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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春生:调高能源价格最佳时机已丧失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5月28日 14:06  《长江》杂志

  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调高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已经错失,如果强行调整,企业的成本上升,一定会增加企业失败的风险,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周春生/文

  一直以来,我国的能源价值就处于被低估的状态。因为“中国制造”是以低价能源以及低价劳动力为代价的,这也是我国能源方面的基础战略。国家对能源主要采取补贴政策,在总体生产成本低的情况下,企业往往倾向于不断扩张。

  因此,“低价能源战略”容易导致实际产能大于潜在产能及产能过剩的情况。如果能源价格不调整的话,我国经济产能过剩的现象将可能会持续。特别是考虑到今年以来国际上各种能源价格的不断上涨,我国能源价格的上调压力很大。可以说,我国能源价格上调是大势所趋。

  但是我们认为,调高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已经丧失。

  首先,结合我国现状来说,国家应该在通胀处于低位时进行调高,但目前我国通胀率居高不下,CPI在今年可能也难以大幅回落。

  再者,日化用品、化妆品等基础原料就是油脂,与油脂有关的衍生原料在国际原油价格上涨的影响下,今年以来价格大幅上涨,涨幅为5%-50%不等,如果再进一步调高能源价格,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全面性上涨,进一步加剧全面通胀的压力,不利于国家构建和谐社会。

  第三,我们知道,日常必需品价格的上升对富人不是问题,而对穷人则会带来压力,太多的穷人消费不起能源,就有可能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因。

  从国家角度来说,重视能源问题,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两大目标,即国家战略目标和民生目标。能源价格调整作为我国能源问题的核心环节,必然要服务于这两大总体目标。

  一方面,从国家战略角度看,我国面临的难点是对国际能源定价机制缺乏影响力,在国际能源价格波动时很被动。对此,长远来看,能源价格走向市场化、与国际对接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要运用价格机制来真实反映能源企业成本,限制过度开发带来的高利润,引导企业利润流向,缓解“中国资源需求威胁论”的影响。

  另一方面,从民生角度看,在某些情况下,能源价格过度市场化可能会使公众利益受损。与国外相比,我国人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都远远落后,因此虽然能源价格低于国外,但实际公众支出成本的相对比重可能会更高。

  我们再从电力公司的角度看,其成本主要是煤炭和输电网上网费,如果调高能源价格,输电网建设成本必然提高,那么煤价和输电网上网费必然会同时夹击电力公司的利润空间,也会进一步增大电费的上涨压力,从而在更广的范围内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如果任由这种机制发展,可能导致电力供应短缺的现象加剧;如果任由发电企业长期亏损,那么投资者会退出这一领域,电力短缺现象将更加短缺。而在目前CPI高企的情况下,居民和企业已经无法接受电费的上涨,所以调高能源价格的时机有待选择。

  总之,在当前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下,调高能源价格的最佳时机已经错失,如果强行调整,必然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我国将会在经济和社会稳定方面付出相应代价。如果一定要调整能源价格,调节企业的能源价格会优于调节居民的能源价格,但企业的成本上升,一定会增加企业失败的风险,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作者现为长江商学院金融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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