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越集中 问题越好办

　　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地区集聚，在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让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些区域就业，成为产业工人，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

　　文/本刊记者 刘亮

　　在解释为什么要提名林毅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佐利克说：“林毅夫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对于农村问题有杰出的研究，可以给世行带来相关经验。”由此可见，中国解决农村问题的经验，正在受到全世界空前的重视，但反过来或许也能这样理解：中国农村问题的难度和复杂性，在全球范围内都无可出其右者。

　　老问题 新矛盾

　　事实上，以中国目前现有的经验，仍然未能很有效地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

　　2月5日，也就是来自中国的林毅夫接到世行正式任命的同一天，来自河北省盐山县的农民刘亦安仍然站在北京市朝阳区管庄乡的一条马路边，等着有人来找他做装修活。他脚边的石块下面压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他能够做的具体工作。

　　刘亦安告诉《环球财经》，近几年农村生活确实有所好转，变好的方面主要是取消了农业税，种地每亩还能补贴几十元钱；他的两个孩子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另外，家里人都参加了农村合作医疗，生病能报销一部分费用了。

　　但仍然有很多问题让刘亦安感到焦虑，首先是环境污染问题，已经好连续几年了，他们村用来浇地的水都被污染过，村里陆续有一些人患上了癌症，其中就包括刘亦安的父亲，不久前他看病刚花了2000多元钱，能报销的费用不到50%。其次就是治安问题，“如果家里养了牛这样的大牲口，基本上得通宵坐着看着，否则，一不小心，牛就有可能被贼偷走。”

　　刘亦安每年在城里打工，能积攒10000多元钱，但不敢乱花，都得存起来，为老父亲治病，以及支付孩子将来上高中的学费。

　　刘亦安的伙伴赵奎来自山东乐陵市，让赵奎感到不满的是种子、化肥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上涨，以及村干部的腐败。赵奎认为，因为上述原因，中央政策给农民的实惠，到农民手里已经打了折扣。

　　近年来，虽然国家采取了减免税收，增加农业投入和补贴，义务教育由政府来承担，建设低保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等措施，支持农村的发展，但这些措施并没有阻止城乡差距继续拉大的势头。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4年、2005年、200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6.8%、6.2%和7.4%，农民收入增幅连续三年超过6%，但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和绝对差距仍在扩大。200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21∶1，2007年扩大到3.3∶1，绝对差距达到8172元。国家惠农政策在解决了部分民生问题的同时，农村地区物价、环保、治安等新问题又日渐突出。

　　优先发展大城市

　　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并没有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切实可行的方法，特别是缺乏战略性的思考。

　　对此，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陆铭提出，现阶段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办法应该是，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地区集聚，在环渤海、珠三角、长三角等东部发达地区集聚中国一半以上的人口，让这些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这些区域获得市民身份，成为产业工人。

　　研究表明，在1996年〜2005年的十年间，全国338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市区面积从1.6万平方公里增加到了2.5万平方公里，增加了60%，同期上述城市的市区人口从2.7亿增加到了3亿左右，仅仅增加了10%左右，市区面积增加的速度是市区人口增加速度的6倍。

　　日本著名的新经济地理学家藤田(Fujita)的发现，中国的城市规模差距偏小，中国城市之间的规模差异要远远低于国际上的其他国家。

　　由于城乡分割，城乡收入差距加大，很多农村劳动力只能无奈地在农村和打工地之间奔波，每年中国春运人数都能达到数亿人次，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民工。这也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原因之一。

　　而留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农村地区发展技术水平比较低的产业，带来了环境污染等上述新的问题。

　　“积极发展小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控制发展大城市”的指导思想，无疑是导致城市化滞后的根本原因。

　　由于担心出现拉美国家的“城市病”现象， 长期以来，相关人士普遍认为，小城市才是未来城市化发展的合理方向。

　　然而，有学者指出，“城市病”并非大城市的必然现象，小城市的发展必须以大城市的存在及其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为前提。优先发展小城市，只会造成大城市规模偏小，并不利于产业聚集，也无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