整个市场都会受到影响，最后也会危及到实体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要看到，金融越是发达，出问题后对经济的影响就越大。在我们加快发展的过程中，要对金融风险给予高度关注。

　　不少人认为金融危机给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带来了机遇，的确，我们可以把更多的金融服务吸引到上海，对于我们的机构“走出去”来说，也是一个机遇。更重要的是，通过汲取反面的教训，我们可以清楚地找到自身不足。相信在这次金融危机过后，中国的金融业会更加成熟，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也会在更高的起点上发展。

　　记者：把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一项国家战略。下一步，在建设方式上怎样做到既要强化中央的政策支持，又要发挥地方政府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呢？

　　屠光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方式也是我们反复思考的一个问题。在建设过程中，既要强化中央的政策支持，包括金融管理部门的政策支持和指导，同时又要发挥地方政府、地方层面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一项国家战略，当然需要国家来推动和统筹其发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十几年的建设过程中，尤其是在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要求越来越明确，越来越具体。比如说扶持和培育技术创新型第三方服务企业，大力发展科技服务业；运用信息技术和现代经营方式改造提升传统商贸业，加快现代商贸业发展步伐；整合建立区域内综合性的软件服务公共技术平台和公共信息应用平台，培育创新型特色化的软件服务和信息服务企业，积极发展增值电信业务、软件服务、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和互联网产业，等等。总之，中央政府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一直给予积极的政策支持，目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下一步如何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一些新的措施。

　　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也必须发挥积极的推进作用。下一步，上海市政府首先应该在地域规划方面加大力度去做好工作。伦敦前市长利文•斯通认为伦敦金融中心的特性就是集聚效应非常强，纽约取得成功、伦敦后来居上，在地域规划方面有非常值得总结的经验。第二个是关于基础设施方面，金融业总体而言是属于服务行业。包括从交通到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集聚机构、集聚人才以及金融行业之间信息的充分交换都非常重要。因此我们也在总结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上海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还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地方政府积极地来推进。

　　再比如信用环境。上海既然要进行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信用环境非常重要。必须使上海在国内的信用环境中是一流的，才会有国际竞争力。我们最近在说中小企业融资难，一方面，我们需要金融机构改进服务，另一方面，有一个很大的缺失，就是信用环境不行。金融机构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时候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小企业的信用情况不理想，贷款风险非常大。上海正在争取人民银行的支持，来更好地完善信用体系，应该说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开端了。在信用管理方面，上海应该走在最前面。这既是上海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将来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一个基础。所以在信用环境建设方面，我们要加大工作力度。

　　再比如法制环境。国际上对金融的信用与法制环境方面的要求非常高，举个例子，我们国内的同行一般都会问上海有多少家金融机构，多少金融人才，而国外很多人则首先会问到上海的法制环境。这实际上说明法制环境、信用环境是金融发展的通行证，应当说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金融纠纷裁决、诉讼方面也需要更有效的法律支撑，需要我们地方法规和政策的配套。国际金融中心在文化创意、国际化人才聚集、人口布局方面要求都非常高，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方面，地方政府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上海正在抓紧在诸多软环境方面制订地方层面的立法，相信这会对促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