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目前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会不会变大？并请您谈一谈未来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当中的地位。

　　杜马斯：中国经济的地位决定了人民币必须在世界货币金融市场上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目前，工业化国家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例为50.5%，而到了2017年，这个比例将降至44.5%，这就是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增长的成果。未来十年，全球经济规模增加值的28%将由中国单独提供，超过了整个发达世界的贡献度。但是，如果人民币要在全球发挥更大的作用，汇价自由浮动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前提，如果在汇率和资本流动方面的管制不放松，那么它在未来很难成为国际上的储备货币。简单地说，如果我们在伦敦、在东京不能看到人民币，我们又怎么会使用和兑换它呢？

　　我们说人民币升值虽然会对出口造成不利影响，但却是中国走向内需、提高经济效率的必要条件，也是降低中国外汇储备双顺差管理风险的一条路子。这个升值的过程将是很漫长的，以日本和德国为例，这两个国家汇率的上升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了90年代初，用了25年左右的时间。从1967年到1997年，德国马克升值2.5倍，排除通胀，每年升值3%。日元同期也大致升值了3.5倍，每年升值 4.25%。人民币在2007年一年就升值10%，但未来一年的升值速度可能将不会那么快，但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对我来说，人民币的升值恰恰为中国的储蓄者提供了一个改善自身状况的机遇。过去25年，中国持续发展，人民一直担心的是收入问题，现在，他们应该担心的是资本问题，如何有效管理运用好这些资本，是一个政策层应当首先思考的问题。

　　记者：您如何评价欧美最近的救市措施？

　　杜马斯：次贷危机使得美国的金融机构的信贷坏账和不良资产急剧上升，涉及次贷环节的银行、保险公司都面临着严重亏损或者破产的问题。因此，美国政府的大规模资金注入，帮助和解决了企业眼前问题，可能是见效最快的救市方式。但如此密度和强度的拔苗助长难免有点急于求成，更多的是为了稳定投资者的情绪，所以出台的政策可以说都是短期的，而且成效也将是不乐观的。

　　一年前，次贷危机爆发的时候，MBS、SPV、CDS等产品的价值缩水，都说明了银行系统的问题是在资产方面而不是在负债方面，是这些抵押衍生金融资产出了问题。所以目前最应该做的事情是集合金融机构的研究部门和市场部门，在次贷真实价值的基础上分析各类资产的价格，再造一个资产交易市场，而不是去简单地替银行还债。

　　美国私人非金融部门的债务水平极高，今年第二季度美国每创造1美元GDP 的负债增加是2.5美元。那么在未来五年，在负债已经很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还能通过借债实现吗？我看基本就不需要了。那么还要那么多银行和银行家做什么呢？那么那些经营不好的银行，还有什么必要留下呢？政府又何必用纳税人的钱去给这些注定要被洗出去的金融机构剥离不良资产呢？

　　我认为从债务角度来说，信贷的萎缩并不是问题，而是一个解决资本市场痼疾的方法。从一年前到现在，美联储开始降息，这等于是刺激借债行为，而在一个债务水平如此之高的经济体里，如此行为真是适得其反，等于是你给了一个酒精中毒的人一杯威士忌，必然加剧市场道德风险，为更严重危机埋下隐患。此外，最近的一系列计划将加大政府财政赤字，使政府以后刺激经济的政策空间大幅缩小，这都是明显的短视行为。

　　英国购买银行股份仍不失为是一个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举动，因为英国相对美国经济总量较小，并且，即使它的大银行购买了次贷产品，但是由于英国本身没有这些产品的交易市场，英国被迫从负债角度处理银行危机是无可厚非的，但美国并不适用。美国的问题就是摆在它们市场上的，因此美国应该以资产市场有所作为，创造一个交易市场来处理这些证券产品，即使正确评估它们的价值是不太容易的，但至少能为下一步解决提供机会。而美国只为了保全其金融机构而忽视了全球资本市场的修复，这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做法。

　　记者：这次金融危机对监管部门有怎样的警示？

　　杜马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让人们记忆犹新，但我们面对这次次贷危机时，并没有显示出比十年前更强的抵抗力。过快的金融创新、时髦的放松金融监管，有时并不是一件好事。制度放松不是自由主义经济的所有内容，更不能步入“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误区，现代金融市场更需要良好的管理和良好的机构设置。

　　以英国为例子，1997年之前，银行监管和货币政策制定都集中在英格兰银行， 1998年之后英格兰银行独立执行货币政策，银行监管职责交由后来组成的金融管理局。新机构职能比较弱，监管资源不充分，反应速度也不够快，而英格兰银行货币政策的实行又缺乏行业监管的配合，对英国金融体系表达了过分的乐观，在提供最后贷款人紧急援助决策时又过于保守。北岩银行危机的爆发虽然是由次贷直接导致，但也是英国监管体系的一次失败。希望这次次贷危机的教训能进一步推动英国集中监管改进效率。

　　与英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美国存在着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金融监管机构。在它们之间形成了专业化的比较优势，相互的竞争又形成了权利的制衡，但这往往会造成政策合力不足，对潜在危机的处理标准不能达成一致。随着金融市场产品创新的发展、领域交叉的涌现和风险的隐蔽传递，监管领域的重叠和空白却越来越严重，风险无法得到全方位的覆盖，在危机袭来之时监管部门的反应出现了迟钝。因此，从以上这些教训得出，不管经济自由程度如何，监管都不能以多少来论，而应该有自己的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