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得到的 失去的 梦想的

　　旧邦新命三十年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这句灼灼大言激励了中国智识阶层数千年，它既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见证，也是中国文化繁衍不绝的象征。然而，当1840年西方文明的坚船利炮将烂熟的大清帝国打得灵魂出窍，西方文明以“覆盖”和“刷新”的姿态站在了已经封闭自守的中华文明面前，此后整整100余年，泱泱大族一直努力着的工作就是死力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做一个十分痛苦且非常不愿意的选择：从一个相对封闭的系统、从一个为长治久安而精巧进化而来的文明体系和精神传统，转变成一个更加开放和竞争的体系，变成一个不得不遵从“丛林法则”的体系。简单地讲就是先“救亡图存”，然后谋求发展，最后以更高层次的对外文明或国际文明实现“旧邦新命”。

　　于是，当1949年新中国成立实现了“救亡图存”后，顺理成章就有了1978年后“谋求发展”的改革开放。这个时刻，被李鸿章称为“三千年大变局”的近代中国，终于走出了多灾多难的“峡湾”，开启了浩浩汤汤一去不返的改革开放大潮。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此时第一个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顾准去世已经四年。陪伴这位恩师走过最后时刻的吴敬琏，坚定地把自己研究的重点转向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的比较研究方面，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想法——走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道路。30年来，这个目标对他而言，没有丝毫的退缩、摇摆或偏离，只有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坚定、越来越自信。

　　1978年，鲁冠球把村里一个生产农业机械的小作坊，做了“战略调整”，集中力量专业化生产汽车万向节，走向了全国市场。4年后，这位“能人”在此基础上悄悄搞了产权改革，以责任承包方式成为全国获得自主创业、自主经营权力的“凤毛麟角”人物之一。30年后，与他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同为“全国优秀企业家”的绝大多数人几乎萧条殆尽，鲁冠球掌舵的万向集团却成为中国企业走向未来的标本式企业。

　　1978年，绰号“何管理”的何光远，刚刚摘掉“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帽子，“临危受命”到长春拖拉机厂去拯救这家几乎崩溃的农机企业。由于锐意企业变革和引入西方管理经验后带来的积极变化，使得领导急切希望他把在局部取得的成效变成企业改革的普遍经验。于是，短短四年内，何光远从长春市任常务副市长到农机部副部长，再到机械部副部长……自此走上领导整个机械行业变革的道路。

　　还有1994年以“知天命”之际出任摩托罗拉(中国)总裁的赖炳荣，作为跨国公司进入中国的先行代表人物，第一次通过摩托罗拉在中国的四大发展战略，即“投资与技术转让、管理本土化、配套产品国产化、合资企业与合作项目”，提出了跨国公司中国“本土化”的“双赢”概念。在他深入与中国改革开放进行商业融合的同时，MOTO这个美国电子市场中的老五，一度成为多个领域产品的全球第一。由此，也引来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涌入中国的大潮。

　　正是无数像他们一样在“旧邦新命”的使命召唤下坚持着自己的理想和事业，最终构成了三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景象。温家宝总理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演讲时可以底气十足地强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开始，中国选择了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通过引进国外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进行消化、吸收和再创新，大大提高了中国的生产力水平，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现了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对外开放各项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然而，正如秦晓在《“中国现代性方案”求解》一文中所言，“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一个相对集权的政治体制下，成功地启动和实施了从计划向市场体制的转轨，保持了近10%的年经济增长率。人民的福祉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国家的经济实力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在这一进程中，也出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早期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病态。

　　“前者如贫富、地区差距拉大，官商勾结、腐败滋生，道德失范、信用破坏，环境生态恶化、资源浪费等，后者主要表现为人的精神世界的孤独和异化、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人与大自然关系的冲突等。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成为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而对西方主流现代化理论却是一个难解的谜：中国在发展中所显现的问题又使人们对中国所走的道路、选择的模式产生了怀疑和担忧。”

　　这种怀疑和担忧一定程度建基于在改革30年后中国社会进程正面对的诸多“临界点”：其一，经济规模突飞猛进已经完全冲破了旧有社会政治体制，而适应新环境的财富和权力分配制度没有建立或者支离破碎，整个中国社会内部利益集团之间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形成的不满和裂痕正在从思想、观念和情绪向现实的权力争夺蔓延且日益扩大。

　　其二，中国的快速发展，特别是2001年的“9·11事件”以来的突然性崛起，给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无论是妖魔化还是有限接触，国际社会都不能回避一个问题: 给这个庞大的新势力在权力分配问题上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和一个怎么样的地位承认，才能保障其成为全球繁荣的积极因素而不是破坏因素。

　　其三，改革开放30年已经完成了邓小平可能预见和规划的所有程序，也就是说第四代领导人必须在没有政治权威支撑的背景下，对改革开放的下一步独立做出30-50年的规划，而这种规划尤其面临着如何通过政治制度和权力制衡得以稳定地实现，而不会在某个时刻被偶然性因素打断。

　　所有这些都指向一个核心问题：改革开放必须从前30年的伟人指点江山式的模式，全面转向有制度保障和权力制衡的体制性改革开放，才能使得中国的发展有预见性和稳定性，进而可持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