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的困难在哪里？我要强调的是，要实现转型，关键因素是要有个好体制。好体制靠什么？要靠改革。不单要靠经济改革，也要靠政治改革。

　　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解放思想，怎么解放思想，解放什么思想？第二个问题是，广东的经济转型怎么转？第三个问题是，转型已经提了很多年，为什么转不过来？

　　破除思想禁锢，超越“东亚模式”

　　我们过去认为日本、韩国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起了好作用，其实不然，在一段时间它有好作用，但是到后来必须要市场化。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破除一个思想上的禁锢，总认为东亚模式容易跟社会主义接轨；不破除这个禁锢，实际政策更加调整不了。

　　先谈第一个问题。就像很多报刊说的，解放思想不可能一劳永逸，它是一个与时俱进、永无休止的过程，这是就一般来说。特殊地说，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确立的改革目标比较模糊。改革最初几年，摸着石头过河，实际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体制目标。当时上上下下，都认为原来的情况不能继续下去，就用白猫黑猫的逻辑，不管什么办法，只要有利于恢复经济、发展经济都可以试试。但人们很快意识到，这样零敲碎打还是不行，还是要建立起一个能够有效运转的社会体制。于是开始讨论改革的目标模式。

　　我们学习的目标模式大体有四个，最先是学苏联。斯大林去世三年后，即1956年，赫鲁晓夫启动了经济改革，但这个改革不太成功。稍有成效的是1965年的柯西金改革，内容是扩大企业自主权，实际是改良的计划经济。我们有些同志就认为，可以采用苏联这套办法。主要的试验是1970年代末的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从四川开始，很快推广全国，主要的国有企业都进行了这方面的改革，但结果仍不理想，1980年代就发生了严重的经济问题。所以从1981年起进一步调整国民经济，其实就是这个改革失败了。虽然一直到1992年的国有企业转制条例，都强调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没有人再把它看成一个改革目标，它的影响大大削弱了。

　　第二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实际1970年代末就开始为一批经济学家比如于光远、刘国光、董辅礽等所提倡的东欧模式。所谓东欧模式在经济学理论上讲，就是以兰格为首倡者的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码事，它是在保持国有制统治地位和保持计划经济条件下引入某些市场机制，用兰格的弟子布鲁斯的说法，就叫做“内含有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个东西一时很热，但很快，人们对它的希望就幻灭了。原因两个，一个是主持东欧改革的经济学家在中国讲学时，自己都承认这套不成功；另一个是实际情况不理想，捷克因为被苏联占领，没法改革；波兰因为团结工会跟政府的冲突，改革也进行不下去。匈牙利走走停停，到1980年代初干脆陷入困境。这种模式的影响也就逐渐削弱了。

　　1980年代中期左右，占主导地位的是另外两个模式，一个是东亚模式，就是以日本为首的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再一种是欧美模式，我们把它叫作自由市场经济。大体上说，领导干部偏爱东亚模式，比如小平同志最推崇新加坡，国家经委偏爱日本通产省，国家计委偏爱韩国企划院。而受过现代经济学训练的经济学家，都偏爱欧美模式。但他们对大的方向没有分歧，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共同面对计划经济，他们都反对这个东西；另一方面是因为，即使主张欧美模式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在市场没有发育起来之前，政府要承担一些调节作用，这样就结成了一个联盟，大家都赞成要搞市场经济，至于政府作用的大小问题，可以存而不论。但这一点就变成了我们目标模式上的一个模糊之处。从理论的完整性来说往往表现为第四种模式即自由市场经济，但具体到政策上，往往表现为第三种模式即政府主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