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的沉重思考(2)

　　重新审视中国特色

　　在中国过去25的发展中，企业(尤其是民企)对宏观政策的把握，是极其重要的，在一些行业甚至是压倒一切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整个体制仍然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好比开车在弯道上，不看方向不是找死吗！而这种敏感性，在国际化过程中不能说完全没用(比如中海油)，但也有可能束缚我们的手脚：犹如在一个直道上，容不得犹疑，拼命踩油门就是了。

　　从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企业家其实正在面临很多“选择”：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平衡、家族制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权衡、单一品牌与多品牌的平衡等等。选择是必须的，但不一定非此即彼，有时候有融合的可能，只要不是根本上的一对矛盾：比如家族制企业与职业经理人的选择，可以兼得，美的和盛大等都在实践，目前来看也不错。

　　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未出现一家规模超过千亿的民营制造企业，凡事需要时间，千亿企业不能一蹴而就，关键看民营企业是否有一个成长的天花板，是否到了一定规模就很难成长，或成长速度明显放慢。似乎没有这个现象，所以也不存在什么“天生的弱点”。要说弱点，更多的是我们的经济体制有弱点，比如行政垄断。

　　(《重新审视中国特色》，滕斌圣，9月5日《当代经理人》)

　　中小企业决定一国经济活力和实力

　　中小企业决定一国经济活力和实力，进而决定国家命运，这是很多国家发展经验反复证明的一个规律。可惜，当今中国，公众、媒体和一些经济部门，倾心于“世界500强”之排名，着力于“航空母舰”之打造，事事优惠和大力扶持大型企业，对中小企业的发展却漠不关心，甚至设置重重障碍，这实在是一个经济政策上、发展战略上的方向性失误。

　　正是中小企业的创新和成长活力，使美国经济中的任何一家企业，无论它资格多老，过去多辉煌，名气多高，规模多大，都很难固步自封、止步不前，坐享垄断带来的超额利润。中小企业不但自身是创新主力，它们的存在和造成的竞争威胁，也迫使大企业不得不通过创新，来保持自身优势，这就形成了美国企业中的创新文化。美国企业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流行说法：“惟一不变的，是一切都永远在变”，正是这种创新文化精炼的总结。中小企业的存在，由此形成的竞争和创新文化，帮助美国避免了垄断带来腐朽、进而导致灭亡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小企业挽救了美国，使美国得以保持强大，丝毫也不过分。

　　(《中小企业决定国家命运》，王一江，10月23日《经济观察报》)

　　转型中国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需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

　　市场和金融发展推动个人解放

　　市场的改变与文化价值观的改变实际上是一个双向互动、相互推动的过程。中国过去30年经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从1980年代先是市场化发展，劳动力开始跨地区流动，在哪里工作、生活逐步跟你在哪里出生长大没关系，中国人和产品也开始大量出国，收入和私有财产也在增加。到1990年代，人们开始接触现代金融产品，先是各类保险品种，然后是养老投资、基金品种、按揭贷款品种，慢慢地人们越来越意识到，金融产品让你能把自己未来的各种经济需要、保险和养老安排好，让你在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需要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保证你总有独立的人格尊严，经济上的自足历来是人格独立的基础，而金融又是保证未来经济自足的工具。

　　虽然大部分人还没清楚意识到，但过去20-30年里，市场发展和金融发展已经改变了中国人很多的文化价值观。从我们的调查数据看，我认为北京、上海等城市人对家庭的价值观非常接近美国人的价值观，而很多人还没感觉到。

　　金融证券产品能够逐渐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让人们在远远比单个家庭、家族更广泛的范围之内进行资源互补、风险分摊，其风险分摊的效果远远超过在单个家庭、家族之内的效果。一旦市场制度架构足够可靠，由金融市场取代家庭的经济交易功能后，大家的福利都会更高。让家庭重点定义在感情交流上，把经济交换功能从家庭、家族里剥离出来，家庭关系里不谈利益交换。

　　(《陈志武：市场经济是个人解放的必由之路》，11月22日《南方周末》)

　　转型中国不会重回儒家秩序

　　正在转型的中国没有别的选择，就是要靠冷冰冰的、不认人情的法治重建社会秩序和商业信任架构，而不是一厢情愿地重回儒家秩序。在私人空间、在局部小群体内，可以依靠“三纲五常”之外的儒家传统文化去维护小社会秩序或私人秩序。但是，在公共领域和市场交易领域，在大社会范围内，除刚性法治之外，没有别的选择。否则，假冒伪劣、欺诈行骗必然会是社会常态。以往，许多人把假冒伪劣盛行归罪于市场化改革，这显然是诊断错误。实际上，假冒伪劣盛行的更深层原因是，一方面社会结构已经改变了，市场范围已经拓展了，而另一方面非人格化的外部法治又没跟上来，司法不独立，政治权力缺乏实质性制约。由于这两方面的不匹配，拓展了的市场范围、特别是覆盖全国的金融市场的确为那些不负责任的人提供了广阔的行坏空间，使行坏的潜在成本远远低于所能得到的利益。所以，在利益规模因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大大上升之后，必须通过法治的刚性和独立性使行坏的潜在成本成比例地增加，这不是人坏、人好的品德问题，而是具体经济利益问题。也因此必须放宽新闻媒体的监督，没有比阳光更好的杀菌剂。

　　(《商业化发展将继续转型中国社会》，陈志武，9月19日《中国企业家》)

　　中国当前模式下的经济增长还能持续多久？

　　改革路径的选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效率的选择，而且是涉及非常复杂的综合博弈与决策。中国和前苏联面临的具体环境有很大不一样，两个国家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冲破僵化的旧体制的束缚。但两国面临的资源禀赋不一样，手里的牌也不一样，中国当时国内教育水平比不上苏联，但劳动力实在太充沛了，这样就有一个条件，可以在国内体制不作重大变化的条件下，先把外资吸引进来，拿外国人的钱和技术帮中国人发财，当国内经济发育起来，社会呼声强烈了以后，水到渠成地再搞体制改革。这应该说是有政治智慧的。

　　这些年通过改革开放，的确使中国制造业的技术含量上升到了一个新台阶，同时，中国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管理水平也上升到新的高度。这些转变为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以简单的制造业来创造工作机会、增加收入的模式，创造了越来越好的条件和基础。

　　如果我们不抓住现在的机会，大力把改革推向深入，如果中国不在契约执行架构、信息提供架构、权力制衡架构等方面作更进一步调整，如果对权力的制约没有实质性进展，如果不能为市场交易提供更可靠的法治架构和信息架构，当前的模式走下去就会暴露出问题。

　　(《陈志武：谦虚面对中国奇迹》，5月11日《第一财经日报》)

　　依靠民主法治降低中国制度成本

　　中国的制度资本可以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有形的制度成本很高。众所周知，去年国家财政收入3.9万亿，占GDP的19.5%，虽然这百分比只比美国联邦财政收入占GDP的16%高出三个百分点，但美国政府财政开支的73%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文化等公共产品，行政开支只占10%，而中国政府开支只有25.5%用于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教和科研事业，行政开支却占了38%，养着庞大的官饭队伍。

　　第二是各类行政管制、审批，逼着企业、个体户、大小单位、个人、甚至大学教授，都去跑关系，“跑部钱进”和事事要审批迫使体制内外、大官小官、是官非官每天要花几小时泡饭局，耗费青春，拖延企业发展。

　　第三是由于对契约权益、对私人产权保护不可靠，执法机构缺乏公信力，要么使许多创业和交易无法做，要么就交易成本特高，抑制民间创业倾向。

　　为了对付这些制度成本和制度障碍，中国人只好每天多勤劳几小时，先为制度成本打工，然后才是为自己的收入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一年的工作时间在全世界属最高之列，中国的人均收入却最低。或许拉美人的确不如中国人勤劳，但是，由于他们的制度成本较中国低，虽然每天工作的时间比中国短，他们的人均收入照样比中国高。

　　只要中国人比任何其它国家更愿意勤劳、更愿意干苦力活，那当然是有没有民主、法治，中国经济照样能利用经济全球化增长。但如果我们想生活质量高一些并有更多时间跟家人在一起，那么就必需降低制度成本、减少制度障碍。所以，勤劳决定碗里是否有饭吃，而民主和法治决定生活品质，决定是否能付出更少的勤劳但照样能增加收入。

　　(《中国为什么需要民主？》，陈志武，6月1日《南方周末》