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获得了巨大发展，目前已步入人均GDP2000美元-3000美元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个新阶段里，中国面临着一系列严峻挑战，需要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中国过去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由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

　　这种增长方式曾经有效地支持了中国经济的超高速增长。但是一些问题也在近年来逐步显现。从要素投入驱动看，出现了这样一些挑战，而且越来越严重。第一，大量的土地和自然资源的投入，造成了资源的短缺和环境的破坏。第二，由于资本要素的超常投入，引致了投资和消费的失衡。第三，超高速的增长是靠大量的劳动投入实现的。在早期阶段，大量廉价、低成本的劳动投入没有遇到太大的问题。但是在近年来出现了新的问题，就是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

　　三年前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所长蔡昉教授，根据大量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个论点，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这就意味着刘易斯说的劳动无限供给的情况已经过去了，出现了劳动力供给的紧缺。他们做了大范围的调查，发现包括边远地区的农村，可以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转移出去了，农民工的工资从2003年开始出现持续的上升。这是一种观点。还有一种观点，美国一些研究中国城市化的学者认为蔡昉教授做的论断是不准确的，根据他们掌握的数据，中国目前至少还有1亿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

　　我曾经请他们两方做过对话。我的判断是，双方说的都有道理。蔡昉教授说的是能够转移出去的劳动力基本上都转移出去了，他并不否认现在农村还有大量的应该转移，但是没有转移出去。另外一方说的是，在工业化过程中需要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还有大量没有转移出去。这里的关键点，有一部分农村的劳动力，因为体力的原因，因为有家务负担的原因，因为文化和技术水平太低的原因，不能、也不可能转移出来。所以对于城市非农产业来说，劳动力的供应确实出现了一个转变，过去的无限供应情况已经不存在了。继续用过去的增长模式来支撑我们进一步的增长，就发生问题了。这是从要素投入看。

　　从出口需求驱动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个角度看，问题发生得比较晚一点。大约在本世纪初期，中国也出现了东亚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和地区在20年前出现过的类似问题。这就是出口企业、出口产业技术水平低，主要是从事一些低附加值的加工，因为出口数量扩张造成的和我们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贸易条件恶化，同时，外汇存比大量增加，本国货币(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出现。要改变这种状况，亟须像当年的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一样，调整出口导向政策。但在没有得到及时调整的情况下，中央银行为了抑制本币升值，负担非常重，也使得货币政策实施的空间变窄。因为大量收购外币，造成了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引发了资产泡沫的形成和通货膨胀。正因为此，中国迫切需要促使经济发展模式从要素投入和出口需求驱动向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转变。

　　问题出现以后，中国的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都做了许多工作来寻求解决办法。他们研究了发达国家和东亚国家的经验及教训。西方国家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主要的途径是：一、劳动力从低效部门向高效部门的转移；二、基于科学的技术广泛运用；三、服务业向各个行业渗透和它的独立发展；四、信息化。这些研究的成果正在变成中国政策方面的实践。特别表现在第十一个五年规划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