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调高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已经错失，如果强行调整，企业的成本上升，一定会增加企业失败的风险，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周春生/文

　　一直以来，我国的能源价值就处于被低估的状态。因为“中国制造”是以低价能源以及低价劳动力为代价的，这也是我国能源方面的基础战略。国家对能源主要采取补贴政策，在总体生产成本低的情况下，企业往往倾向于不断扩张。

　　因此，“低价能源战略”容易导致实际产能大于潜在产能及产能过剩的情况。如果能源价格不调整的话，我国经济产能过剩的现象将可能会持续。特别是考虑到今年以来国际上各种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我国能源价格的上调压力很大。可以说，我国能源价格上调是大势所趋。

　　但是我们认为，调高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

　　首先，结合我国现状来说,国家应该在通胀处于低位时进行调高，但目前我国通胀率居高不下，CPI在今年可能也难以大幅回落。

　　再者，日化用品、化妆品等基础原料就是油脂，与油脂有关的衍生原料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下，今年以来价格大幅上涨，涨幅为5%-50%不等，如果再进一步调高能源价格，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全面性上涨，进一步加剧全面通胀的压力，不利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

　　第三，我们知道，日常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对富人不是问题，而对穷人则会带来压力，太多的穷人消费不起能源，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

　　从国家角度来说，重视能源问题，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两大目标，即国家战略目标和民生目标。能源价格调整作为我国能源问题的核心环节，必然要服务于这两大总体目标。

　　一方面，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我国面临的难点是对国际能源定价机制缺乏影响力，在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时很被动。对此，长远来看，能源价格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对接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要运用价格机制来真实反映能源企业成本，限制过度开发带来的高利润，引导企业利润流向，缓解“中国资源需求威胁论”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民生角度看，在某些情况下，能源价格过度市场化可能会使公众利益受损。与国外相比，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都远远落后，因此虽然能源价格低于国外，但实际公众支出成本的相对比重可能会更高。

　　我们再从电力公司的角度看，其成本主要是煤炭和输电网上网费，如果调高能源价格，输电网建设成本必然提高，那么煤价和输电网上网费必然会同时夹击电力公司的利润空间，也会进一步增大电费的上涨压力，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如果任由这种机制发展，可能导致电力供应短缺的现象加剧；如果任由发电企业长期亏损，那么投资者会退出这一领域，电力短缺现象将更加短缺。而在目前CPI高企的情况下，居民和企业已经无法接受电费的上涨，所以调高能源价格的时机有待选择。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调高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已经错失，如果强行调整，必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我国将会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付出相应代价。如果一定要调整能源价格，调节企业的能源价格会优于调节居民的能源价格，但企业的成本上升，一定会增加企业失败的风险，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作者现为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